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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时下学界每探讨 历史 课题，必首先论述其地位，内中往往又不乏过甚之词。如果我们沿袭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当年的说法，将宋代艳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 时代 ”，并认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几百年，只怕有哄抬历史地位之嫌。宫崎氏同时又说：
中国 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1]
宋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否果真落后于西亚？这里姑且置而不论。但他认为宋代文化“居于世界最前列”，显然属于平实之论。
早在北宋熙宁年间，国史编修官李清臣就说：“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2]南宋末年，蒙古国信使郝经则把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盛赞为“后三代”。他上书宋理宗说：
汉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贵朝则似乎周，可以为后三代。[3]
陈寅恪先生在四十多年前，进一步认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
邓广铭先生最近又指出：
宋代文化的 发展 ，在中国封建 社会 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5]
估计之高，无以复加。
宋代文化横比当时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处于领先地位；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对宋代文化的这两个基本估计，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不过，把握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或许比揭示其历史地位更重要。钱穆先生说得对：
就宋代言之， 政治 经济 ，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6]
他认为，在宋代文化史上有三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即“宗教思想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7]钱氏的阐述未必处处精当，但颇有启发性。
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恐怕莫过于相对普及。它同时又象征着宋代文化的繁荣。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表现在哪里？原因是什么？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 问题 。
一、“奇童出盛时”，“妇女多能诗”
有宋一代神童多、才女多、儒将多。这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或许即反映了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在年龄上不分长幼、在性别上不分男女、在行业上不分文武。
所谓神童，众所周知，无非是指智力超常的儿童而已。在宋代，诸如王禹偁九岁、丘浚十岁、孔文仲七岁、蒋堂六岁、黄庭坚七岁会写诗、能作文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特别叫人吃惊的是，杨亿“数岁不能言”，突然吟咏《登楼》诗：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8]
朝廷为选拔超常儿童，从宋太宗时起，设立童子科。[9]宋绶、晏殊、姜盖、李淑、蔡伯俙等在宋真宗时，先后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其中福建蔡伯俙年龄最小，只有三岁，宋真宗欣然赐诗一首：
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
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姿。[10]
此后，从宋仁宗朝到宋徽宗时，赐出身者20人；宋高宗朝，求试者36人，授官者6人；宋孝宗朝，求试者74人，授官者7人；宋光宗朝，求试者17人。嘉熙元年（1237），女童林幼玉应试合格，宋理宗下诏，特封孺人。这些智力超常儿童，有的后来受到重用。宋孝宗时，礼部在奏疏中说：
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11]
宋代神童较多，与当时不少人主张“教子当在幼” [12]有关。欧阳修说：
教育 之法，始于童子，谓之小学，君子重焉。[13]
宋代的中央官办小学创设于元丰年间，崇宁元年（1102）十月又命令州县普遍建立小学，负责教育8到12岁的儿童。政和四年（1114）二月，中书省上奏：
小学生见近一千人，入学者尚未已。[14]
可见，当时官办小学之兴盛。民办小学与官办小学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兴办早，并深入到乡村。民办小学的情景多次出现于诗人笔下，如宋伯仁《村学纠》：
八九顽童一草庐，土朱勤点七言书。
晚听学长吹樵笛，国子先生殆不如。[15]
赵汝鐩《憩农家》：
农家颇潇洒,虢虢清泉流。
…………
群儿窗下读，《千字文》、《蒙求》。[16]
《千字文》、《蒙求》是宋时使用的小学教材，编写于前代。宋代编写的小学教材除颇负盛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而外，为数尚多。如欧阳修所编《州名急就章》：
别州自禹郡于秦，废置经革难具陈。
皇家垂统天下定，疆理万家承政令。
……[17]
乡村小学数量太多，教师当中难免有滥竽充数者。如鄱阳（今属江西）千秋乡的李晟，就是个冬烘先生。他“读书不多，年过五十，犹为人训蒙，两目浸昏，夜不能视一物”。[18]谢深甫青年时代在家乡教书，自己“始不过读《兎园》耳”。[19]所谓《兎园》，无非是儿童读的有图画的故事书。这类老师教学， 自然 笑话百出，甚至将“郁郁乎文哉”误念为“都都平丈我”。曹元宠《题村学堂图》讽刺道：
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
相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
乡间学童习以为常，居然拒不接受纠正。当时人不禁感叹：
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
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20]
不过应当承认，这类学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普及文化的作用，并培育出不少人才。如王禹偁、王曾、苏轼、叶梦得、张孝祥、陈傅良等知名人士，儿童时代都上过乡校、村学。当时，“途巷小儿听说三国”，“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21]这恐怕也应视为民办小学、家庭教师普及文化的成果。
尽人皆知，“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歧视妇女的观念形成于明末。[22]与此相反，在宋代不仅“当时风尚，妇女皆知爱才”，[23]而且在她们当中涌现出不少人才。提起宋代的才女，人们立即会想到李清照及其《漱玉词》、朱淑真及其《断肠集》以及俗称苏小妹的苏洵幼女苏八娘。其实，即使就能文的妇女来说，也远不止于此。在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入选的诗作者中，妇女多达106人。至于其出身，相当广泛，上自皇后，下至妓女。北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
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
他称赞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妹妹张奎妻、女儿吴安持妻、侄女刘天保妻能文工诗，佳句颇多，“皆脱洒可喜”。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98至100，集中地著录了22位妇女的墓志铭，其中写明“好读书，能文章”的便有8位。如果说王安石因尊重妇女而受喝彩，那么程颐则以歧视妇女而落骂名，但程颐家里的妇女同样能文。他的母亲“好读书史，博知古今”；[24]侄女“自通文义”、“喜闻道义”、“发言虑事，远出人意”。[25]岂止王氏、程氏等大家妇女，在下层中间也涌现出一批女医生、女棋手、女艺人以及女致富能手。南宋末年人陈普《古田女》诗云：
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霜。
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
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
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26]
她们显然赚了大钱。此外，如比阳（即今河南泌阳）王八郎妻被丈夫遗弃后，因善于经商而获得厚利，“蓄积盈十万缗”。[27]这些妇女成天穿梭于市场上，并颇有才干，看来不会毫无文化。
宋代才女较多，与当时并未完全剥夺妇女获得文化的权利有关。欧阳修编写《州名急就章》，他在序中自称，其目的在于“以示儿女曹”。朱熹“病《女戒》鄙浅”，打算另编一部，“以配小学书”。在他拟定的篇目中，有《讲学》。[28]妇女被作为教育对象，固然主要是为了向她们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如程颐的母亲“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29]但教育子女的重任主要落在作为母亲的女性肩上，也是个重要原因。如参知政事贾黄中博学多闻，宋太宗召见并称赞其母亲王氏：“教子如此，今之孟母”。[30]参知政事苏易简才思敏捷，宋太宗询问其母亲薛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的回答是：“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宋太宗夸奖道：“真孟母也！”。[31]孙昌龄考中进士并官至御史，把成绩归于其母亲杨氏：“吾母能诲我也”。[32]妇女如果没有文化，很难承担这一重任。宋仁宗时曾任参知政事的宋绶“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的母亲“知书，每躬自训教”。[33]李君夫人盛氏“能读《易》、《论语》、《孝经》、诸子之书，亲以教子”，[34]因而她的三个儿子皆中进士。凡此种种，难以枚举。
在“粗人以战斗取富贵”[35]的五代，武将大多目不识丁。他们极端轻视文化，喋喋不休地说：
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
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36]
宋代的武将观念发生变化，他们一般都懂得：
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
士兵起家的狄青“博览书史，通究古今”；[37]出身农家的岳飞“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38]说到宋代的儒将，人们或许以为是专指范仲淹那样的率领军队的文臣。其实，狄青、岳飞这类“恂恂如书生”的武将，似乎也可称之为儒将，此外，如北宋中期的名将郭逵，青年时代就以好学闻名。他“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即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39]宋真宗时官至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的冯守信“虽在军旅，数以《孝经》、《论语》为人进说，人尚以儒者目之。”王安石称赞道：“自公在野，手不去经，率其所学，以抚戎兵”。[40]而杨亿则赞叹：“本朝武人多能诗。”宋初名将曹翰即借诗发牢骚，写下《退将》诗：
曾经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41]
此后，刘吉父、张师正等武将的诗则颇有豪气。就连“初不知书”的韩世忠经过 学习 以后，“晚年能作小词”。其中有《临江仙》一阙：
冬日青山潇洒，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贫穷。[42]
似乎还写得不错。
宋代文化素养较高的武将较多，与宋太祖提倡武将读书有关。他说：“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43]此后，尚文气氛弥漫整个社会，武将改文资虽然受到严格限制，但他们难免附庸风雅。何况，分别开始于咸平三年（1000）和庆历二年（1042）的武举、武学，贯彻着武人应习文精神。王安石对此表示反对：“武举复试墨义，则亦学究之流，无补事”。[44]但积重难返，其后果是：
武士舍弃弓矢，更习程文，褒衣大袖，专效举子。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
宋高宗忧心忡忡：“数年之后，将无人习武矣！” [45] 宋太祖当初提倡武将学文化，本意并不错。殊不知后来在促成有宋一代文风之盛的同时，偏差竟这样大。 二、“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
当然，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主要表现还在于文化从先进地区推广到落后地区、从通都大邑推广到穷乡僻壤，特别是从士阶层推广到农工商各阶层，极少数世家大族再也不能完全垄断文化，整个 社会 的文化水平提高。
就地域而论，宋代文化的 发展 无疑是不平衡的。照北宋人王得臣看来，福建和四川是当时两个文化发达的地区。他在《麈史》卷下《风俗》中说：
闽、蜀同风。……今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
“福建出秀才”，在宋代号称“天下第一”。[46]如果说这只是民间的说法，那么《宋史·地理志》也说：福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四川“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当时，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文化发达的程度并不亚于福建、四川。如江西的南安军（治今江西大余）“儒术之富，与闽、蜀等”；[47]浙西的嘉兴府（治今浙江嘉兴）“诗书礼乐相辉相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弟无不风厉于学”。[48]于是，宋代又出现了这样的说法：
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49]
把江南、两浙与福建、四川一概视为文化发达地区。素称“贵文学、尚礼义之国”的齐鲁即北宋时期的京东，尽管一度“弘诵阙然”，可是宋仁宗以后，这里的人们“益知贵诗书之业”。[50]不仅江西，“虽荒服郡县，必有学”，[51]而且在当时最落后的夔州路和广南东、西路，文化也逐渐得到普及。如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从前“此邦之人尚不识书”，到庆历年间，“人渐知读书”。[52]两广地区学校相继建立，朱熹《朱子文集》卷10《静江府学记》、《琼州学记》、《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等文即是其证。
南宋谚语说：“天上天堂，地下苏杭”。[53]宋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无疑当首推南宋行都临安。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称：
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
苏州的情况同样是：“师儒之说始于邦，达于乡，至于室，莫不有学”。[54]岂止城市郊区，即使穷乡僻壤， 学习 文化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有北宋人晁冲之《夜行》一诗为证：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55]
南宋人宋伯仁《嘲不识字》一诗则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好学的 农村 孩子：
难字逢人问，村中一小儿。
璋獐宁易辨，亥豕似堪疑。
卤莽原非莽，耕犁别字犁。
识丁何足道，煮字不充饥。[56]
其实，他不值得嘲笑，应当受到鼓励。无怪乎朱熹说：
比年以来，乡人子弟，愿学者众。[57] 对于宋代文化逐渐由先进地区普及到落后地区、由通都大邑普及到穷乡僻壤的盛况，《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作了简要的概括：
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
南宋学问家陈傅良则对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了虽然夸张，但却形象的描绘：
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
未省有宇宙，孰与今多儒！[58]
他所强调的“人人”、“家家”，其主要涵义显然不在于地域，而在于阶层。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最重要也最富有 时代 意义的表现是文化不再被极少数士家大族所完全垄断，逐渐由士阶层普及到农工商各阶层。
宋代“虽为市贾，亦重儒术”的事例不少。[59]北宋时，许骧、冯京等读书人，都是商人家庭出身。被称为“吴纱帽”的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帽匠吴翁“日与诸生接，观其济济，心慕焉。”他“教子任钧读书，钧少而警拔，于经学颖悟有得。”[60]南宋时，鄂州（治今湖北武昌）富商武邦宁“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他叫其次子武康民“读书为士人”。[61]就连道学家陆九渊也是个商人之子，他“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62]而朱熹则允许其弟子经商，他说：“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亦作铺买卖。”[63]或许正是根据这些史实，清朝人沈垚指出：
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他认为，从宋代开始，“天下之士多出于商”。[64]这个“多”字连同前面那个“方”字，未免言过其实。但当时士、商之间的界限确实也不太分明，有的商人文化水平甚至很高。如北宋末年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事：“吴道洁之学，出于富顺监卖香薛翁。”[65]道洁是吴溉的字号，他是个六经、百氏无所不通的著名学者，有“德君子”之称。吴溉向“以卖香自给”的富顺（四川今县）薛翁请教，薛翁“以所学授之”。据说，吴溉从此“所为益纯粹近古”。[66]
宋人曾丰说：“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所在有之”。[67]富弼讲得具体些：
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68]
宋代农家子弟学习文化的事例，史不绝书。如北宋时，王禹偁“世为农家，九岁能文”；[69]蔡襄“年十八，以农家子弟举进士”；[70]进士方资“世业农”；[71]巢谷“眉山农家也，从士大夫读书”；[72]三河（河北今县）“村民颇知书，以耕桑为业”；文安（河北今县）戚彦广“粗读书，尤邃 法律 ”，“务农植谷”。南宋时，真阳（即今广东英德）“曲江村人吴琪，略知书”；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睢佑卿“父祖以农桑为业”，他“独亲于学，作文赋诗，为乡里称道”。[7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宋代某些生活很困苦的贫民，也勤学苦读。如宋真宗时登科、宋仁宗朝拜相的杜衍，少年时代过着流浪生活，“往来于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74]宋仁宗朝登科、宋神宗时拜相的陈升之“少年时，家苦贫”。[75]南宋初期历任地方官，所至有能声的傅自得父亲死后，“家贫甚，夜燃薪自照，与兄弟读书，或至达旦，遂博通六经、诸史、百家之言，下笔为文，辄数千言”。[76]宋孝宗时登科、宋宁宗朝拜相的谢深甫“家本寒微，父母赁舂以食”。[77]他“刻志为学，积数年不寐，夕则置瓶水加足于上，以警困怠”。[78]
岂止贫民而已，某些社会地位极低下的贱民，也努力学习文化。屠宰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下贱职业。元丰年间，黄州（治今湖北黄冈）有位屠户，其子“易业为儒”。[79]北宋后期，“为人佣作”的张绎“发愤从人受学”，“后颇能文”。[80]连驿卒之女也能写下优美的诗篇：
一枕凄凉眠不得，挑灯起作感秋诗。[81]
陆游在赞叹之余，将她娶为妾。更有甚者，临安一团头之女“能诗”。所谓团头，不过是“乞丐之长”。如果这个团头“家富”，[82]那么腰无百钱，沿街乞讨的张雍，居然对《毛诗》颇有 研究 ，并在宋太祖时中进士，宋真宗时出任开封知府。足见，宋代文化的普及面确实较广泛。
三、“板本大备，儒者逢时”
宋代文化为什么能够相对普及？尤其是为什么能够较广泛地普及到社会各阶层？其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具体说来，不外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阶层的生活改善；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比较普遍。
尽管宋代贫寒子弟勤学苦读并功成名就的事例不少，但无法否认这样一个起码常识，即文化的相对普及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北宋人吴孝宗认为，饶州“好善为学”形成风气，是由于这里“民家富而户羡”。[83]南宋人李正民指出，海盐（浙江今县）“市廛编户往往家给人足”，因而他们“喜教子弟以诗书”。[84]当时人的这些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从种种迹象看，宋代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比前代有提高。在宋朝统治者眼里，当时社会上简直是奢侈成风：
人怠久安，骄于逸欲，物丰大盛，耗以虚浮。[85]
民俗多尚奢侈，才遇丰年，稍遂从容，则华饰门户，鲜丽衣服。[86]
因此，朝廷多次下诏禁奢，可是收效甚微。奢侈之风虽然应当制止，但这似乎又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确实有所改善。朱熹的感叹：
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87]
表明民间衣着方面的水平提高。宋代的俗语：
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88]
则意味着普通老百姓饮食方面的需求增长。北宋人朱长文说：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并强调：“以一郡观之，则天下尽可知。”[89]他认为宋代比唐朝富庶，应当说是事实。
宋代各阶层生活状况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焦炭炼铁法的普遍采用即所谓“燃料革命”，以至铁制生产工具质量明显提高、产量成倍增长，并进而促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大发展。宫崎市定先生当年“以高热的使用来说明宋代文化”，据他讲并得到了加藤繁先生的“完全同意”。[90]此说固然很有见地，但毕竟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首先不能忽视，促进宋代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因素除了“燃料革命”而外，还有租佃制在农业生产领域、雇值制在手 工业 生产领域的推广以及徭役制度的变革。如苏轼就认为，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免役法代替差役法，“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91]包括徭役制度变革在内的封建生产关系内部的调整，对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显然同样不小。
其次应当注意，印刷技术的长足进步即所谓“印刷革命”同样为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宋代不仅是雕板印刷的黄金时代，而且有活字印刷的发明和 应用 。“燃料革命”诚然是一场了不起的能源革命，而“印刷革命”则是一场小看不得的信息革命。因此，信息传递和储存的方式发生了 历史 性的变革。信息的传递由主要靠听觉到主要靠视觉，而信息的储存除了大脑之外，还有大量的书籍。如所周知，“印刷革命”在15、16世纪的欧洲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物质条件。由于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印刷革命”在宋代所发生的 影响 与欧洲虽然不同，但作用同样很大。具体说来，有以下两点。
一是书籍价格大幅度下降。明代学者胡应麟说：
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抄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抄本咸废不售。[92]
宋代的史料证实了胡应麟的说法，当时刻本书籍的价格只是抄本书籍的10%。[93]书籍便宜多了，它不再为世家大族所独有，小康人家也有可能拥有。
二是书籍数量成倍地增加。直到北宋初年，书籍仍然很少。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产量大增，它才在社会上较广泛地流行起来。景德年间，国子祭酒邢昺对宋真宗讲到过这个变化：
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94]
后来，苏轼也说：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95]
宋代书籍增多，是好事还是坏事？朱熹等人认为是坏事。他们把当时某些人读书不认真，归罪于书籍太易得，说什么“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96]这实在是太偏颇。书籍增多无疑是一件有利于文化普及的大好事。它为社会各阶层掌握文化并进而参与 政治 提供了物质条件，而极少数世家大族则难以完全垄断文化，因此也难以完全垄断政治。
四、“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宋代文化能够相对普及，其原因之二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政治环境。讲到这里，人们或许以为主要在于宋朝是个文官政府，号称“以文治天下”。[97]不错，宋朝与作为武人政权的五代正好相反，它采取了某些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诸如重视书籍的搜集、整理、编纂以及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政治属于典型的官僚政治，不仅同魏晋严格的门阀政治大异其趣，而且与隋唐的半门阀半官僚政治也不尽相同。
毫无疑问，任何封建政权概莫能外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但封建地主阶级的领导阶层因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具体地说，宋代是以官僚地主阶层为主体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宋朝皇帝“于士大夫无所负”、[98]“与士大夫治天下”，[99]依靠主要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即官僚地主阶层管理国家，统治人民。官僚地主与门阀地主的不同之处在于：门阀地主是个封闭性、世袭性的集团，即所谓“公门有公，卿门有卿”；[100]官僚地主则是个开放性、非世袭性的群体，即所谓“骤得富贵”、“其家不传”。[101]正是被宋朝政治的这个性质所规定，宋朝政府推行了某些有利于文化普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政策，其中主要有以下两条。
一条是“广开来学之路”。[102]关于中央各级官办学校的入学资格，宋朝的规定不同于唐朝。现依据《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和《宋史》卷157《选举志三·学校试》，列表比较如下： 学校名称 | 朝代 | 入 学 资 格 | 国子学 | 唐朝 | 三品以上官员子孙 | 宋朝 | 京朝七品官以上子孙 | 太 学 | 唐朝 | 五品以上官员子孙 | 宋朝 | 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 | 四门学 | 唐朝 | 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 | 宋朝 | 八品以下官员至庶人子弟 |
由上表不难看出，与唐朝相比，宋朝的中央官办学校招生范围扩大，入学资格降低。这还只是纸面上的规定，太学实际上已敞开大门，招收“远方孤寒之士”。[103]按照规定，只有九种人不许上学，其具体 内容 是：
凡隐匿丧服，或尝犯刑，或亏孝弟有状，或两犯法经赎，或为乡里害，或假户籍，或父祖犯十恶，或工商杂类，或尝为僧及道士，皆不得与士齿。[104]
对于这项规定，有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农家子弟未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因此，“执耒垂髫之子”得以入学，“抱籍缀辞。”[105]
第二，工商子弟按照规定似乎不许入学，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如学者汤千在宋理宗时，先后执教于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州学和嘉兴府学，“虽胥吏、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置黉序，亲授经史，其所成就居多”。[106]
第三，这项规定只适用于官学，书院一类的私学则不受此限。如张绎“本一酒家保，喜为诗。”谢良佐劝告他：“何不去读书。”他说：“某下贱人，何敢读书。”谢良佐说：“读书人人有分。”后来，张绎成为程颐晚年的得意门生。程颐“无贵贱高下，但有志于学者，即授之”。[107]至于陆九渊讲学，更是“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108]其中有不少人根本不识字。
宋代 教育 的对象扩大到各阶层，与兴时等级结构的变动如士庶界限泯灭、贱民等级消亡、[109]四民区分不严等有关，以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某些变化。于是，诸如此类的说法：
贵贱虽殊，人则一也。[110]
僮使本佣雇良民。[111]
四民皆百姓之本业。
竟出自统治者之口。同时也因为统治者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把提高各阶层的文化水平作为消弭人民反抗、减少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的手段。在他们看来，“一邑为学则风俗美厚，虽有恶人将变而为善”。[112]他们所说的“善”、“恶”， 自然 是以封建政治伦理道德观念为标准。
另一条是“取士不问家世”。宋代的科举制与唐朝相比，至少有下面两个不同之处。
第一，录取范围扩大。按照唐朝的制度，“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113]这个限制在北宋初年，实际上已被突破。宋太宗于淳化三年（992）三月，下诏规定：
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无异于承认了“工商之子亦登仕途”[114]这一既成事实。岂止工商之子，甚至还“有道释之流还俗赴举”。[115]无怪乎当时人说：
糊名考校中，诸行百户，何所不有！[116]
第二，制度比较严密。唐朝的科举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科举其名，荐举其实。[117]而宋朝统治者为了把政权建立在较广阔的社会基础上，一再强调：
贡举重任，当务选择寒俊。[118]
并采用弥封、誊录、锁院、别试等办法，防止官员子弟舞弊。[119]唐朝士人曾牢骚满腹：
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120]
宋代举子则踌躇满志：
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121]
各阶层子弟通过读书应举、入仕为官的道路，宋代显然要比唐朝宽广些。
宋代的《劝学诗》、《劝学文》、《劝学歌》很多，说什么“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 [122]而新科进士则洋洋得意地说：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123]
其实，“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124]这一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一首最动人的“劝学诗”。在当时人看来，读书应举而登科有“五荣”：
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125]
关键在于“布衣而入，绿袍而出”，一登科即做官，并且初次授官便优于唐朝，以后升迁又比唐朝迅速。即使久考不中，也能享受某些优待。[126]因此，科举对人们的吸引力，宋代比唐朝增强。
宋代的科举制既不像先前的唐代，保留着荐举制的痕迹；又不像往后的明清，出现了八股取士的 问题 。说它是封建社会中最为合理的选举制度，固然并非毫无道理。可是，即使对于宋代的科举制，也不能评价过高。当时人就认为，科举弊病不少。如“取人不观其行，用人不核其实”。[127]邵雍曾感叹：
天下治，则人上行；天下乱，则人上文。[128]
又如引导人们为 考试 而读无用书。在程颐看来，举子所读之书“都无用处”。[129]宋孝宗因此叹息：
近世书生，但务清谈。经纶实才，盖未之见。朕以是每有东晋之忧！[130]
举子一旦中进士，又往往束书不观。李覯诗云：
多少儒衣只假涂，贵来谁肯更观书。[131]
陈师道诗云：
一登吏部选，笔砚随扫除。[132]
杨时气愤地说：
彼读书者，应举得官而止。[133]
特别是某些读书人读书不是为了治国安邦，而是为了升官发财，学习目的很不端正。欧阳修《读书》一诗将他们的心态和盘托出：
念昔始从师，力学希仕宦。
岂敢取声名，惟期脱贫贱。
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
谓言得志后，便可焚笔砚。
少偿辛苦时，惟事寝与饭。[134]
对此，当时人不乏辛辣的讽刺。如据苏轼《东坡志林》卷1《措大吃饭》条记述，有两个穷书生“相与言志”。一个说：
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尝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
另一个说：
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
难怪当时人把这些“措大”叫做“米虫”。[135]更有甚者，尚未登科就妄想将来如何享乐，但即刻便闯祸。韦居安《梅间诗话》卷中引“东坡诗注”称：
有一贫士，家惟一瓮，夜则守之以寝。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贵，当以钱若干营田宅，蓄声妓，而高车大盖，无不备置，遂踏破瓮，故今俗间指“妄想”者为“瓮算”。
朱熹指责这类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136]并浩叹：
凭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何望其济事！[137]
不过应当正视，经过改革后的宋代科举制度确实刺激着社会各阶层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达到了“群起而趋之”的程度。苏辙对此有所描述：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以是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138]
岂止“农工商贾之家”，就连“执劳苦之役”的张绎，起初开始学习文化，其动力也来自于科举。他“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询问旁人：“何以得此？”得到的回答是：“此读书所致尔。”张绎于是“发愤力学，遂以文名”。[139]科举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却激发起人们的学习热情。这或许也属于恩格斯所说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 [140]罢。
五、“人生至要，无如教子”
宋代文化能够相对普及，其原因之三在于家庭对后代的教育，大多抓得很紧。当时，苏州的情况是：
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141]
饶州则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142]
其实，并不限于苏州、饶州两地。“子弟不可废学”[143]是有宋一代家规、家训中必不可少的一大重要内容。如北宋初年，宰相范质的《戒子孙》诗：
尝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
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144]
一直流传至今。宋代著名的格言：
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145]
表明当时教育后代受到不少家庭普遍关注。
人们何以如此重视教育后代？官僚家庭与非官僚家庭的出发点相同之中，略有不同。
就非官僚家庭来说，教育后代主要是为了挤入官僚行列。贫寒人家的父母常常这样对儿子说：“日夜望汝成立，以光门闾。”[146]即使是“家饶于财”的富翁，也“常以名不挂仕版为慊。”[147]既然朝廷已经为他们敞开了通过科举改变门户的大门，他们自然要竭力怂恿其子弟走这条光宗耀祖之路。于是，当然“称教子者，必曰燕山窦十郎”，[148]把窦禹钧教其五子皆登科，作为学习的榜样。富商许唐“教子以兴宗绪”，[149]结果如愿以偿。曹州（治今山东曹县西北）“市井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他的儿子于伋、侄子于杰、于仿相继中进士，于氏一举成为“曹南令族”。[150]缙云（浙江今县）潘君“为商，所致大获，积财逾数十百万”，“生子擢进士第，至郡守”。[151]
宋代科场竞争激烈，考中进士谈何容易。但在农工商之家中所出现的读书应举热，扩大了文化的普及面。他们的子弟如果久考不中，退而经商务农，有文化总比不识字强。如鄱阳黄安道因“累试不第”而“罢举为商”，不久“小有所赢，逐利之心遂固”。福州林自诚“为商贾之事”，生意似乎不错，原因或许在于他“尝业儒”。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士人钱君曾“游上庠”，后来回乡务农，“买田数万亩”，因善于经营而“为富人”。[152]
就官僚家庭来说，教育后代主要是为了防止家道沦落。在社会流动比前代增大的宋代，官员之家倾家荡产的事屡见不鲜。黄庭坚在《家戒》中说：
谛见润屋封君、巨姓豪右、衣冠世族金珠满堂。不数年间复过之，特见废田不耕，空囷不给。又数年后见之，有缧绁于公庭者，有荷担而倦于行路者。[153]
究其原因则在于“若子孙一不肖，则家道沦落”。[154]叶梦得谈得比较具体：
博弈饮酒，追逐玩好，寻求游戏，任意所欲，有一于此，近二三年，远五六年，未有不丧身破家者。[155]
于是，当时出现了这样的谚语：
莫道家未破，破家子未大。[156]
因此，官员之家都十分重视教育后代，只是着重点各不相同。如宋祁强调“人不可以无学”，他说：“要得数百卷书在胸中，则不为人所轻诮矣”。[157]王安石认为“非读书不足以应事”，他说：“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158]刘挚“教子孙，先行实，后文艺”，他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159]而叶梦得则要求后代“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无事终日不离几案”，他说：“苟善于此，一生永不会作向下一等人。”[160]叶梦得希望自己的子孙成为人上人，在封建时代虽然并不奇怪，但毕竟不足为训。
为了防止家道沦落，士大夫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陆游官运不亨，自称“看尽人间利与名，归来始觉此身轻”。[161]他对官场不免感到厌倦，认为：
吾家本农也，复能为农，策之上也。杜门穷经。不应举，不求仕，策之中也。安于小官，不慕荣达，策之下也。舍此三者，则无策矣。
陆游提出的对策虽然有上、中、下三种，但子孙“不可不使读书” [162]是其共同之处。他主张：
力穑输公上，藏书教子孙。[163]
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如果说“古者士则不稼”，[164]那么宋代的士大夫则普遍认为：
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165]
因此，宋代出现了不少所谓“耕读家庭”。
袁采提出的方案比陆游设想得更周密，并且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子弟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在《袁氏世范》卷2《处己·子弟当习儒业》条中说：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
在宋代，“虽将相大臣之子孙犹多白衣未仕者”，[166]一般已“无世禄可守”。尽管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享有恩荫入官的特权，但被视为无出身，以区别于有出身的进士，甚至在其散官阶上添上一“右”字，加以歧视。难怪当时人告诫其子弟：
王氏之琪、珪、瓘、玘器尽璠玙，韩家之综、绛、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云。[167]
用这些具体事例，勉励子弟刻苦学习。程颢的母亲为了鼓励程颢考进士，在他使用的书籍上写下：“我惜勤读书儿”、“殿前及第程延寿（程颢幼时名）”。[168]可见其望子成龙，心情何等急切。
为了确保后代学有所成，家长可谓千方百计。他们采取的办法，大致有下面三条：
一是舍得投资。即使普通农家，也往往挑选有培养前途的子弟，“从师就学，兴起门户。其余勤谨农桑，爱惜钱谷”。[169]前面提到的富商许唐为了培育儿子，更是“罄家产”。[170]所谓“罄”，即尽，即不留其余。他简直是不惜血本。至于投资方向，不外是用于聘请名师和购买书籍。人们普遍认识到择师教子，“实非细事”，在行动上“隆礼厚币，延好师席”。[171]如许唐便将其儿子托付北宋初年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戚同文。四明（即今浙江宁波）袁氏对于家庭教师，“未尝三日无馈遗”。史称，“其家延先生，敬礼备至，遂得成名，且相继科名”。[172]“藏书教子孙”，在宋代蔚然成风。当时，“贵家子弟，必藏好书”。[173]宰相韩琦“家藏图书万余卷，卷末皆题曰：“传贤子孙”。[174]太常少卿陈亚“蓄书数千卷”，视为“平生之所宝”，并“以诗以戒子孙”：
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175]
普州（治今四川安岳）士人杜孟藏书甚多，他对子孙说：
忠孝，吾家之宝；经史，吾家之田。
因此，人们把普州杜氏称为“宝田杜氏”。[176]清河（河北今县）士人丁顗“尽其家赀以置书，至八千卷。”他说：
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
果然，他的孙子丁度“力学有守”，[177]在宋真宗时登服勤词学科，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岂止富贵之家，即使普通农家，只要稍有条件，也尽量为子孙购置些必读书籍。如陈傅良“儿时从乡先生学”，看到“浙间人家，家有《春秋传》”。[178]
二是亲自督促。据说，寇准“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他的母亲“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体罚虽不足取，但这一秤锤作用很大。寇准“由是折节从学”，不久即中进士，后来官至宰相。母亲死后，他“每扪其痕，辄哭”。[179]孔延之“其家食不足，而俸钱常以聚书”，“诸子皆自教以学，子多贤，天下以为盛”。[180]他的儿子文仲、武仲、平仲，不仅先后中进士，而且文名满天下，号称“清江三孔”。范纯仁在绍圣年间，远贬永州（治今湖南零陵），“课儿孙诵书，躬亲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终始如一”。[181]陆游不仅“夜永卧听儿读书”，而且亲自动手为寒窗攻读的儿子服务，有《寒夜》诗为证：
稚子忍寒守蠹简，老夫忘睡画炉灰。
他发现儿子学业长进，不禁欣喜万分，挥笔写下《示儿》诗：
吾儿从旁论治乱，每使老子喜欲狂。
不欲饮酒竟自醉，取书相和声琅琅。
陆游有《短歌示诸稚》一首：
义理开诸孙，闵闵待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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