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子》第十七章的解读 张剑伟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P141.以下简称《今译》) 承接第十六章“公乃王,王乃天”,本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太上,下知有之”,继续探讨“君人”品格以及怎样“以道理政”的问题。“太上”及三个“其次”,诚如陈鼓应先生所言,是基于价值序列的评价,而非时间序列中的先后顺序。(参见《今译》,P.141)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河上公注为“为太古无名之君也”,吴澄解释为“犹言最上,最上谓大道之世,相忘于无为”。笔者认为,这里的“太上”指的就是最好的“君人”或统治者(“下知有之”中的“下”字,恰与“太上”之中的“上”对应,“下”为百姓,则“上”就是“君人”)。若理解为最好的历史时代、社会状态,与“下知有之”句逻辑上不恰合,欲使其意通顺,仍需依靠“君人”充当逻辑主语。事实上,最好的“君人” 在老子看来,最好的“君人”当政时期,人与人、人与自然处于和谐的关系之中,矛盾冲突尚未显露。担任社会公职的圣人们,以道治国,无为而治,不干预社会生活,“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使天下百姓不知不觉中受到教化,创造和维持一种使百姓根据自然天性自在自为地生活的环境。“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君人”之与百姓,犹如水之与鱼、空气之与人,“日用而不知”,百姓只知道有一个“君人”的存在但并不知道谁是“君人”或“君人”到底做了些什么。 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了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五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尧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生动的画面,可以说是对老子的“太上,下知有之……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最好图解。 “其次,亲而誉之。”这是指大道尚存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开始显露的时代,“君人”顺自然而为,化解纷争,调解矛盾,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善事,人们不仅知道他,而且信赖、亲近和赞誉他。大禹泯除杀父之仇,“三过家门而不入”,疏通河道,救百姓于洪水;商汤为排除旱灾,置身熊熊篝火之中,为百姓焚身祈雨。禹和汤可作为此等“君人”的代表。 许多研究者把“亲而誉之”理解为“仁义治国”的时代,即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的“君人”状态,这是值得商榷的。按照老子的观点,“大道废,安有仁义?”(第十八章)仁义得以推广,“君人”赢得赞誉,定是大道存在的缘故。与庄子不同,《老子》文本中很少涉及儒家,几乎找不到赞扬或批评的文字,对于其他诸家也是如此。老子对“君人”的评价始终以“得道还是失道”、“无为还是有为”作为参照系。 “亲而誉之”之所以属于“以道治国”的范畴,另一个理由是老子的“无为”内涵中除了“不为”以外,还包含有“顺自然”、“辅自然”而为之义(反自然而为则称之为有为或妄为)。《淮南子·修务训》中,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疏通河道,为“辅自然”,堵塞河道则为“反自然”;对禾苗浇水施肥,为“辅自然”,拔苗助长则为“反自然”。故“君人”采取的一系列的“辅自然”行为,取得了成绩,赢得了赞誉,实乃“得道”、“用道”之功效。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这两种时代或“君人”,尽管程度有所差异,但均属于失道、失德或有为、妄为的范畴,是大道废弃后的社会缩影。为何“畏之”?是因为“君人”专制残暴,专权擅威,严刑峻法,嗜杀成性,动不动以武力相威胁、以暴力相弹压,“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人民只能逃避他、畏惧他。为何“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陈鼓应先生把这二句翻译为“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自然不相信他”。(《今译》,P143)并认为,二十三章的这两句“已见于十七章。疑是错简重出”,同时引用卢育三的话说,“马叙伦、奚侗说:此句已见十七章,这里重出,盖错简所致,且与上文不相应,当删。陈柱、高亨、朱谦之从其说”。(《今译》,P165) 笔者认为,搞清楚这两句话的真实意思不仅是把握“太上,下知有之”及“悠兮其贵言”的关键,而且也是逻辑判断该两句话应否出现在二十三章的关键。 郭店简本的文字是“信不足,安又不信”。“又”、“有”古字通假。帛书甲本的文字是“信不足,案有不信”,乙本的文字是“信不足,安有不信”。“案”、“安”古字通假。郭店本和帛书本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版本,不带注解,最接近《道德经》文本的“原生态”,此两句在上述版本中文字高度一致,当视为老子原文。 其他诸本此两句的文字皆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缺了一个“安”字。正是这一字之差,不仅改变了人们理解的方向,而且成了谬解的滥觞,一直流传到今天。“安有不信”的本意应是“哪里会有不信”。“安有……”,解释为“哪里会有……”,这是古代汉语中的一种固定句式,表示反问。如“安有说人主而不得者乎?”(《战国策·秦策一》)“安有常则?”(贾谊《鹏鸟赋》)“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说苑》卷三)“安有巢中鷇,插翅飞天陲。”(唐·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安有寄千金而无券者?”(《清稗类钞·敬信》) “信不足”是“安有不信”的原因,“安有不信”是“信不足”的结果。当且仅当“信不足”的“信”是指“诚信”的前提下,才会有“统治者‘信不足’,老百姓就信任统治者”的结论(既然统治者的诚信不足,老百姓为何还要信任他呢?)。该结论不仅与老子的原意相反,而且荒唐至极,这可能正是众多版本删掉“安”字的一个原因。 笔者认为,“信不足,安有不信”中的第一个信和第二个信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第二个信是相信、信任的意思,第一个信不是指诚信,而是指言语,引伸为政令。“信不足”,意为不多言、不夸耀、不政令繁苛。《庄子·盗跖》有言:“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成玄英疏曰:“多信,犹多言也。夫识廉知让则贫,无耻贪残则富;谦柔静退则沈,多言夸伐则显。故观名计利,而莫先于多言,多言则是名利之本也。” “信不足,安有不信”应该翻译为:“统治者不多言、不夸耀、不政令繁苛,人民哪里会不信任他呢?”按照这种理解,这两句话出现在二十三章末尾不是“错简所致”,亦非“与上文不相应”,而是上下呼应、浑然天成。二十三章由“希言自然”开始,到“信不足,安有不信”结束,不仅反映了老子写作手法上的匠心独运,而且彰显出了巨大的逻辑力量! “悠兮其贵言”。该句是对“信不足,安有不信”的进一步说明,“贵言”亦即“信不足”(少说话),是实现“取信于民”的前提条件。“悠兮”之“悠”,并非如有些注释者所说的“悠然”、“悠闲”之义,而是小心谨慎、警觉戒惕的意思(悠、犹古字通假),如同第十五章中的“犹兮若畏四邻”之“犹”,反映出“君人”谨言慎行的精神风貌。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意谓大功告成了,百姓都说是他们自然而然的结果,没有感觉到“君人”的作用和存在。这是 基于以上分析,本章的校订文及译文如下: 原文校订文:“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译文:最好的“君人”,百姓只知其存在;第二等的,百姓亲近他、歌颂他;第三等的,百姓畏惧他;第四等的,百姓轻慢、侮辱他。“君人”若不政令繁苛,百姓哪里会不信任他呢?(最好的“君人”)总是谨慎戒惕不轻言,大功告成,百姓皆归于自己的自然而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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