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个世纪以来，贝多芬之所以能跨越时代、打通迈向浪漫主义音乐的桥梁，雄踞音乐的奥林匹斯山峰巅，与他狂放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生命状态息息相关。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盛赞贝多芬的音乐是“专横跋扈的大自然的力量的女儿”：由此，“力量”一词，成了贝多芬音乐的象征。 从蔑视到反叛 从来没有哪一个古典音乐家像贝多芬那样，与他的社会时代格格不入。这位音乐天才，年幼时期，即被宫廷乐师的父亲逼迫，日夜练琴。到他青年时，他独特的演奏已征服了广大听众，吸引了上流社会的注意，并得到了贵族们的保护。同时代人对此有过描述：“他知道如何吸引每一位听众，甚至常常让他们眼含热泪，很多人甚至大声抽泣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的表现中有某种魔力。” 如果仅仅满足于这份天才，让自己成为听众的仆人，就不会有真正的贝多芬。音乐是一门崇高的艺术，作为一名作曲家要有艺术家的崇高使命，这才是贝多芬的信念：他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创造者，而不限于取悦大众的耳朵，听命时代的趣味。所以，贝多芬与他时代的决裂有着必然的内在逻辑。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写给李希诺夫斯基亲王的绝交信：“您之所以成为亲王，是因为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我，靠的是我自己。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亲王，而贝多芬只有一个。”事实上，现实中的李希诺夫斯基王府对贝多芬十分仁慈，是他的收养人和保护者，平时很有耐心地在着意打造他，小心地呵护着他敏感的自尊。一次，当王妃的母亲跪下求他作一次演奏时，这个野蛮的小子断然拒绝，并且无礼到不愿从沙发上站起来。后来，因一言不合，摔门而去，冉也没有回到王府。 贝多芬这种骄傲的反叛精神不是孤立的，既有他内在生命意志的表达，也是时代精神的要求。反叛精神，是生命意志的具体体现。在贝多芬身上，有一种不可被征服的自由高傲，一股自我解放的强大力量。哲学家尼采讲过：“我的‘我’教给我一种新的骄傲，我又以此教人：不要再把头埋进天堂这类东西的沙堆里，而要使头自由、使这颗尘世头颅为尘世创造意义。”贝多芬与尼采有着同样的超人精神，他反抗一切约束，争取一切属于个人的自由。他坚信，没有与贵族、帝王的平等，就不会有独立的自我，每一个获得了自由的“自我”都希望发号施令，希望征服与冒险，这也正是他那个时代的主题。 十八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狂飚突进的时代，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巨变之中。“一个古老的社会崩溃了，一个新的社会正在酝酿中，在青黄不接的过程巾，第一得先解放个人……”这正是“人类从黑暗的巾世纪走向现代的第一缕曙光”二莎士比亚曾这样歌颂人类：“人啊，你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占据了宇宙的中心，不再是上帝的仆人。重新肯定人的价值，深刻地表现自我，成为一代觉醒的艺术家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贝多芬得风气之先，与整个欧洲文艺复兴前后的人文精神遥相呼应。 在艺术表现中，他敲碎形式的锁链，打破清规戒律的束缚，不惜过分、过度，野蛮无礼，以强力去征服世界，哪怕极度地情绪流露也不回避。他触摸到了生命的内核，攫住了生命释放出的极大的活力。他“赛似狂风暴雨中的魔术师，会从深渊里把精灵呼召到高峰上”。所以，当他弹完一支曲子看到满场的泪人时，他会大笑：“啊，疯子，你们真不是艺术家，艺术家是火，他是不哭的”。他送行一位朋友时，也说过：“别动感情，在一切事情上，坚毅和勇敢才是男儿本色。”这种对感情的绝对控制，近乎冷酷的对多愁善感的蔑视，对意志的崇拜，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正是个人主义的源泉，也是浪漫主义的精髓。 在社会现实里，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精神，使他不但蔑视上层社会苍白无力的优雅风尚，也蔑视一切成规；不但针对那些温情脉脉的贵族、同时代的听众，甚至针对与他同时代的音乐家，以及音乐的法则本身，“法则禁止使用这种和弦顺序，很好，我允许它”。这就是贝多芬，他总是与他的世界直面相对，直来直往，在对那个世界的轻蔑、嘲弄和污辱中耸肩大笑。和他同时代的格里涅克曾讲过一句话：“这个年轻人身上有撒旦。”他与大文学家歌德的短暂友谊及后来的分道扬镳，也正是这种反叛精神的原因。一开始，他和文学家歌德见面时，欣喜若狂，钦慕不已，把歌德的作品谱成序曲题送给他；但是有一天，当他与歌德在大街上同行，看到歌德恭恭敬敬向亲王脱帽致敬时，他又愤愤不平，表未了极大的蔑视和嘲讽，致使两人友谊破裂，终生没有得以和解。 在贝多芬生活的时代，他的狂傲无礼甚至野蛮冷酷，都很难被人接受。人们认为这个年轻人简直是大逆不道，竟然白视可以趴人义豪歌德、大音乐家亨德尔平起平坐。实际上，他蔑视的正是人们的这种“小家于气”当人们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评说贝多芬的时候，他置之不理，拒绝评论。他之所以有力量拒绝指责，是因为他有更高的标准，那就是从艺术家的角度出发，坚守自己的生命原则：一切只听从于他生命内那专横跋扈的声音。对此，罗曼罗兰讲过一句绝妙而中肯的话：“他的罪过就是不知道如何适应平常的世俗标准。他们川常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他们是对的，但他们也是错的 他们手里的标尺授权他们宣布，这座大山比例失衡；这是因为他们是从下面仰望他……如果贝多芬在任何方面都不过分的话，他就不是贝多芬了……任何人要想理解他，都必须有能力理解他身上那些过于强烈的对比，正是这些对比使他达到那种强有力的平衡。” 从痛苦到欢乐 贝多芬说过一句话，他在为艺术而受难。这是一位大师超越自己的时代，朝其背过身去，直面自我世界后的孤独告白。为了完成艺术家最高的使命，他把自己放上了艺术的祭坛。所以在生活巾，他的命运注定不幸，饱受灵魂的磨难。1802年，当贝多芬意识到自己将完全丧失听力后，写下了自己的遗嘱，他承认白己考虑过自杀。晚年时，他行为古怪，像个流浪汉一样，在人街上孤独行走，不时停下来在音乐笔记本上记几个音符，并用跑调的嗓子哼唱或嘶吼，为此曾被误认为流浪汉遭到逮捕。在最后的岁月里，他几乎完全失聪，彻底从社会中隐退，临终前身边几无朋友陪伴。 近两个世纪，一提到遭受磨难的音乐家，进入我们头脑的多半是这位如怒狮一样、蔑视一切的、头发蓬乱的贝多芬。为达到艺术之完美，他以生命的火焰炙烤自己。当他正值音乐创造最佳的青年时期，耳聋向他袭来，命运的恶魔悄悄降临。贝多芬经历了生死搏斗，这生死的分界就是那份著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遗嘱”。“我本该结束我的生命，只是我的艺术挽留了我”。最终，他从个人危机中摆脱出来，重下决心完成他的艺术使命。 贝多芬真正与之搏斗的是命运，或者说，他要抗争的是一直要主宰他命运的上帝。人与上帝较量，人与死亡抗争，输赢已被判定，似乎是一种徒劳，但唯其徒劳，更显悲壮，更凸显人的意志与力量。贝多芬要的就是这种意志的胜利，这让人想到尼采的“要重估一切价值”的超人，上帝死了，人可以取代上帝、成为上帝。在这种要战胜命运的意志中，当命运把他击倒在地时，他发出悲怆绝望地呼喊，像神话中的巨人，直挺挺地仆倒在地，再复活站起时，力量增加了十倍。“不，我受不了这样……他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你们休想让我彻底屈服！”过度的痛苦加剧了它的反作用，他在搏斗中随对手的力量而加倍增长。比如，在《C小调第五交响曲》中，音乐开始时，突然爆发出惊人的音响，三短一长，如幽灵浮现一“那是命运在敲门！”贝多芬这样解释。在交响曲巾可以感受到，他与强大命运的遭遇、冲突，在静谧中的深思，在灵魂中的追求，与命运的不断抗争，以及最后战胜命运后的凯旋，这就是贝多芬的意志力量？ 罗曼・罗兰对贝多芬的灵魂有着准确的把握。他认为，叭多芬的心巾横亘着一个上帝。对待这个上帝，他决不匍匐屈从，相反，inf是像对待一个平等之人、一个应该诅咒的暴君、一位粗鲁的朋友、一位严父。贝多芬每时每刻都在与他的上帝争执，他的内心独白始终是两人之间的对话。这一点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比如在他著名的《悲怆奏鸣曲》中，时而是超人式的速度和力量，时而是突破之后的宁静和抒情一乐曲第一乐章结束时，既有雷鸣般的和弦展示的飞驰失控的竞争，又有古典形式的强有力的控制，传递出了一种与之对抗的情感。苦难磨砺了生命，生命从磨难中汲取营养，这仿佛一对相悖的孪生子：不幸强大了贝多芬的生命力量，欢乐又使他超越了不幸。 意志之力巨大无比，可以推动生命，也能促使死亡。存力的两个极端，一边足和平、幸福、进步、文明，美好，一边是残杀、战争、混乱、野蛮。像贝多芬这样的人才，上天赋给予了他狂野的力量，他绝对地控制着，把它引向了艺术创造。在对命运的反抗与征服巾，最终通过受难，奋斗、为善，贝多芬抵达了欢乐与自由之境。他晚年的《第几交响曲》中有一段“欢乐颂”歌，演奏了一种人神同在的欢乐，乐，乐曲中，人获得了解放，人与上帝和解，极端的冲突消解，力的两端消失，生命抵达不朽，这就是贝多芬超越痛苦抵达的欢乐、贝多芬，式的欢乐。 总的来讲，作为一个人，贝多芬的人生是不幸的，是有“缺陷”的，他的言行暴怒过分，远超出人们的理解限度，以现代心理学讲，他其实处存一种严重的精神异常状态。但对于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来说，这“不幸”和“缺陷”，却构成了他乍命的地基，催生了他强力的意志，在这“缺陷”的苦难之上，他获得了圣徒般的力量，成为时代的先知，预言了一个疾风暴雨的时代的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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