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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歌》也是如此，阿九把现实的生活一扔，投入到想像的、他神往的世界中。在那里，“我的歌高于天山，胜过一切晚宴”，在里面唱歌的仍然是亡灵，一个英雄的亡灵，一个高昂的英雄的精神之旅：我的欢笑就是猎鹰回到“快乐”之巢，因我亲见它们。那寻找我的，必寻不见；与我只有一条翅膀的距离，却不能看到。当黑暗包围了兰花，智慧也回归了我的四野。我给了他们登临的杖，并建立了群山。它们超过了会众的双眼，除了大海，无人将它度量。我的心确是刻有铭文的，确是一切往事的许可者。我的话仅为深水打开辨认之窗。我的每个字都是狐鸣，招来了乌鸦之羽，像交错的大殿，接合的檐角。我使一切礼赞在自己手中，因我剩下的勇气仍可伏虎。 阿九自己回忆说：“《明歌》是12年前写的，虽称为‘明’，其实是彻底的‘黑暗’，是绝望。但它也是对绝望和虚无的反抗，在想像中把自己变为一个从墓穴里走出的新生的亡灵，一个光明之子。”这个解释令人信服。一个素来低调的人为什么在诗歌中这么豪迈呢？显然它们是对日常的每时每刻的束缚的猛烈的冲决。 可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阿九新世纪以来的作品已经看不到过去的赞歌句式，显得更加温婉了。那个英雄式的亡灵变成了一个谦卑的现代人。那个暴烈的、爱好的惩罚的神也不见了，《旧约》中的独断的神被《新约》中的孤弱者的上帝所替代。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那是因为阿九有了基督信仰。 阿九本人可能也属于他所说的“文化基督徒”：“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为‘文化基督徒’，有些后来真的受洗成了基督徒。我觉得，除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外，基督教中突出倡导的爱是非常好的东西。在人类观念史上，基督教为人类的平等提供了有力的神学-哲学基础。”他对基督教的接受也是经过一个过程的：“我最早读圣经是在1988年，那时是当文学文本来读。我特别喜欢《雅歌》、《诗篇》等篇章，并未想到属灵的意义。来加拿大之后，和教会的接触就多了，因为它是这个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我的许多朋友都是信基督的。”阿九肯定了基督教的价值：“对个人而言，他是一种信仰，可以锚定人生的价值，让人对未来和死亡不那么恐惧。好的基督徒总是令人感动的，是世上的盐。对社会而言，基督教倡导的爱为社会带来了温情，让人们在生存斗争之余仍然像兄弟姐妹，这样才可能在危难时分相互关照。”但同时，从基督教的传教和历史来看，它又是让阿九困惑的。阿九说：“在宗教领域，基督教是扩张性的，它的后果现在还很难去评价。” 我最近看了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导演阿坎德的电影《野蛮人入侵》（获200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里面男主人公的一些话让我震惊，大意是希特勒的纳粹用毒气和子弹消灭了六百万犹太人，而进入美洲的基督徒用斧头一斧头一斧头杀死了数十倍于死难犹太人的印弟安人。不过，作为现代普世性意义的终极价值的体现者，基督教在完成政教分离以后，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内部发展，已经更加多元。在古老的宗教中，它最早也是最好地完成了现代转型，它比别的大多数宗教更具有包容性。在基督教的世界中，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他们一直在反思着自己，刚才所举的电影中的例子也说明，基督教内生的自我批判能力保持了它自身的活力。阿九对基督教作用的矛盾心理并不妨碍他对属灵的最高价值的确信，而基督教与儒教的对话和交融的可能性，也隐约浮现在他作品的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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