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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在古代中国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由于农业生产授时的原因，中国古代对天象的观测和总结非常发达，认识到星宿运行和时间、季节变换的关系，这些知识还同政治思想、宗教礼仪和宇宙观合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天文学体系。其中以二十八宿、四象最为突出，二十八宿又按四季出现的方位均分为四个天区，各用一“神兽”来称呼，它们是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古人在黄昏时观四象，哪一象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便知道了春夏秋冬哪一季节的来到，以安排农事活动。 二十八宿、四象的最终形成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学术界至今还在不断研究其发展演变的历史。简而言之，《尚书·尧典》所记四仲中星已有周天恒星分为四方的意思，其中一部分内容可能反映了较早时期流传下来的思想。在商代甲骨文中，作为授时的心宿中央——星心宿二（天蝎座a）大火星比较明确，卜辞中的火星记录涉及殷人对大火星的祭祀、观测大火星以指导民时和火正之官的多方面内容。西宫、虎星的记载有一些线索，但是作为西宫白虎中授时主星的参宿却不是太明确，看来，西宫、参宿和虎星概念的出现以及三者之间产生关系的时间和缘由还需要继续研究。从现有的材料看，三者产生关系可能在殷商之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一枚周代四象铜镜可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四象思想。战国早期四象比较明确，《左传·昭公四年》有西陆、北陆的说法。1978 年湖北省随县战国初年古墓（葬于公元前433 年）出土的漆箱盖上有与二十八宿相对应的苍龙和白虎的图像，证实了四象至少起源于公元前5 世纪。战国时代的著作《周礼》中有四象的文字记载，但它与后世所载还不太一样。到了西汉《淮南子·天文训》（公元前2 世纪）则有现存较早的关于四象的文字记载，它与后世所传完全一致。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中用生动的语言描述过它：“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踞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 古代中国生动有趣、富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天文知识系统对周边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影响。《史记·匈奴列传》对白登之围里匈奴人的阵势有这样的描述：“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青駹马，色青；骊，黑色；赤黄曰，匈奴四个方位骑兵坐骑的颜色居然和四象对应的颜色一致。因此可以明确地说，汉代时期，按五行配色的四象已经影响了匈奴。从一些草原文物看，中国内陆的天文知识的某些部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思想意识可能比较早就影响到欧亚草原上生活的人群。这些天文知识为草原民族所吸收，并根据他们的需要，有所变通，成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广为流传。本文注意到以参宿为代表的白虎星座可能很早就影响到草原民族，迄今可以作为证据的是蜷曲状的豹（或虎）牌饰。 一 《史记·天官书》记载：“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下有三星，兑，曰罚，为斩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觿，为虎首，主葆旅事。”白话文的意思是参宿形状如同白虎。中间三颗东西直立的星，其平如衡，称为衡石。衡石下有三颗星，直立如锥，名为罚，主占卜有关斩杀的事。衡石外的四颗星，是参宿的左右肩、左右股。参宿上面边隅处有三颗小星排成三角形，名为觜觿，如同参宿这头白虎的虎头，主占卜军旅事。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白虎”被认为是包括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及其附近天区构成的星象， 但就文献和文物材料反映的情况而言，西宫白虎主要是如《史记·天官书》所言，指的是觜、参两宿构成的虎形星象。“三星直者”是白虎星象最核心、最显著的特征，从西汉壁画和东汉画像石看，白虎星象主要以呈直线排列的三颗星表示，有的是两组三星相互垂直（图一）。 本文注意到在阿尔泰地区（西伯利亚）发现的蜷曲状虎（或认为是雪豹）形金牌饰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其中有一件比较著名，镶嵌了八颗圆形彩石，可惜宝石已经脱落丢失（图二）。相似的青铜牌饰在这个地区还发现一件（图三，1）。本文推测这些豹形饰牌可能是白虎星宿的象征，雪豹的形象应当是为了适应本地特有动物而调整的结果。从镶嵌在豹形饰牌上的宝石位置看，和白虎星宿的特征相似。两个脚掌和尾巴末梢三颗宝石表现的是参宿的中央三星，即参1、2、3 构成的衡石。虎头上的耳、眼和鼻孔的三颗宝石表现的是觜宿。尾部的三颗星表现的应当是参宿中罚的部分。可以看出，这些镶嵌宝石的圆窝，除了衡石利用前后掌和尾尖，有所变通外，总体来看，这些圆圈的位置和参宿诸星存在比较一致的对应关系。作为参宿标志的衡石三星较为明显（图二）。 迄今发现的类似草原文物中，图瓦地区阿尔赞1 号冢发现的蜷曲状豹形牌饰时代较早而且较为明确，不过这个牌饰没有显示任何星宿的特征（图四，8）。从形制分析，第一节所述两件显示星宿的牌饰可能是从阿尔赞1 号冢发现的蜷曲状豹形牌饰发展而来。尽管北方民族用动物象征星宿可能是较早就有的思想，但从现在的考古材料看，在动物风格牌饰上开始明确表现参宿星象图案的时间应当在公元前8 世纪以后，因为阿尔赞1 号冢的时代约为公元前9 世纪末。新疆木垒县征集的铜牌饰也有类似的构图，不过有了一些改变，主要以眼鼻耳构成的三个圆圈强调参宿的特点（图三，2）。以上几件文物可能是三道海子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这种动物风格牌饰通过三道海子文化曾直接或者间接地传播到更广大的地区。早期的斯基泰文化中有类似的发现，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也有若干类似的发现（图三，3～5）。如果不是按特别严格的标准，仅是蜷曲状的大型猫科猛兽的艺术形象，那么可以在欧亚草原地带找到非常多的例子。 二 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此类器物的样式可能来源于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较早发达的牧业文化，这类蜷曲状的动物风格艺术主题在这个地区有很久远的传统。基于现有的材料，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蜷曲状虎形饰牌可能是欧亚草原蜷曲状动物纹样的源头。不过就中国北方以及图瓦地区的蜷曲状虎（豹）形动物饰牌看，都应当是商周文化中类似蜷曲状玉器影响所致，而且也存在着周文化中的类似器物影响图瓦地区的可能（图四、图五）。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是具有白虎星象特征的文物向其他草原地区传播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内蒙古东南西拉木伦河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这里原先的文化不同，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少见猪的形象，虎的形象比较流行，这在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初见端倪。小波汰沟发现的周初“圉簋”耳部牺首下加铸了虎噬猪的形象，这个现象似乎说明西周初，明确、完整的虎的形象在这个地区开始出现。虎的形象首先在中原特有的簋上出现，可能暗示着夏家店上层文化流行虎形艺术的现象可能和中原商周文化中类似的做法有关系。从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的发现看，中原商代青铜艺术中的老虎形象似乎来自中国南方。在商、周文化中有很多以虎为器形或者装饰的器物，这些动物在巫术和祭祀活动中可能具有一些特别的作用和意义。除了蜷曲状的虎外，这个时期的虎多采用匍匐在地的形象。受其影响，这两种表现方式在北方地带并行流行至春秋中晚期左右，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虎的形象在北方地区蜷曲状动物风格艺术的文物艺术品中渐渐消失，多流行匍匐或者站立状的虎形牌饰。值得指出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可能本来就熟悉东北虎的形象，因为这个文化的形成和分布与更东更北地区的高台山文化关系密切。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后，通过艺术方式来表现虎也在情理之中。 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流行虎的形象可能反映了这个地区经济方式、文化宗教方面的一个变革。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某些虎形饰件有明显的参宿特征，比如牌饰、马衔、挂缰钩等，证据就是这些文物上具有明显的三星呈一条直线的特征，而且还扩展到其他动物形象上。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虎形牌饰多分布于从河西黄土高原经鄂尔多斯、晋北，到桑干河谷东端一线。玉皇庙文化发现具有参宿特征的金质和青铜虎形饰牌，同样也表现在其他动物形象上（图六）。在河北北部的中山国早期墓中，也出这种金的虎形牌饰。有学者认为北方人群使用的有些虎形牌饰可能反映了对昴星团的崇拜，比较确定的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在蜷曲状虎形牌饰身体中安排六个涡纹或者七头动物（六头蜷曲小虎和一头走兽）。战国晚期阿鲁柴登发现嵌七颗宝石金牌饰，虽然有些偶然性，但有可能属于此类崇拜的可能性（图五）。《史记·五帝本纪》：“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孔安国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并见，以正冬节也。” 昴在古代曾作为春天开始的标志，后来因为岁差而演变为整个参宿，进而成为秋天的标志。昴也被称为西陆，西陆一词的演变，深刻反映了昴星团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昴星团和北方牧人关系密切。《史记·天官书》记载：“昴曰髦头，胡星也。”而且“正义天街二星，在毕、昴间，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夷狄之国”。至少在西汉早中期，昴星团被认为是北方游牧人的象征。这个思想可能渊源很早，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某些文物可以推测，这个时期可能同时存在对昴星团和白虎星座的崇拜。由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是草原地带较早繁荣起来的一个牧业文化，因此其文化可能会影响到欧亚草原上的其他人群。塔加尔文化中的有些器物装饰的卧虎也具有三星呈直线的特点，显示了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类似器物的密切关系。 三 有一段文献记载为上文探讨的文物样式、思想艺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更早的背景。《左传·昭公元年》引郑子产的话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能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史记·天官书》：“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晋国疆域内的吉凶，也是候望于辰星，占卜于参、罚星。以陶寺遗址和天马-曲村遗址为中心的地区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大夏”、“唐”。在晋西南发现的陶寺文化被认为是陶唐氏的遗存。阏伯和实沈之争可能是参历和火历的争执，结果火历胜出。有些学者认为“参商不相见”这个神话反映了夏、商两族的矛盾斗争。 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山西以及在与山西临近的同属黄土高原区的陕北和豫西地区，少有前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之后的农业文化基本是从周围地区迁入的。从文献记载看，迁于大夏的实沈原先属于帝喾的后代，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有可能和帝喾有一些关系。这个时期在晋南分布的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之后是陶寺文化，因此，庙底沟二期文化等在晋南的出现可能和实沈的迁徙有关。这些文化属于中原农业扩散的结果，而这些文化到达晋中以后，最后游离出原来的系统，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走上了以畜牧为主的道路。有学者推测实沈可能是更北一些以晋北石楼等地发现的青铜器为代表的考古遗存，认为殷商时代活动于石楼至太原一带的北方牧人应是实沈部落。《国语·晋语》说：“实沈之墟，晋人是居。”这说明晋被分封到“唐”之前，实沈生活过的大夏已经成为废墟。《管子·小匡》记齐师“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栿，乘桴济河，至于石枕”。学者据这两个记载进而认为，可能说明周初分封以前，一部分实沈部落已经迁到了黄河以西的地方。现在考古界一般把陕西北部时代相当于商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称为“李家崖文化”，这个文化可能是从早一个阶段以内蒙古东胜县为中心分布的“ 朱开沟文化”发展而来。在李家崖文化的形成源头中，也有一部分来自晋中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 在更北的河套地区则分布着西岔文化。这些文化和南部的商周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同外贝加尔、萨彦- 阿尔泰地区也同样交流频繁。在北方地区人群迁徙、文化变迁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参宿的概念可能较早就为北方人群所知晓，比如朱开沟文化商式铜戈上的虎头形象可能与此有关。不过从已经发现的文物看，在草原文物上明显表现白虎星宿主要还是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开始。 因此，《左传·昭公元年》这段文献记载可能还说明中原农耕民族经过农业扩散后发生的一次分化，分化的长期结果是农耕社会中分化出一部分人，进入北方地区，最后发展为以畜牧为主业的社会，并成为和中原互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稻-粟为组合的民族注重春夏季节的农耕，所以对有利于春夏播种等农事授时的大火星比较关注。北方农作物多为粟（黍）- 麦为组合，从现在的情况看，冬小麦的耕种主要在秋冬春三季，和参宿的出没很一致。《管子·轻重丁》：“正月之朝，谷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敛实，平麦之始也。”这条文献说明在春秋时期已经有秋季开始种植麦类的做法。不过甲骨文的记载说明，商代晚期商人控制的地区可能还没有种植冬小麦，因此商代以前实沈主参是否和冬小麦种植有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值得指出的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牧业，参宿出没的秋、冬、初春是比较关键的季节，诸如祭祀、清点人畜数量等工作都集中在秋天。另外秋冬季节也是攻伐的多发期。比如《逸周书》卷六记：“孟秋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史记·匈奴列传》曰：“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所以，他们对出现于秋冬季节的参宿比较重视。 四 观象授时并服务于社会生产活动是古人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过程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由于能通过掌握星体运动的规律来确定和预知比较准确的时间，古人可以计划并最终完成将来一定时间内的事情，特别是和生存息息相关的各种生产活动。在古代知识水平和社会背景下，与此相伴的是对这些天文知识的艺术化、神秘化、宗教化和政治化，二十八宿和四象体系的形成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古代中国通过长期观察和实践总结出来的这些天文、历法知识，对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草原地区不但具有吸引力，而且非常有价值。参宿白虎思想和艺术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对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实例。 通过本文的梳理，可以对具有参宿白虎特点的文物在欧亚草原传播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无论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蜷曲状和匍匐状虎形牌饰，还是阿尔赞1 号冢发现的蜷曲状豹形牌饰，其艺术样式渊源应当是中原商周文化中类似的虎形或者装饰虎纹的器物。夏家店上层文化很有可能先吸收了这个艺术样式，同时也吸收了西宫、虎星的概念。蜷曲状的虎形牌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最初有可能被用来表示昴星团，参宿则用匍匐状的虎形器物表示。图瓦地区蜷曲状豹形牌饰有可能受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但也可能直接受到周文化的影响。从现在的发现看，西伯利亚（最有可能是阿尔泰地区）的牧人可能较早把参宿的特征表现在蜷曲状的动物风格牌饰上，这些牌饰可能是三道海子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通过三道海子文化，带有参宿特征的蜷曲状大型猫科动物形象的器物传播到整个欧亚草原地带，并流传了不短的时间，艺术形象也根据各地人群的喜好发生了变化，成为草原艺术中非常独特的部分（图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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