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最后辉煌和它的陨灭

十

在冷兵器时代，刀枪剑戟等传统武器装备，很难对一座城池构成实质性威胁，因此几乎可以以其全貌完整保存下来。随着火炮的使用，特别是近代以来，重型武器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对城市摧毁破坏极大，因此，对城市的保护并不容易。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待建国前夕北平和平解放一事，当然应该感激傅作义，他的一念之间，保住了北京城数百年的历史风貌。

新中国成立，决定定都北京，首都再一次历史地定位于这座古老的城市。但定都是个大问题，背后牵扯一系列问题，机构设置、人员安置，大量的办公用房与居住场所如何解决，都需要通盘考虑。

只是受当时形势影响，“一边倒”的国策直接导致受邀而来的苏联市政专家对国内建筑、规划家门形成的“西郊新市区”予以全盘否定。因为按照苏联的经验，在旧城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是最正确的，可以经济、快速地解决配置政府机关和美化市内的建筑，他们还参照苏联的经验，引用了一组数据，住房和行政房屋建设不能超出现代城市造价的50% ~ 60%，另外40% ~ 50%的造价是文化、生活用房和基础设施；拆毁旧房屋的费用不超出新建房屋的25% ~ 30%。旧城由于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设施，而在城市之外的“新市区”重新建房，需要从头开始，因而是不经济的。而且，北京城具有历史性和高度的美学价值，在其内部建设良好的行政房屋，可以“装饰北京的广场和街道，增高新中国首都的重要性”。

作为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和委员陈占祥没有屈服，二人意识到必须尽快提一个完整的方案，以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清晰地表达他们关于中央行政区选址的不同意见，于是梁思成写文案，陈占祥做规划，合力完成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报送中央政府、北京市委和市政府。

该建议书洋洋洒洒两万余字，分三节进行了翔实的阐述。

第一节“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推算了整个中央行政机构所需基地面积，按人均指标，要大于旧城内的皇城，其附属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这庞大的区域选址将影响北京全城的规划，政府必须早作决断。

第二节“需要发展西面城郊建立行政中心区的理由”，先列举了首都行政区的十一个条件，诸如要合于部署原则；要有建筑形体上决定（既忠实依据现代材料和技术，又能表现民族特征和时代精神创造）；要有足用的面积；要有发展余地；须省时省力，避免劳民伤财；不增加水电工程上的困难而是发展；与住宅区有合理的联系；要使全市平衡发展；地区的选定能控制车辆合理流量；不勉强夹杂在不适宜的环境中间；要保护旧文物建筑。以此为依据，梁陈二人逐步反驳苏联专家关于在旧城建行政中心区经济合理的观点。认为，庞大的中央行政区，很难安插进在非常完整、系统化的旧城布局中，更难为将来发展留有余地。而且，这样做还有诸多缺点，包括增加内城人口密度，引发大量拆迁，破坏古都风貌，增加交通流量，加大机关办公和住宅通勤距离等。

二人还认为，回避集中布置行政中心区，而在旧城中分片建造，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增加全市性的问题。梁陈还直接批评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以东单广场为旧城空地先行建设的建议，认为该建议过分忽略都市计划全面的立场和科学原则。警告此举日后如因此而继续在城内沿街造楼，强使北京成欧洲式的街型，造成人口密度太高，交通发生问题的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这将成为扰乱北京市体形秩序的祸根。

经过分析，梁陈退出建议，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即在旧城与之前“西郊新市区”之间设中央行政区，这样既便于与旧城紧密联系，又利用已有一定基础的“新市区”建设配套住宅区。

第三节“发展西郊行政区可以逐步实施，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从成本分析、街区布置方式论证他们的建议要比在旧区设行政区更经济、灵活，也更具可行性。

“梁陈方案”上报后，各级均杳无音讯。

针对北京旧城改造，梁思成自1950年起反复呼吁要保留北京古城墙、城门和牌楼等城市遗产，在城市规划方面，他在主张尽可能多地保留古建筑和保留古城风貌。

在对城墙的存废问题上，他抱病写下《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一一罗列并系统阐述关于保存城墙的想法，针对主张拆除城墙，认为城墙是古代的防御工事，现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失去了功用，而且它是封建帝王的遗迹，又阻碍交通，限制或阻碍城市的发展。相反，拆了城墙，不仅可以取得砖和地皮，还能将其辟为公路，总之是“留之无用，且有弊害，拆之不但不可惜，且有薄利可图”，他逐条回辩：

首先，城墙并不阻碍城市的发展，保留它与发展北京为现代城市不但不存在抵触，而且还有利。如果发展它的现代作用，它的存在会丰富北京城人民大众的生活，将久远地为我们可贵的环境。

其次，城墙虽然是封建社会帝王的遗迹，但并不表示它就不能存立于现在，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它今天是人民的博物院。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全世界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所专用，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是我们大家的民族纪念文物了。北京城墙是几十万劳动人民辛苦事迹所遗留下的纪念物。历史的条件产生了它，它在各时代中形成并执行了任务，它是我们人民所承继来的北京发展史在体形上的遗产。它那凸字形特殊形式的平面就是北京变迁发展史的一部分说明，各时代人民辛勤创造的史实，反映着北京的成长和文化上的进展。我们要记着，从前历史上易朝换代是一个统治者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但一切主要的生产技术及文明的、艺术的创造，却总是从人民手中出来的；为生活便利和安心工作的城市工程也不是例外。

再次，至于说城墙阻碍交通，那也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问题，只在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几个城门，即可解决。他还引入现代交通道路系统的设计理念，认为要控制车流，不使它像洪水一般地到处“泛滥”，而是引导它汇集在几条干道上，以联系各区间的来往。因此，我们正可利用适当位置的城门来完成这控制车流的任务。

最后，他还大胆地提出了关于城墙的现代改造观点，把它建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

城墙外面有一道护城河，河与墙之间有一带相当宽的地，现在城东、南、北三面，这地带上都筑了环城铁路。环城铁路因为太近城墙，阻碍城门口的交通，应该拆除向较远的地方展移。拆除后的地带，同护城河一起，可以做成极好的“绿带”公园。护城河在明正统年间，曾经“两涯甃以砖石”，将来也可以如此做。将来引导永定河水一部分流入护城河的计划成功之后，可以放舟钓鱼，冬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溜冰场。不惟如此，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它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1951年2月19日、20日，刚刚病愈的梁思成，又在《人民日报》上分两期发表他的长文《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介绍我国古代建筑与城市营造的基本知识，呼吁重视和爱护我们建筑的优良传统，以促进我们今后承继中国血统的新创造，呼吁尽最大努力保护北京城。

北京今日城垣的外貌正是辩证的发展的最好例子。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由南至北长达七公里余。在它的中心立着一座座纪念性的大建筑物，由外城正南的永定门直穿进城，一线引直，通过整个紫禁城到它北面的鼓楼钟楼，在景山巅上看得最为清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样大的气魄，能够这样从容地掌握这样的一种空间概念，更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样的以巍峨尊贵的纯色黄琉璃瓦顶，朱漆描金的木构建筑物，毫不含糊地连属组合起来的宫殿与宫廷，紫禁城和内中成百座的宫殿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建筑杰作的一个整体，环绕着它的北京的街型区域的分配也是有条不紊的城市的奇异的孤例，当中偏西的宫苑，偏北的平民娱乐的什刹海，紫禁城北面满师松柏的景山，都是北京的绿色区，在城内有园林的调剂也是不可多得的优良的处理方法，这样的都市不但在全世界里中古时代所没有，即在现代，用最进步的都市计划理论配合，仍然是保持着最有利条件的。这样一个京城是历代劳动人民血汗的创造，从前一切优美的果实都归统治阶级享受，今天却都回到人民手中来了。我们爱自己的首都，也最骄傲她中间这磨珍贵的一份伟大的建筑遗产。在中国的其他大城市里，完整和调和的，中华民族历代所创造的建筑群，它们的秩序和完整性已被帝国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保留下来的已都是残破零星，亟待整理的，相形之下北京保存的完整更是极可宝贵的，过去在不利的条件下，许多文物遗产都不必要地受到损害，今天的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保证尽最大的能力来保护我们光荣的祖先所创造出来可珍贵的一切并加之发扬光大。

4月，梁思成又发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北京的选址、近千年的四次改建、江湖水系与城市营建等的关系等，呼吁保护北京城。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的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米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的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这个当时曾经为封建帝王据为己有的禁地，今天是多么恰当的回到人民手里，成为人民自己的广场！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及角搂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应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不久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上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楼、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屈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过去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我们不同体系、不同格调的各型各式的所谓洋式楼房，所谓摩天高楼，摹仿到家或不到家的欧美系统的建筑物，庞杂凌乱的大量渗到我们的许多城市中来，长久地劈头拦腰破坏了我们的建筑情调，渐渐地麻痹了我们对于环境的敏感，使我们习惯于不调和的体形或习惯于看着自己优美的建筑物被摒斥到委曲求全的夹缝中，而感到无可奈何。我们今后在建设中，这种错误是应该予以纠正了。代替这种蔓延野生的恶劣建筑，必须是有计划有重点的发展。

他再次呼吁保护北京城墙，并构思出一幅城墙公园的图画：

北京城内城外无数的文物建筑，尤其是故宫、太庙（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现在的中山公园）、天坛、先农坛、孔庙、国子监、颐和园等等，都普遍地受到人们的赞美。但是一件极重要而珍贵的文物，竟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乃至被人忽视，那就是伟大的北京城墙。它的产生，它的变动，它的平面形成凸字形的沿革，充满了历史意义，是一个历史现象辩证的发展的卓越标本，已经在上文叙述过了。至于它的朴实雄厚的壁垒，宏丽嶙峋的城门楼、箭楼、角楼，也正是北京体形环境中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我们还需要首先特别提到，苏联人民称斯摩棱斯克的城墙为苏联的项链，我们北京的城墙，加上那些美丽的城楼，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国人民的璎珞了。古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台——古代封建主的某些殿宇是筑在高台上的，台和城墙有时不分——后来发展成为唐宋的阁与楼时，则是在城墙上含有纪念性的建筑物，大半可供人民登临。前者如春秋战国燕和赵的丛台、西汉的未央宫、汉末曹操和东晋石赵在邺城的先后两个铜雀台，后者如唐宋以来由文字流传后世的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等。宋代的宫前门楼宣德楼的作用也还略像一个特殊的前殿，不只是一个仅具形式的城楼。北京峋峙着许多壮观的城楼角楼，站在上面俯瞰城郊，远览风景，可以供人娱心悦目，舒畅胸襟。但在过去封建时代里，因人民不得登临，事实上是等于放弃了它的一个可贵的作用。今后我们必须好好利用它为广大人民服务。现在前门箭楼早已恰当地作为文娱之用。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又有人建议用崇文门、宣武门两个城楼做陈列馆，以后不但各城楼都可以同样地利用，并且我们应该把城墙上面的全部面积整理出来，尽量使它发挥它所具有的特长。城墙上面面积宽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每隔若干距离的敌台上可建凉亭，供人游息。由城墙或城楼上俯视护城河与郊外平原，远望西山远景或紫禁城宫殿。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 —— 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然而，大规模拆除北京老城墙和老建筑的运动开始了。从1952年起，政府组织市民义务劳动，或动员各单位拆城墙取砖取土，北京外城城墙便以这样的方式被陆续拆除。接着，1953年，左安门被毁；1954年，庆寿寺双塔被毁；1956年，中华门被毁；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朝阳门被毁；1958年，右安门被毁；1965年至1969年，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西直门、元城墙被毁。东单和西单的牌楼也消失了踪迹。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墙：中央是宫城(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及阳门、德胜门、钟楼。北京老城已是面目皆非。

他在1957年说：“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他在1960年代作出这样的预言：“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今天的北京城，毫不客气地说，已经被糟蹋了，而且还特别不成模样。似乎，在我们的思维中，建设与保护从来都不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因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始终不能脱离大拆大建这些好大喜功式的行为，而不会建设与保护并重，哪些可以拆，哪些可以修缮，哪些必须就地保留，建设必须与保护在物理、空间上进行必要分离，我们似乎从来都缺少这种建设逻辑，而只是粗暴式地在拆与建之间来回纠缠。结果，摩天大楼起来了，但那些先前已存在了几百年早已融入这座城市文化的建筑，早已踪影全无，我们不顾一切地赶时髦，起高楼，建大厦，却是建立在破坏毁弃自己本土东西的基础上，这样的建设，试问又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值得可喜的呢？若干年后，当我们要将这座城市交给我们的子孙打理时，才发现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交给他们了，因为原本属于这个城市的东西已经一丝不剩了，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大开大建，结果只是在毁弃这座城市原有的东西，而将别人的东西不断地往进行充塞，一座上千年的历史古城就这样在我们手中彻底葬送了，其毁坏只不过几十年时间。

故而，如果领导者与管理者不懂文化，又不重视文化，足以引起一场文化灾难，这是一个城市的不幸，更是一个社会与民族的不幸。今天，顶着国际化大都市名头的北京，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韵，那股严肃中正威严富含王者之气的北京城，在现代化的建设中随着人为的粗暴破坏，早已丧失殆尽，就像一个土豪，一身的华丽行头，骨子里实在找不出一点儿本色的味道来。祖宗留给我们的，原本是一个完整的古都，城墙、城门、城楼……完好无损，就像一个壮硕的汉子，四肢五官，样样健硕齐全，然而我们也实在不争气，非要自以为是地拿起手术刀，这里割一刀，那儿剜一块，到后来，干脆全部扔了，将个本来完好的骨架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若干年后，当我们将这座数千年的城市交给我们的子孙，我们又应该怎么对他们说呢？

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我们应该抱着一种敬重虔诚的态度，继承与传承它的宝贵财产，即使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进行与时俱进的建设，传承经典与现代建设也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将保护旧城与建设新城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保持各自的本色，既可以跳出旧城，另辟新区建设新城，实现二者并存的最大公约数，谁也不阻碍谁，也可以在旧城外围开发新城，从中心旧城到外围新城形成一种层次逐渐分明不碍观瞻的格局，重要的是，中心旧城绝不可以掺杂进现代化的建设痕迹，保持它的历史风味。这么一种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今彼此融合，相互映衬的继承与发展，难道不比单纯的现代化再造显得更立体更厚重吗？就算日后我们将它传给我们的子孙，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很负责任地对祖宗遗留下来的财产进行了有力的保护，使之遗传后代，让我们的历史文明永远在历史潮流中不被销毁遗失，这才叫文明的传承，才叫文化的积淀。

希望哪一天，我们的领导可以有魄力有胆量地说，要重新恢复我们北京城的历史风貌，将城墙、城楼、城门全部恢复起来，将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完完全全地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有这么丰厚的历史遗产，即使到时我们不发展工业，仅凭这么多的历史遗产，发展观光旅游，也完全能够支撑起一个偌大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