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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据赵晔统计，截止2011年，琮的发掘品（包括能确定遗迹单元的采集品），有15处地点，涉及墓葬40座，总计119件。良渚文化分布区各文物收藏机构收藏的琮采集品，总计54件。两项合计约170余件1。琮是良渚文化聚落等级和规模的标识，也是划分聚落集群的重要依据。中村慎一曾根据“当时被视作至高重器的玉琮的出土地点”，将良渚文化遗址划分为八个集群：良渚遗址群、桐乡—海宁遗址群、临平遗址群、德清遗址群、海盐—平湖遗址群、吴县—昆山遗址群、青浦遗址群和常州遗址群2。 在出土琮的墓地中，随葬琮的墓葬总是墓地中最高规格。反山王陵中数量最多、雕琢最精美的琮是核心墓葬M12。多数学者认为琮源于环镯，但是具备琮要素的成熟形制的琮，似乎从良渚文化一开始就有了。哪怕琮确实源于环镯，其具备琮要素的成熟形制的琮，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复杂几何元素和结构的综合体，琮和圆形的璧环关系密切，有着四角方位和四方直槽，明显是一个微缩的反映天地宇宙观的实体。琮的拥有，被视为神权的掌握，与主宰良渚玉器的神像自始至终的只有琮，琮几乎是神像的贯彻者，神像则是琮的执行者。 如果说，良渚文化以成组玉礼器出现为代表的玉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特性的基础，那么琮显然是最具代表的实体。良渚文化同时期，琮就扩散到长江、珠江和黄河下游广袤的区域。良渚文化以后，琮的扩散几乎遍及了大半个现代的中国，琮在黄河流域的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了第一次重生，其嬗变形态的内圆外方成为战国以后托古“礼地”的极好注脚。 重新梳理、讨论良渚文化琮的源起和含义，很有必要。 一、良渚文化一开始琮就设计好了中村慎一较早关注良渚文化琮的演变，将张陵山M4和瑶山M9定为六期发展中的第Ⅰ期3。瑶山M9：80豆盘4，外壁按剔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其形制与良渚庙前遗址分期中第一期晚段豆M7：10完全一致5，庙前第一期晚段的两类豆M7：10、M29：5，与湖州毘山崧泽文化晚期假腹盘相衔接，与良渚遗址群南部大雄山南麓的官井头遗址崧泽文化晚期墓葬M62一致6。瑶山M9是迄今为止良渚遗址群内所见最早的最高等级显贵大墓。 如果把瑶山M9：4琮认作是最早的琮，那么共存的小琮（琮式管）就无法解释了。瑶山M9出土小琮5件，其中M9：11、12小琮是玉钺杖的附件。5件小琮，完全具备了大琮后来发展的基本形制：四方柱体，外壁弧凸，小射孔，复式的节面，节面雕琢简约的神像，甚至M9：50小琮刻划脸庞线，M9：72小琮的复式节节面纹样仅省略为弦纹。 瑶山M9出土的部分玉器和陶器 瑶山M9：4琮，雕琢四个弧凸的神兽节面图案。瑶山M10：15琮，也雕琢四个弧凸的神兽节面图案，但是节面纹样的正中部位，明显隆起。除了神兽上方另外添刻了两组弦纹，纹样的细部也有所分别，尤其是双眼下方的“泪线”刻划，瑶山M9：4外撇，瑶山M10：15则内括。獠牙阔嘴的两端，瑶山M9：4尖喙朝下，而瑶山M10：15则尖喙朝外侧。瑶山M9：1带盖柱形器、瑶山M11：64柱形器阔嘴外侧的刻纹，与瑶山M9：4琮基本一致。 瑶山圆琮和柱形器的节面纹样 瑶山M9：4琮节面的神兽形象，与反山M16：4冠状器的神兽姿势一致，它们都呈撑开状，而不是通常所谓的“蹲踞”。没有一种动物的正面造型可以呈现出那样蹲踞姿态，极有可能通常所见的完整神兽形象，就是因为出于琮整体展开法的需要而形成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琮节面纹样的发展过程中，也极有可能经历了一个真正正面展示的神兽形象，而现在所看到的神兽形象极有可能是因为琮折角展示（整体展开法）的需要而设计的7。 神兽的两种姿势——以反山M16：4冠状器和反山M14：135三叉形器上的神兽为例 昆山赵陵山M77：59琮，出土时位于墓主右手上，琮下端叠压墓主右手指骨8。琮素面，近似正方体的四外壁明显弧凸，还留有可能是修治的片切割痕，应该是一件已经基本加工好四个弧边的琮坯，就差进一步制作射口和分割节面了。该琮与1973年瓶窑吴家埠山上出土的打样线琮相比9，已经修治为弧边，进了一步。 赵陵山M77：101、103豆，豆盘敞口折腹，喇叭形豆圈足上圆形镂孔或结合宽凸棱。这类豆与湖州毘山M56：9、M60：2豆形制完全一样10，这类豆要早于长方形镂孔结合宽凸棱的喇叭形敞口折腹豆，从良渚庙前遗址墓地情况来看，可能稍晚于或相当于瑶山M9的相对年代。 由此说明，在已知的良渚文化最早期，琮的形制就已经成熟了，或者说，从良渚文化一开始，琮就设计好了。 二、琮的空间结构和平面维度反山M12：98琮，是迄今为止综合体量最大、玉质品相最好、雕琢工艺最为精美的大琮，不但符合琮的上大下小、四弧壁和四角四直槽的分割，还具有玉璧一般的射面，以及直槽上的与两侧节面图像对应的神人兽面像。反山M12：98琮是良渚文化玉琮的集大成者，虽然与反山M12：98同时期和早于它时期的琮，有大小射孔、多节面和少节面，以及环镯形的多种形态存在，但是瑶山被盗掘的M12，也出土了相似形制的大射面琮。良渚文化晚期出现了复式节的高琮，不过，武进寺墩遗址依旧出土了与反山M12：98大琮接近的琮形，硕大的矮方体、大射面，如寺墩M3：5，以及之前采集的2件11。所以，反山M12：98琮也是良渚文化琮的最代表。 反山M12：98大琮 良渚文化琮是由有组织的具有一定含义的几何元素组成的复杂构架，琮的任何一个面、任何的一个角落都可以成为观看的视角，图案以二方连续为主要的琮体，还具有动态的旋转的效果。 首先，从琮的空间结构上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层次。良渚文化所有的琮，都遵循上大下小的原则，上下射面通过中心的射孔贯穿，也通过切割修治后的射口贯通，连接上下两个射面的射孔，看似无形的中空，本质上却是一个有形的实体（柱），它们再以四角节面、四边直槽共同支撑，构成琮的空间。 琮空间结构的解析 琮的四角节面和四边直槽，是二方连续的布列，可以旋转着观看，这与环镯图像纵向布列的二方连续旋转模式截然不同。 反山M12：98琮拓本 瑶山M1：30龙首纹环镯 刘斌把反山M12：87柱形器视作琮发展过程中的Ⅰ式，认为这类形体较瘦长的柱形和体形宽扁的镯形，它们都没有四角，兽面纹仅作浅浮雕的凸起，是更为原始的形态，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整体加高凸起部分没有意义，中间做脊才是发展12。不过，反山M12：87柱形器，极有可能利用琮的钻芯制作，上下切割有射口，外壁以十二幅神人兽面像和神兽像错落布列，呈现一幅螺旋上升的视觉效果。 反山M12：87柱形器 类似的柱形器还出土于余杭临平横山M213，可见还不是孤例。如果从有形的柱体的角度出发，反山M12：87柱形器上的图像错落旋转所形成的视觉效果，使得柱体产生旋转上升的动态效果，在其它平面雕琢的纹样中，如反山M12：91、103豪华权杖的瑁、镦，围绕着圆和椭圆的螺旋旋转，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这类图像形式，在良渚文化陶器上也得到充分的表达。反山M12：87柱形器从另一个角度注解了琮无形射孔的内涵。 反山M12：91、103豪华权杖瑁、镦纹样上以圆和椭圆为中心的旋转 其次，是琮的平面维度。1995年牟永抗在伦敦大学大维德第十八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关于璧琮功能的考古学观察》一文，首次把琮的造型设计与凌家滩刻纹玉版联系起来，在牟先生的指导下，我为文章绘制了以琮角为单位的侧视图和仰视展开图14。 “此图中心的内接圆是琮体下端大射口及其四角。再以四角为起点，按每角的实际高度向四方作对角线伸展，就是角顶转折部位的中轴线，形成第二重方形画面，同时在对角线两侧绘出分节线及神祗的图像。然后再以下端射口为圆心，以琮体通高为半径画出外重圆，并在两圆之间按实际尺寸绘出纵向直槽。由于顶端展开，直槽两侧线在画面上重复出现致使画面出现空缺，所以空缺部位的顶部借用虚线加以连接。在这幅展开图上可以读出三层内容：其一由中心孔及四道直槽组成沟通内外两圆的五条通道，中心孔虽位居中央而在画面上不及四直槽显眼，反映出两者具有不同的沟通功能。二是由对角顶中轴线及分节线组成了多级台阶或等级状的阶梯，每级台阶上都占据着一位神袛。其外形恰似放射状的四支定向指示标。分节线加强了该标识的放射状气氛，并在画面与通畅的直槽形成了十分鲜明的虚实反差，表现出槽与角的不同性状。假如画面以写实手法表现的四角阶梯，是表示在神的帮助或感召下通过修炼或某种努力可以攀登的工具。那么必须逐级攀登阶梯所能达到的空间高度，明显不如无阻拦的直槽或中心孔，后者是一种特殊的通衢。其三是在两重方圆之间存在着由直槽组成的四面，四个面又被四角重新等分为八方，四角不直接产生于中心圆，植根于中心圆之外的方框，具有某种次生的成分。如果上面这种认识有几分道理，那么玉琮所体现的乃是良渚人在其特定的东方式宇宙观的基础上，巫或萨满信仰中天人交流的工具。” 在琮的设计和构架中，平面展开示意所表达的两层圆（上下射面）、四直槽（二绳）、四节面（四维），以及复式节面的结合，把良渚社会对于天地宇宙观的认识充分表达了出来。 琮的设计和平面展开示意 三、琮形式中的柱形器和锥形器神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神像和琮自始至终贯穿，琮的形式在其它玉器上也得到了体现。除了小琮（琮式管）之外，琮式锥形器和琮式柱形器尤为重要。 柱形器是反山、瑶山发掘时根据出土状况和器物形制新命名的玉器，“外形为圆柱体，中部有一贯通的小圆孔，大多位于棺盖之上，部分位于棺底，似为葬具上的某种附件。在棺盖上的往往三件以等距离分布在墓内中部的纵轴线上”15。三件成组的琮式柱形器等距离置放在棺盖上的原生状态，反山发掘20年后，2006年良渚后杨村M4的清理中得到了验证16。 反山M20：1~3三件柱形器，雕琢琮的形式，等距离置放在棺盖上。等距离置放在棺盖上的玉器，除了琮式柱形器之外，还有环镯类。如瑶山M7：6、57、58三件环镯，高1.8~2.4厘米，内径4.4~4.5来，形体小于作为臂穿的环镯，原先应等距离置放在棺盖上17。
反山M20：1~3置放在棺盖上的三件琮式柱形器 置放弧凸棺盖上的玉器，采用琮的形制，一定具有特别的含义。如此竖置，也可以为类似武进寺墩M3众多复式节高琮的原生随葬状况的推测，提供启示。 琮式锥形器是另外一种采用琮形制的重要玉器。锥形器源自于箭或长矛，单体的锥形器有时还在尾端装置套管，成组的锥形器则往往呈集束状位于墓主人的头端部位，在良渚遗址群和周边的临平遗址群，成组锥形器均与标识男性性别的三叉形器、玉石钺等配伍，往往以9、7、5、3等奇数组合。良渚文化早期锥形器的横截面多为圆形，往往不制作榫头，良渚文化早期之后锥形器的横截面基本为方形，多制作榫头。琮式锥形器的琮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锥体的基本特征都一致，外壁呈弧边的方形，锥尖为攒尖顶，放大了颇似古埃及的尖方碑造型。如果把琮的射孔视作为有形的贯通柱，那么琮式锥形器就好比琮无形的射孔中增添了有形的柱体。
反山M12：74成组锥形器 青浦福泉山M144：25柄形器，是一件特殊形制的玉器，器身雕琢六节琮节面，下端为有卯销孔的榫头，上端琮形式之上为两道凹凸弦纹的圆弧顶面18。也为琮和琮式玉器的内涵的认识增加了材料。
青浦福泉山M144：25柄形器 四、良渚琮后续的嬗变良渚文化晚期，琮的形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形越来越高，最高的可以达50厘米左右，相应的节数也越来越多，最多的可达19节，节面纹样再也不出现神人和神兽的组合形式，仅简约为小眼睛的神人面纹，甚至在一些草率的琮节面上，眼睛可有可无，眼角可有可无。良渚文化之后，琮的外廓基本保存，但是在细部上发生了大的嬗变，以广富林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最为典型。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广富林文化5件玉石琮，3件完整，2件残损。H1569：1玉琮，琮体外壁略弧，射口、直槽、分节俱全，但节面仅以横线分割线示意。H2679：1玉琮，琮体外壁较弧，射口切割虽然生硬，但是完整，节面和直槽仅以框线刻划，原先良渚琮节面的内容荡然无存19。
广富林文化是良渚后至马桥文化之间的重要考古学文化，琮体分节图案的嬗变极具意义，对琮体节面仅以简单的框线分割，除了差不多时间段的湖南度家岗遗址采集品之外，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出土的琮多为这类式样，可见有相当的影响。 龙山文化玉琮数量不多，五莲丹土采集的弦纹节面玉琮，表现眼睛的圆圈被随意雕琢在三道弦纹上，类似的玉琮三星堆遗址早年曾有采集，说明这类处理节面的琮，不是个例。临沂湖台M1、M2出土的“石扁琮”很有特色20，M2：4略呈正方扁体，差不多的形制也见于莒县杭头M821。湖台M1：1正方体的四边中部，均切割有凹缺，湖台两件石扁琮均作为腕饰穿戴，这是龙山文化对良渚琮的一次颠覆性的改造。
临沂湖台M1、M2和出土的石扁琮 陶寺是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阶段出土琮数量最多的遗址，1978~1985年墓葬出土琮13件22，以近方形和圆角方形为主，外壁有弧边，但也有直边，说明对于琮外壁的弧凸已经不再要求了。同时，琮的节面纹样也开始被省略，素面琮大量出现，这为齐家文化时期正方体琮的定型奠定了基调，更为后世托古的“天圆地方”埋下了伏笔。
陶寺1978~1985年墓地出土的部分琮 天地宇宙观是不同时期人们对于天地关系的认知和构架，良渚琮所反映的上下不同尺寸的圆形层面（射面）和中心贯通（射孔）、四角利用整体展开法表现的节面，以及同样承载神像通道的四直槽，琮既形成以直槽、折角等多个为中心的观看视角，也以图像布列的二方连续形成动态的旋转效果。良渚琮的构架和阐释，与中国古代对于宇宙观的系统性认知有极大的契合度，在新石器时代其它考古学文化中绝无仅有，不能不说是开创性的总结和创造。 2018/5/11 注 释 1、赵晔：《良渚玉琮再探》，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6页。 2、中村慎一：《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3、54页。 3、中村慎一：《中国新石器时代の玉琮》，《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第8号，1989年12月，第63页。 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图二五六。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官井头遗址崧泽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355页。 7、方向明：《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像——玉器时代观念形态和美术形式的个案研究》，陈光祖、臧振华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东亚考古的新发现》，中央研究院，2013年，第170页。 8、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 9、王明达：《介绍一件良渚文化玉琮半成品——兼谈琮的制作工艺》，钱宪和、方建能编著：《史前琢玉工艺技术》，国立台湾博物馆，2003年，第88页。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毘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04、207页。 11、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常州市博物馆陈丽华：《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文物》1984年第2期，图一○、一一。 12、刘斌：《良渚文化玉琮初探》，《文物》1990年第2期，第32页。 13、 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清理简报》，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1936~1996），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70页。 14、牟永抗：《关于琮璧功能的考古学观——良渚古玉研究之一》，牟永抗：《牟永抗考古学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42页。 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第17页。 16、王宁远：《良渚遗址群后杨村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 17、单件玉器置放在棺盖上，如瑶山M1：30龙首纹环镯，出土时高于墓底约20厘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18、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19、黄翔：《广富林遗址出土玉石琮》，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估计出版社，2014年，第259~266页。 20、临沂博物馆：《山东临沂湖台遗址及墓葬》，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2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博物馆：《山东莒县杭头遗址》，《考古》1988年第12期，第1061页。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编著：《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707~7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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