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为何会灭亡”的一点技术分析

今天是“双十节”，亦即“辛亥革命纪念日”。纪念辛亥革命，自然就要谈到一个话题：清廷为什么会灭亡？或者换一种问法：清廷灭亡的真实历史逻辑，究竟是怎样的？

“民意所趋”、“腐败亡国”之类的说法，自然是扯淡的。没有“力量兑换机制”的民意，必然是连狗屁都不如；没有“恶政惩罚机制”的腐败，同样也从来不会构成统治机器的危机。

对帝制政权而言，真正构成致命威胁的因素，只有两类：

（1）外敌入侵，朝廷威望折损乃至趋零。

（2）蛋糕分配机制生变，内部利益集团发生分裂。

清廷在进入20世纪之际，恰恰完全满足了这两点。

1880年代的中法战争，1890年代的中日战争，虽然对清廷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也使部分体制内要人产生了变革的想法-——中法战争期间，两广总督张树声曾用遗折的方式呼吁朝廷开设议院，建议一种新的“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以之取代现有的最高层决策模式——众人论政于议院，而非一、二人独裁于深宫。戊戌年的改革上书，也大体不出这个范畴——但总体而言，此一时期，朝廷的威望仍在。

及至庚子年，朝廷操弄义和团，引致八国联军入侵，以慈禧为首的最高决策层仓皇西遁，中央政府的威望，遂一落千丈。

此即“外敌入侵，朝廷威望折损乃至趋零”。

这种“威望折损乃至趋零”，于体制内造成的后果，是中央不能再对下级部门及地方如臂使指，庚子年南方督抚拒绝北上勤王、策划“东南互保”，即是例证；于体制外造成的后果，是“爱国青年”对朝廷深感失望，孙中山说自己于“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或许略有夸张，甲午年前的谭嗣同则确实仍是清廷的拥护者，甲午一役，谭“创巨痛深”，“绕室彷徨，未知所出”，政治立场迅速转为反对清廷，开始呼吁国人效仿秦末之陈涉与隋末之杨玄感。

庚子之乱，也让既有的蛋糕分配机制发生了变化。

在中央朝廷，以慈禧为首的最高决策层丧失了很多权利（包括财权、人事权、司法权、外交权、行政权乃至兵权）；相应的，地方督抚士绅获得了更大的蛋糕份额。这种变化，反应在随后的政策上，即是：

朝廷希望借“日式立宪”，重新收回权利，重申君权至高无上；地方督抚士绅一方面对朝廷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深感忧惧，一方面希望将自己手中的财权、人事权、行政权、司法权乃至军权合法化，故而积极推动“英式立宪”，如两广总督陶模于庚子之乱初定之际，就上书朝廷，要求设立议院，希望新的决策机制是“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将国家事务的决策权交给议院，而非由慈禧等一、二人独裁。

这种蛋糕分配方面的冲突，在1906年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上一年，慈禧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密折的核心思想是“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意即：采取日式立宪，可以帮助君主（国）从督抚士绅（官）手里把权力夺回来。 8月23日，载泽进呈密折。9月1日，慈禧宣布“预备立宪”；9月2日，又宣布要改革官制，拟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史称“丙午官制改革”。以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督抚势力，则一致反对这次官制改革。

督抚的抵制，直接导致了“丙午官制改革”的流产。尽管载泽上奏慈禧，一再劝她“勿为各省督抚异论淆惑”，但庚子之乱在前，中央政府的威望已堕，慈禧终不敢对督抚冒险用强。

挫败了朝廷的“丙午官制改革”的同时，督抚们亦欲借朝廷所主张的“预备立宪”来变革中央官制，使自己的蛋糕合法化。具体诉求是改军机处体制为内阁总理体制。结果迫得慈禧又不得不下达“五不议”谕旨：

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此即“蛋糕分配机制生变，内部利益集团发生分裂”。

“丙午官制改革”失败后，为重塑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朝廷继续推行“日式立宪”，但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最高决策层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1905年，在慈禧的主导下，清廷废除了科举制。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传统功名体系，是清廷将自己的政治力量渗透到帝国的中下层的统治基础。废除科举，意味着朝廷需要重塑自己的统治基础，亦即用一种新的事物来替代传统功名体系。

按照设计，这种新事物将是国会和地方议会。传统士绅们将从举人、贡生等身份转型为各级议会的议员，继续与体制保持一体，继续维持自己固有的利益和地位。

但朝廷与督抚围绕着蛋糕分配问题展开的斗争旷日持久，士绅们的身份转型遂被长期搁浅，无法兑现。

1907年12月，朝廷下达谕旨，严禁“各省绅商士庶”干预朝政。1908年1月，中央学部明文禁止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又颁布《大清报律》，严禁媒体刊载“诋毁宫庭”、“淆乱政体”、“扰乱公安”的言论，要求对报纸内容实行事先检查制度。又出台《结社集会律》，凡“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防害风俗”的社团组织，均在取缔之列，条文伸缩性如此巨大，意味着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取缔任何想要取缔的社团组织。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旨在重塑皇权的至高无上，更是遍布各种“议院不得干预”、“皆非议院所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议院不得置议”……

1909年，为安抚人心骚动的士绅阶层，朝廷出了一个大昏招。

该年，除新疆之外，全国21个行省，均成立了一个名叫“谘议局”的新机构，用来安置脱离了传统功名体系的士绅。

但清廷同时又规定：

“谘议局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其所谓民权者，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

意即：谘议局所拥有的“民权”，不过是朝廷所允许的发牢骚之权，至于朝政做什么、怎么做，仍须“中央集权”，与谘议局毫无关系。

做个可有可无的牢骚客，显然不符合士绅们对自己的新“议员”身份的期望。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让士绅们去做发牢骚的花瓶，不能算朝廷决策失误。真正的失误在于：朝廷不该在1909年于各省成立谘议局。

因为：

没有“力量兑换机制”的民意，是连狗屁都不如的；谘议局的成立，恰恰为这些原本狗屁都不如的士绅们提供了他们亟需的合法的“力量兑换机制”。谘议局不但为各级士绅提供了参与政治场所，这一准议会组织所拥有的横向、纵向联系，还将原本影响力有限、犹如散沙的士绅们组成了一个有力量的政治实体，让散居全国的他们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他们成了“有组织”之人。

同一时期，体制外的革命党人也找到了自己的“力量兑换机制”，亦即是：刺杀。

于是，事情就大条了。

先是四品道员徐锡麟刺杀了二品巡抚恩铭，清廷官场开始出现“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的恐慌气氛；再是地方督抚与谘议局士绅合流，掀起了四次签名人数达数百万的“请开国会”请愿运动，坚持要走“日式立宪”的朝廷只能峻拒，被舆论搞得焦头烂额。再然后，1911年，革命党人在武昌响起了枪声，谘议局士绅串联各省督抚宣布独立，清廷遂土崩瓦解。

综而言之，清廷灭亡的真实历史逻辑，有三点最为关键：

（1）外敌入侵。

（2）内部利益集团分裂。

（3）新的“力量兑换机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