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97年农历6月19日，紫禁城内火光滔天。起因不明的大火，从金水桥西侧的熙和门骤然腾起，蔓延至皇城中央的皇极、中级、建极三大殿。狂风裹挟着烈焰，卷成几丈高的火舌，但凡舔到木质结构的楼堂宫轩，就迅速燃起一片火海，屋瓦在火中噼里啪啦地爆炸，如冰雹般满天纷飞。 这场发生在万历二十五年的皇城大火，席卷了半个紫禁城。除了三大殿全部被付之一炬外，皇极门（今太和门）及其两侧的掖门全部焚毁，群臣早朝广场两侧的文昭武成二阁，连着廊房一起被烧成了灰烬，“自掖门内，直抵乾清宫门，一望荒凉”。只有午门因为隔了条金水河，才幸免于难。 明朝紫禁城五行属火，从建成到明亡的230年间，发生过47起火灾，平均5年一次。而在这次大火的九个月前，乾清宫和坤宁宫也毁于火灾，整条皇城的中轴线都给烧没了。 早在1421年，三大殿就因雷击被焚毁。那会儿朱棣刚住进紫禁城，吓得他赶紧去太庙祷告，以为是生死未明的侄子在作祟。1557年，沉迷修仙的嘉靖皇帝妄称自己是“总掌五雷大真人”，引得雷公亲自拜访，在四月的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雷雨大作，火光骤起，三殿两楼十五门俱灾”。 重建宫殿，极耗钱财。嘉靖朝主持三大殿重修的是严嵩父子，贪腐和浪费十分严重。嘉靖皇帝的孙子万历已经多年不上朝，因此三大殿可以缓修，但住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重建工作却刻不容缓。这种领导多、经费少、工期紧的项目，最后落在了工部一个叫贺盛瑞的郎中头上。 贺郎中是朝中清流，不贿赂太监，不勾结官员，还特别能干，是那种杨国强特别想要的项目经理。朝廷给修建两宫拨了160万两白银，贺郎中仅用了67万两就完成了任务，留存93万两上缴。那些想借此捞一把的贪腐势力，自然不能容忍，最终贺郎中被污蔑陷害罢官离京，后来郁郁而终，令人叹息。 乾清宫和坤宁宫的重建顺利完成，三大殿的重建却最终演变成一场财政灾难，甚至敲响了大明的丧钟。 三大殿起火的1597年，实属多事之秋。这一年，日本的丰臣秀吉调动十二万大军，兵发八路杀奔朝鲜；播州的杨应龙出尔反尔，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和湖广；朝堂之上，刑部右侍郎谢杰直谏神宗“节用不如初，勤政不如初”，刑部左侍郎吕坤更是直言朝廷摊派过重，民不聊生。 在这种艰难局面下，万历皇帝仍然重启三大殿的建设。此时的大明财政，皇室费用、官俸支出、军费糜耗等日常开支已相当庞大，如何筹措三大殿的巨额修建费用，成了一桩难事。最终还是万历拍板，“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增税。 中国宫殿的大跨度木质结构，对名贵木材需求量很大，尤其是金丝楠木。这种珍贵木材，出产于西南部的深山老林，开采成本极高。朝廷购置金丝楠木的费用，被摊派到地方，各地不得不加赋一年来凑钱。而明朝特有的皇木采办体系，贪腐严重，皇亲和太监在地方上吃拿卡要，各省叫苦不迭。 户部官员韩光祜上书，弹劾监工太监陈永寿勒索物料，“指一倍百”，导致三大殿光木料成本就高达930万两白银，比嘉靖朝修三大殿高了数百万两。最终三大殿的修建，一直到万历的孙子，那个著名的木匠天启皇帝手里才完工，天启年间耗资又接近600多万两白银。 也就是说，1597年紫禁城的那场火，烧掉了大明朝整整1500万两白银。 1500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明末辽东的军费支出，支撑几十万兵马的军事行动，一年差不多才是500万两，1500万两可供袁崇焕的部队在辽东支撑至少三年。等到1644年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崇祯皇帝号召群臣捐款给士兵发饷，一共只募集了20万两白银。 这三座大殿，在历史上划出一条诡异的曲线，它们的落成、修补、雷击、起火、重建、崩塌，就是明代财政和王朝命运的缩影。 01 1583年，20岁的万历皇帝感到迷茫而困惑。他敬仰信任的老师张居正去世后，形象突然崩塌。百官争先恐后地控诉张居正的虚伪毒辣、妻妾成群、锦衣玉食，这让皇帝瞠目结舌。这十多年万历在张居正的教导下，生活一切从简，日复一日的学习经史、批阅奏折。这种反转，总让万历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在这一年的殿试上，他亲自向举人们出题：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官僚们就越腐化，法令就越松弛？ 这可是旷古难题，读过几本圣贤书的考生哪能回答。万历的老祖宗朱元璋倒是有过答案：凡事亲力亲为。从没有一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精力充沛，事必躬亲地规划国家运行和人民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细节：他用内阁六部制分割相权，用户籍分业制指导民生，用卫所军屯制节省军饷…… 这种中央指导一切的自信，往往诞生出生一套硬、僵硬、诡异的体制。这套体制在朱元璋和朱棣这对擅长运维的大神维护下，尚能勉强运作。等到他们下线后，系统便走向了紊乱：内阁废除宰相，阁老成为跋扈权臣；户籍分配职业，王朝中后期流民四起；卫所军制屯兵百万，军备腐败。 这一系列bug中，导致大明王朝崩溃的那个，被黄仁宇称之为“洪武型财政”。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对贪腐深恶痛绝，同时深谙“猪肉过手，留下层油”的官场智慧。他自作聪明的设计了一套以实物和徭役为主体的征税制度，即让纳税人直接将物资缴纳给消耗部门，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于是，在“洪武型财政”的组织调度下，苏湖生产的粮食送往西北遥远的边疆军营；江西煅烧的瓷器运向北方的京师宫殿；浙江编织的丝娟赏赐后宫佳丽……所有的赋税收入直接与消耗部门挂钩相抵，朱元璋事无巨细的将国家各项开销中所需物资分配给全国的县城。 理想化的计划经济，往往是开历史的倒车，唐宋的货币税又退化成了实物税。一个消耗部门（需要使用物资的衙门单位）可能要接收数十个县的实物，对县城来说也同样麻烦，十六世纪北京宛平县的一位县长就抱怨，他们县要给个朝廷27个消耗部门缴纳各种实物税，而总价才区区2000两白银。 这种“乌托邦”式纳税制度，在今天看来非常魔幻。1632年，户部尚书向皇帝上呈全国欠税报告中， 还列出某县拖欠宫廷价值二十八两白银的蜂蜜这种琐碎小事。而在广袤的国土上，徭役们车载牲驮着粮食、棉絮、染料等物资，川流不息地往来于大江南北缴税，运输费用常常高于物资价值。 洪武型财政的最大特点，就是消耗部门与纳税人直接对接，而中央不具备调控中枢作用，这直接导致财政分权下的中央没钱。每个消耗部门都拥有财政权：兵部征收军备物资和兵役，工部征收营建物资和劳役，宫廷征收皇室用度消耗……谁更强势，谁就能收更多的税。 明朝的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并不好当。据黄仁宇统计，1380年后上任了89位户部尚书，其中25人致仕离职、22人转任他职、16人被解职、7人死在任上、7人因病告退、3人被处死、3人被流放、1人未经允许而离职、1人死在战场上、1人自缢殉国，最后三位史书里没有详细资料说明下落。 朱元璋将庞大的帝国视作一个自产自销的农村，他以为只需要降低田赋，安抚好农民，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可惜现实很骨感。这种各部门自给自足的财政体系，僵化而没有弹性，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该收税的人群收不上来，就只剩下一条路：把负担摊派给看起来不会反抗的老百姓。 这几乎跟当初朱元璋的设想南辕北辙，“洪武型财政”是最后如何演变成到这个地步的呢？ 02 明朝名义上的税率，其实相当低，这跟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穷苦出身有关系。 他瞧不上桑弘羊和王安石们奇技淫巧的扩张财政收入，而是给各地规定好了税率，把各省市的税粮收入刻在石板上，树立于户部的门堂之内。意思再明白不过，永不加税。低税收的代价是国家放弃了许多政府职能，例如要求军队屯田自给军粮，推行乡村里甲自治管理等等。 大明王朝给官员发的工资也很少。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感慨明朝官员待遇差，“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洪武型财政的实物经济下，官员们的俸禄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胡椒、苏木、衣物都曾被当成工资发给文武百官。这种制度下，官员很难不贪。 朱元璋的解决方案就是重典。他撰写的中国第一部反贪教材《醒贪简要录》里规定，贪污六十两白银，就会被斩首示众，还要把皮剥下来塞进稻草挂在官府办公室，作为警示。但这种血腥的镇压，也没能阻止贪污，因为官员们实在太穷了，比如正德年间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去世的时候，已经穷的“不能治丧”。 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员们巧立名目增收，纲银、办银、兵役、饷费等摊派逐渐失控。虽然名义上的税率低，但百姓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官僚系统逐渐异化到无官不贪的地步，谁不融入这种利益链条，谁就无法立足官场。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明朝官僚，在经历这种“想我冷艳，还想我轻佻又下贱”的思想斗争时，大多都选择屈服。徐阶、戚继光、胡宗宪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既是能臣猛将，其实也都是超级贪官。 这种情况下，朝廷每个人都拼命给自己创收，但中央政权却一穷二白。看起来每个部门各司其职，然而各扫自家门前雪，最后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务真空带。货币发行、商业物流、户籍统计、土地丈量等社会责任渐渐无人问津，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后期相当程度的基层自治。 这种类无政府状态产生了奇特的社会景象：一方面，安土重迁的农民因横征暴敛而放弃户籍，四处游荡；另一方面，城市手工业者自发联合起来，形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仅苏州在十六世纪就至少有一万名手工业者。但由于财政体制的僵化，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并不成功。 洪武型财政就像《金瓶梅》里的胡僧淫药，当浸淫其中者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时，便没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王朝的不举，最先体现在财政的入不敷出上。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税收田赋一直呈现下滑。永乐年间田赋收入保持在3000万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这一数字已经滑坡到2500万附近。也就是说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后，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居然减少了近2成。 这背后是权贵豪绅们一边广占田地，一边给自己减税免税。平民百姓却不仅要缴足税款，还要面对额外的摊派和徭役。“有钱的不缴税，缴税的没有钱”，极大的挫伤了税制，全国逐渐开始大面积的拖欠税款。据黄仁宇考证，到崇祯年间，整个帝国财政税区已经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县城没有向中央上缴任何税收。 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在与日俱增，朱元璋规定他的龙子龙孙们世代享受财政拨款，这笔起初并不起眼的支出，到明朝中后期已经成为财政的跗骨之蛆了。据隆庆五年礼部报告, 当时“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870万石有奇”，这大约占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 总结来说，就是朱元璋建立起来的这套财税体系，原始而僵化，表面上的低税率和低弹性，造成政府的基本财政收入几乎固定。万一遭遇天灾人祸，政府需要额外的支出时，却发现没有一套体系向该缴税的人收税，最后只能向从事农业生产的老百姓摊派，造成民间负担越来越高。 王朝走到嘉靖皇帝这里，已经举步维艰了，这个时候，历史送来一个张居正。 03 嘉靖年间政治斗争的精彩程度，在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史上绝对名列前茅。嘉靖、严嵩、严世蕃、徐阶、高拱、海瑞、张居正无不是洞悉人性、老谋深算的政治强人。 出身乡村士绅的张居正，以弱冠之龄踏入大明帝国的统治核心，浮沉宦海二十余年，对大明的体制积弊洞若观火。1572年，当他登上权力的顶峰成为大明内阁首辅时，已经没有力量能够阻碍他推进改革，他的目标也异常清晰，就是要解决国家“财用大匮”的问题。 张居正的思路简单明了：用“一条鞭法”来开源，用“考成法”来节流。 一条鞭法是对实物税的一次拨乱反正。张居正掌权时，实物税已经运作了很多年，部分官僚和民众开始接受用白银来折算繁复的实物税。1531年，吏部尚书桂萼提出了将税赋和徭役删繁就简合并用白银折算的“一条鞭法”。由于其简化了税收流程，便于操作，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但张居正在向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时，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因为实施一条鞭法的前提是重新丈量土地，这意味着此前用各种手段减税逃税的地主们，要重新面对清算。当时明朝有详细的户籍财产登记体系，每十年进行一次普查，记录在黄册、鱼鳞册里。但由于中央没钱，地方瞒报，统计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从上表可以看到大明帝国的人口数、户数的总趋势居然是下降的，但田亩总数却长期保持稳定。可见藏匿田亩和户丁已经成为常态。推行一条鞭法的最大阻力在于土地清丈和户籍登记，要收房产税，就必须先要搞房产登记。从上表中万历年间的翻了一倍的田亩数量，可以得知张居正做的相当成功。 斗争经验丰富的张居正明白“改革要成功，理论先搞通”，他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组织起来编纂《万历会计录》。这本明朝财政的百科全书，完整的梳理明朝财政收入的各式细节，成为了一条鞭法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了理论依据，土地清丈和户籍登记试点工作开始陆续展开。 1580年，皇帝诏告整个帝国完成了土地清丈，尽管这次土地清丈进行的并不彻底，但一条鞭法的改革却顺理成章了。 考成法的推动要比一条鞭法顺利的多，核心内容有三条：一是削减不必要的政府补贴，将驿站、宗室补贴、宫廷采办降低档次；二是提高行政效率，在六部之上建立六科，强化人事管理，做到“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三是整顿军备，启用李成梁、戚继光等名将，解放士兵屯田，缩减军费。 1582年，随着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大为好转。这时兵部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户部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北京的存量足以支撑十年。但也就是在这一年，痔疮久治不愈的张居正去世了。在他去世后六个月，土地清丈工作就陷入了停滞。 黄仁宇在那本著名的《万历十五年》里，这样点评张居正：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况，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万历十五年》是用英文写成的，原名叫《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冒号前的部分翻译过来就是：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历史，往往就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中，出现了分野。 04 在这无关紧要的一年里，万历皇帝已经逐渐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他无法应对的庞大集体。这个精力充沛的皇帝被按捺在皇帝行为准则规范的精神牢笼里，事事不能如愿，励精图治的精气神在一天天消退。1593年，万历皇帝开始拒绝上朝，对他来说，与百官的对抗才刚刚开始。 张居正改革留下的遗产，逐渐被消耗殆尽。从1573年到1620年，万历皇帝发动的三次战争使军饷激增，户部太仓库的入不敷出成为常态。户部、兵部的官僚们一开始还能通过在各部门之间借支周转勉力支撑，但万历皇帝恶作剧式的不断从国库中挪用税收，让官员们叫苦不迭。 到了1607年，户部已经欠发边饷及商价164万两。户部尚书赵世卿为此“颜欲焦，心欲碎”，他给皇帝上书“太仓如洗……九边之士枵腹告急；额内者之（军饷 ）支调尚难，额外者之（宫廷用银）严催又至”。说明这个时候除了皇帝的内库外，国家及地方的财政储蓄基本枯竭。 万历皇帝这个时候才做出了少许的让步，取消了每年从国库支取的20万两买办银。但这已经于事无补了，压垮大明王朝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在眼前了。1615年，镇守辽东半辈子的李成梁去世，几个月后，努尔哈赤称汗，建立了后金，三年后在盛京以“七大恨”的名义举兵伐明，朝野震动。 兵部拟出300万两军饷的预算，户部正在东拼西凑时，贵州、四川、湖广三省又爆发苗民起义，三省税银被当地截留用作剿贼，这时大明亡国之相尽露。 最后明庭正式临时宣布加派200万两白银的田赋来作为辽东军饷，史称“辽饷”。本想毕其功于一役，谁料迎来的却是萨尔浒战役的惨败。此后辽饷就再也没有停过，成为明末的财政黑洞，据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从1619年开始，每年仅辽饷支出就接近500万两白银。 1637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面对辽东战事未定、内陆农民起义燎原的局面，决定再度加征“剿饷”。这反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加征的田赋越多，放弃田地的农民越多，农民起义就越壮大，需要的镇压军饷就越多。一心想要挽大明狂澜于既倒的崇祯，决定赌一把，在1639年再度加征用于练兵的“练饷”。 辽饷，剿饷，练饷，最后变成给大明王朝的棺材上敲上了封板的三颗钉子。 2013年，有部不出名的电影《大明劫》，讲的是崇祯15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神医吴又可在孙传庭军中治疗瘟疫的故事。吴又可是士兵们的希望，孙传庭是大明的希望，但他们都明白未来是一片绝望。迟迟等不到军饷的孙传庭，一怒之下斩了当地的士绅豪强，给他手底下5000名士兵发饷。 孙传庭有一个闹不明白的地方，那就是：为何地主豪绅们都很有钱，但朝廷就是死活收不上税，发不出饷来。这其实就是根子上的财政制度问题。 他的怒吼，可以作为给大明送终的旁白：“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源，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他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 人心就是粮食。人心之战的背后，其实也是制度之战。制度没建设好，关键时刻就会掉链子。 05 一个处于危难之际的王朝，如果要战胜强大的外部敌人，需要依靠朝堂和民间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往往需要制度的保障。 以抗日战争为例，这场民族战争的胜利，其实是建立在全民的共识之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同中国要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在这种共识下，民众愿意做出奉献和牺牲，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蒋介石依靠这种共识，维系着残缺的国家体系运转，最终熬到了二战的胜利。 再以大明王朝为例，面对辽东崛起的后金政权，朝野上下都感受到了危机，但在筹措应付危机的资金时，却无法形成共识。由于财政制度的僵化和原始，政府无法用常规手段筹集到足够的军费，最后只能用摊派的方式挑软柿子捏，向民众征税，在执行过程中又扭曲变形，最终引发起义和暴乱。 《五人墓碑记》中，记载了苏州工商业反抗征税的故事。明朝江南的工商业发达，民间富裕，征税并非不可，但由于财税制度对工商业征税体系的缺失，政府无法用正常的手段来征税，只能派出横征暴敛的太监来执行，最后形成大规模抗税，政府不但没达到筹集到军费，反而丧失了民心。 缺乏共识的大明王朝，最终在内外夹击之下亡国。令人感叹的是，江南工商业的这些财富，最后在清军对江南的屠杀和掠夺中，全部化为灰烬和齑粉。船沉了，无人幸免。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写到：中国的政治传统一直是士人政权，尽管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权，但政府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中。讲究修齐治平的读书人在融入官僚体系后，就形成了高阶版的“乌合之众”。当王朝走到这个阶段时，往往就会出现制度优势，反而成为制度成本。 史学家王毓铨在《中国历史上田赋的上升和王朝的衰落里》，这样来描述这一现象： 腐败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这样的过程：中央政府被剥削了实际的财富与权力，它们流入了控制政府的统治阶级个人手中。这些人无法无天，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负有保护国家利益的责任，但作为个人，他们是腐败的惟一受益人。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这是错误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试图保护国家利益，但这种努力总是以向社会底层阶级加税，来弥补财政效率的下滑而告终。 1597年的那场紫禁城大火，烧出了这个王朝的宿命和循环。三大殿几十年的重修，耗费钱财亿万，激起民怨无数，而李自成最后在撤离北京时，又把这三座1500万两白银建成的大殿，给一把火烧了。 对一个制度僵化和共识缺失的王朝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循环，也是一场令人嗟叹的宿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