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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黄散（一名泻脾散），是钱仲阳创制的一首方剂，载于《小儿药证直诀》。 它的组成药物是：石膏、山栀仁、生甘草、藿香、防风，共计五味。 它的功用是泻脾胃之热，主治脾胃伏火，热在肌肉，症见口燥、唇干、弄舌、口疮、口臭、烦热易饥等等，针对以上这些见症使用本方，效果确实满意。 从临床经验说，如属脾胃郁热，不用藿香、防风，效果就不够理想，甚则愈是复入大苦、大寒之品，愈是效果不佳。 为此引起笔者的重视，爰从理、法进一步探索、分析论证如下。 一 从方名看，“泻脾”又名“泻黄”，也就是泻脾胃，以中医学理论归纳脏腑所属，认为脾胃属土、色黄，根据“实则泻之”的理论，必然脾胃有热，或者说是有火。 因为，中医理解热与火，只是程度上的轻重之别，是同一属性的。 二 从审证求因方面看，据证论断，亦是一派火热之象，如口燥、唇干、口疮、口臭、弄舌、吮唇、烦热易饥，均是内脏有热的具体反映。 据此论断，病因是脾胃内热。 三 从辨证论治分析，根据前面症状分析，病位在脾胃，病因是火热，那么苦寒清降不是甚合机宜吗？无疑就应该取用黄连、黄芩、龙胆草、芦荟等品。 为什么本方不用以上药物，而仅仅采用了一味苦寒性能不强的山栀，作为泄降之助，而相反地配伍了藿香、防风之辛甘微温而散？ 这就需要运用中医学的理论指导和方剂学的组成配伍来分析。 四 从理论分析，根据口为脾窍，唇为脾之外候，脾胃主肌肉，因为脾有蕴热，郁而化火，郁久不解，故出现以上种种症状，这里特别着重“郁热”。 所谓郁热，是含有酝酿之意义，于是根据“火郁发之”的理论指导而制方，选药之深义，就显然可见。 五 从全方药物组成配伍分析，姑将全方药物分作两组，一组是清热泻火，一组是发越郁热。 以石膏之甘辛寒、入胃，山栀之苦寒、入胃，甘草之甘平、入脾胃（生者微凉，李东垣特别提出生用泻火热），综合三者性味为甘辛苦寒，辛甘则散，苦寒则降，已寓发越于清泻之中。 虽然可见口燥、唇裂、口疮、口臭、烦热易饥等严重情况，但考虑郁热不解，终非彻治。故据“火郁发之”的原理而复入霍香、防风之辛甘微温，直入脾胃，使蕴于脾胃之“郁火”发泄无余，一鼓而平。 说明本方根据理法而组成配伍之深义。 六 李东垣有一张升阳散火汤，载在《内外伤辨惑论》，治肌热，筋骨间热，表热如火燎于肌肤，扪之烙手。 东垣认为这些症状是“火郁于脾”（热伏土中），组成药物是升麻、葛根、独活、羌活、白芍、人参、柴胡、防风、生甘草、炙甘草，共计十味。 费伯雄对升阳散火汤的释义说：“郁结之火，逆而折之，则其势愈激而上升。此则全用风药解散，盖火得风力而升，亦因风力而灭，故绝不用清寒之品，深达火郁则发之之义。” 两方比勘，一为十味，一为五味，所同药物仅防风、甘草二味。 二者同为“火郁发之”，选药缘何又具差异？ 盖东垣分析病因认为胃虚过食冷物，郁遏阳气于脾土之中，故取多数风药而复入人参、炙甘草以顾虚；泻黄散证不虚，故取石膏、山栀、生甘草之泻实。 两者发越郁热之目的同，而虚实不同，则配伍各异。 从而体会到在一个原则、原理指导下，仍须针对具体症状，辨析细微，方能熨帖，于此可知，前辈制方之妙义、用药之确当有其规律性，从而深刻理解到中医学的理、法、方、药有一定的尺度。 如甘草炙用配人参以补虚，生用配石膏、山栀以泻火的不同，如在一方中既用炙，又用生，这是利用其两种功用与配伍，也是值得我们深刻玩味的。 尤有进者，泻黄散证虽剧，但火热仅郁于气分，尚未入营动血。此中义理可综观证候反映，于制方遣药中求之，一索便得。 请引申其义，本方前一组药物，乃援白虎汤中之石膏、甘草，黄连解毒汤之山栀，足资佐证，泻火之施，无烦赘述。 但后一组药物运用了藿香、防风，则全凭思考所及，必须理论指导实践，方能璇玑在握。 七 最后谈一谈，从本方认识药物方剂在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石膏、甘草、山栀均为仲景所常用，而防风次之，藿香则为历史较晚之产物，虽然《别录》早有记载，但作木本，与后世所用实物有别。 至宋《嘉祐本草》始著录，乃掘《南方草木状》，今以藿香著称，有由来也。吴其浚亦称其能治脾胃之疾，宋代而后为日常习用之药。时至今日，深信其效用而乐取之。 考钱仲阳为宋代人，放其采用藿香入本方与防风相协，发越郁火，则又显示了药物方剂在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实况，诚为有力证据，此又为余之另一体会。 总之，从本方组织配伍看，它包括了中医学整个理、法、方、药，是以理法指导组成方药、运用方药的，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 注：本文选摘自《现代中医名家医论医话选》，中国中医药出版，2012年1月。本公众号仅用之进行学术交流，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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