上次说到西周的文化教育特征是“学在官府”，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为奴隶主国家所占有、享受和管理。“学在官府”的具体表现为：唯官有书而民无书；唯官有器而民无器；唯官有学而民无学。子承父业，贵贱终生，官府是学术传授基地，学术传授是为了职官的传递。文化教育被贵族所垄断，贫民很难享受到教育的权利。 到了春秋时期，官学逐渐走向衰败。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世袭制度下，贵族子弟命定为统治者，他们学习与否与其权位没有直接的关系，导致他们一个个不思进取；二是社会制度从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变，旧的政治秩序逐渐崩溃，王权旁落导致学校荒芜，文化和文化职官流失；三是频繁的争霸战争使得学校难以保持正常的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语），学术文化扩散于社会，下移到了民间。 官学教育的衰废，反映了“学在官府”的旧教育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权力的频繁转换，对新型的人才及文化教育的需求更为强烈。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就以新的办学形式，聚徒讲学，从而成为创办私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驱。私学在春秋时期产生，经历短短的一二百年就直接走向繁荣，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不能不说一个奇特的教育现象。 私学产生的原因，除了上述社会需求外，还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即有可教学的内容和有从事教学的人。在“学在官府”时代，民间根本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因此不可能有学，而到了春秋时期，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是学术的扩散与下移。在统治阶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被迫流亡他处，这些没落贵族的流亡导致了学术的扩散。例如周惠王、周襄王间争夺王位的内讧，使世代掌管周史的太史离周去晋。周景王死后，王子朝争夺王位失败，率领一批贵族及百工，携带王室所藏文献典籍逃到楚国，至于其他小规模的贵族流亡事件则层出不穷。这些文化精英（没落贵族）和典籍向民间的散落，既冲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樊篱，也向下层民众揭开了曾经笼罩在文化礼乐知识之上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学术官吏的权威地位，为私学建立一种新型师生关系奠定基础，从而使民间有了从事教学活动的条件。 二是新兴的“士”阶层的出现。“士”在西周以前就有。按当时的社会等级序列：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前三类都是贵族，而士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很难升到统治集团上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一批旧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垮台了，沦落为士。他们一般都受过教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并且有操持各种礼仪的实际技能，正是他们将学术文化带到了民间。一些平民因有条件接触到学术文化，而上升为士。这样，士的队伍大大扩展，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社会阶层。 士与工、商、农并称“四民”。士一般不务农、做工、经商，脱离一般生产劳动，而是凭借掌握的学术文化及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专长，来为权贵服务。所以，士虽为民，穷困潦倒时可能连一般农、工、商都不如；而一旦被统治者看中，又可能获得高官厚禄。士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作官从政、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从政是主要目标，从事教学和研究则是打好基础，以提高学术水平和社会知名度。而要想成为一个士人，也必须从拜师学艺开始，学而优则仕，“士”阶层正好为私学提供了师生双方的办学可能性。 私学的兴起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冲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学校教育为官府垄断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教育的社会基础更为广阔。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并在私学中付诸实践，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为学术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其次，私学是专门的教育场所，这就打破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旧官学教育体制，教育从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过程。私学的教师以具有知识技能的贤士为师，教师不再是官吏，而成为以教育人为谋生之道的专业化的、相对独立的教育工作者。教师可以自由讲学，学生也可以自由择师，私学当时已有竞争出现，相传连孔子的私学也曾经历“三盈三虚”。 其三，私学使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得到新的发展。在教育内容上，突破了西周的“六艺”范围，各家各派可以自由传授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点和新的知识、技能。在教育方式上，私学可以没有固定的教育场所，而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主动求学为动力基础，办学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其四，私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促进了先秦教育理论的发展。私学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卓有建树的教育思想家，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等，而且还出现了如《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君书》、《韩非子》等记载了大量教育思想的典籍以及《大学》、《学记》等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cc4a8701009ji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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