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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 （民俗学家、散文作家） 太爱买书是一种疾病，它给我们带来了好些妨害和痛苦。但那也是一种魔法，它给我们许多难以想象的希望、快乐。它甚至于能够移心换骨，使我们超越卑俗，蓦进于高远神异的境界。 “黄金散尽为收书，满架琳琅百不如。”
——录近代诗人句
一
两个多月前的一个上午，所坐的帆船一靠了长堤，我就跑上来找寻住宿的地方。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到了文德路。那些四壁和当中堆积着各样各色书籍的旧书铺子，像老朋友一样拉住了我。尽管我没有余裕跟他们详谈细话，可是，草草打个照面，也就被包围在难以名状的快乐气氛中。因为七、八年来，辗转在穷乡僻市，饥饿着的心眼，久矣没有这种吞咽的机会了！
记得十二、三岁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市镇里的小学生。在那山僻的地方，没有新旧书铺子，没有公共图书馆，也没有私人藏书室。自己家里除了叔父和父亲所看过的那些《四才子》、《玉匣记》、《笑林广记》以及《验方新编》之类，是别无所有的。但是，我却非常渴望那些诗文集和史学的书籍。父亲每天给我上学用的一点零钱，我私下把它积蓄起来，到了有相当数量的时候，就寄到汕头或上海的那些书店里去。买回来的，大都是扫叶山房、文端楼一类便宜本子的国学书。
在那小市镇中，每年总要有一两次，（时间大约在燕子来时或纸鸢飞空的时候）来一些穿短上衣，缚住裤脚，肩起一大捆用布带束紧的书籍的游行书商。他们大都是几个人同伙来的，所卖的书也大致一样，——从《康熙字典》、《纲鉴节要》到《千字文》、《一见哈哈笑》等，本子都是有光纸石印本。在他们逗留市镇的那几天，我和一些有同嗜好的小朋友总是浮着笑，亮着眼光。他们一走，就不免有点清寂的感觉了。
从我们那市镇到县城，大约有三十里路。那里也没有专门的书店，有的只是些兼卖书籍的洋货铺。书自然不会多。平常我们是很少到城里去的，但一到了那里，精神就好像飞升起去了。因为这一来，多少可以带回一些在家里连名字也没有知道过的书。老实说，我每次到城里去的动机，主要的就只为着买书。
进了中学校，因为住的靠县城，买书的机会自然便利了许多，且由于一些师友的学艺上的刺激，买书的嗜好就更加扩展了。那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的时候，新出版的诗集、小说等还不多，我差不多是有一本买一本的。（在那些时候，——不，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每回打开从外埠寄来的报纸，最先注目的，就是那些新书的广告。）有时候，从朋友那里借来看看，总觉得不很过瘾。有些时候，因为买不起或买不到，就写信向作者或出版机关去要。因此，也往往附带的跟一些作者或编者结成了文字因缘，我跟故诗人刘大白先生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后来的许多日子，大抵住在那些大都市里。不知是由于生来的性情，或幼年少年时代的生活、教养，大都市的生活，在我总觉得是一种压迫。我感到局促、烦扰、呼吸重浊。至少，它常常叫我感到“陌生”——即使是在那里打发过相当时日的。要我说出在大都市生活中那仅有的欢乐的话，恐怕就是看书买书方便这一点了。如果没有它，我是宁愿一辈子做乡下人的。我住在杭州的年月比较长久些。现在一想到那个“天堂”，除了西子湖外，印象最鲜明的，就是那些旧书铺子（特别是在城站一带的）了。在那些年月里，要不是生病或者到别的地方去旅行，我不能够禁制自己到一个星期以上不踏上那些铺子的门限。哪间铺子里有些什么书，哪些书放在什么地方，哪间铺子里的价钱便宜些，哪位老板有什么特别脾气，……我的脑里是清清楚楚的。现在我还常常记起城站的那位上了年纪的书铺老板。他身材比较中人稍矮，头发灰白了，面颊却相当丰满，往往还添上了酒红。双手总是糊摺着破旧的书页，一枝短的旱烟管是很少离口的。因为本钱短少，周转不灵活的缘故罢，他的书往往卖得比较便宜（他并不是不知道那些书籍的一般市价的），因此我也更加常到他那里去。后来我们仿佛像好朋友一样。有时候走到那一带，光为了看看他，也得踏进他那充满灰尘和霉气的小铺子里去。他也常常把一些杭州的掌故告诉我，有时候还把他们书业界的隐秘情事吐露了出来。这在我可算是一种从买书上得来的副收获罢。书业里有着因季节或别的缘由而产生的一些风习，不是惯常和那些铺子交往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例如到了年终的时候，虽然不标明减价，那些旧书铺子自然地会少要些价钱。在平常我们要买却买不到的书，这时候也许就是满足希望的好机会了。有一次，郁达夫先生发现了那部明人的《冰雪小品》，叫我去买它。这是一种奇货，老板自然不肯轻易放过。可是，我耐着性子等到除夕，就居然拿到手了。在杭州几年中，我每月差不多把十分之七的收入送到当地的旧书铺子或国外的一些书店里去。结果在我的住房里，如果来了两三个客人就连座位都没有，因为那些不绝进来的书本子把四周和中间乃至床头凳上都一齐占住了。
在东京，不夸张的说，我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消磨在神保町、早大门前等书铺街及神乐坂等处的夜市上的。每当星期日，我比平常起得更早，搭上电车直到神保町那书铺街的口子。从第一间起，依家挨户的搜索下去，到了铺子穷尽的地方，也就是电灯射出黄光的时候了，我腋下挟着一大包的猎获品，又疲乏又兴奋，那种滋味是不容易形容的。夜市是东京有趣生活的一面，在夜市里卖的东西自然是应有尽有。可是，最牵引住我的，还是那些卖旧书报和贬价新书的摊子。特别是后者，比起旧书铺子来，不但价钱便宜，货色的变化也急速而广泛些。在那些摊子上。往往可以用很廉的价钱买到很有价值的名作，例如我所藏有的法郎士的《文学生活》节译本，罗兰氏的《米勒传》和《米克朗哲罗传》的合装本，……就是那种便宜的夜摊猎来的成绩。在一般的情形上，东京的旧书铺子比起本国的来，空气是暖和的。在那里，你可以托咐他们代找寻所需要的书，你东翻西弄，结果空着手出去，也不至于挨受白眼。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归装上要带回些物品，这是常情。因为各人性情修养等的不同，所带回的东西也就很不一律了。有人留意食物，有人喜欢用具，有人却爱玩具或古物。我自己呢，却依然是找寻那些不可吃、不可穿，也不怎样好玩弄的书本子。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过去在旅行中所收集的一些纪念品：《秣陵集》就是初次游南京时买的，《两当轩诗集》，是在南昌的旧书铺子里买的，在绍兴城里我带回了那部《会稽郡故书杂集》，在京都我带回的是一部《民间医药学》。……这些纪念品，在战争的风暴中早就化做灰尘了。可是，它们的名字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上，除了我的心停止了作用，是决不会忘记的。
二
买书看来像一件简单不过的事情，实际上也有种种曲折的情趣。
我们想买什么书，就按着书名去找寻它，这是一种最普通的情形。如果我们所需要的是容易买到的，那么，你拿到了手上虽然也会满意，可是那满意却不怎样强烈。如果找的是一种绝版的或稀有的书，却能够顺利地得到它，那就使你特别高兴了。有一个时候，我很想读一读M·缪勒氏的《宗教学纲要》和鸟居博士的《日本周围民族的原始宗教》，两者都是已经绝版的。我不敢存什么奢望地托一位友人找找看，结果都到手了。你想像我是该怎样雀跃啊！特别有些书，既急于需用，又苦找不得，对于它，你差不多绝望了，可是，忽然它却跟你碰起面来。这种欢喜真是永远地留着“余味”的。我买到的那部杜文澜编纂的《古谣谚》，就是这种经验的一个好例子。早就听到它的名字了，而在那些自己正醉心于风谣、传说研究的日子，心里是怎样热想着它！可是，问来访去，都是徒然，失望使我暂时平静下来。我已经冷淡于追求了——像那些失恋者再鼓不起勇气来一样。不意偶然在一家旧书铺子里却遇到它。我做梦样地急促着呼吸去问店伙的价钱，他一开口要廿四元（在战前，这不是一个便宜的价目），我生怕什么人在旁边抢买样的，马上就会钞了。可是问题即刻发生，老板走出来，说那书卖不得，因为北京一位学者在几年之前就托他寻找了。我用理由、感情去征服他，结果总算得到胜利。它就成了我买书历史上的一个夸耀。许久以后，有些要好的朋友到我的房里，我还情不自禁地把这胜利品搬了出来，指给他们看，硬要他们猜度价钱。猜对了固然好，猜错了也一样高兴地谈笑。我的本意只在显示自己的高兴罢了。
有些书籍，我们本来并没有立意要去找它，甚至于连它的名字也是生疏的。但是，在很偶然的机会里，我们买了它。当我一口气读完了，竟要这样自语：“如果不买它，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损失啊！”另外一种书，我们买它的原因同样是偶然的。拿回到书房里，也不过让它在书架上多填了一些空间而已。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却十分需用它，把它从灰尘的蒙盖里拿出来，让它占据着每日工作的案头，它被列入最必要的少数书籍的名单上了。而这是我们买它时候所决不及料到的。
书籍大都是一种天才的语言，但同时它又是一种市场的商品。在现在的社会里，你不能够付出代价，就没福分去享受那种美妙的语言。有许多书籍，我们出了相当代价并不觉得冤枉，因为它确实把精神的餐宴给予了我们。可是，有些时候，花了极小的代价却得到同样或更精美的盛宴，那就叫我们额外感到欢欣了。我用了一角钱买来的《V·雨果散文集》一类的书，它所给予我的启发和喜悦是多么深沉啊！
三
买书是一种痴情的欲望，它不知底止。得到一部又想两部，得着这一批，又想着那一批。海水不会干，书单是开不完的。得到手的时候，固然有一阵欢喜，得不到手呢，就不免痛苦了。而且“钓不到手的鱼总是大的”，买不到手的书在想象上也特别感到优越。因此，那种痛苦也就越发歪缠人了。记得还在中学里读书的时候，有一回在那卖洋货兼卖书的店子里，看到一部新到的商务版大字的《聊斋志异》，我很想买它却出不起价钱，结果眼睁睁看着给别一位青年抢了去。经过了多少日子，那种痛苦还占据着我的心。前几天文德路某家旧书铺里有一部吉田弘二郎的散文集，老板索价三百元，我当时出了三分之二，结果没有成交。第二天早晨，我再回去想买它，可是书已经不在了。这一来，我的精神上就好像被挖了一个窟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平复呢？如果当时买到手了，恐怕它也不过和我案上所有的一些散文集同样普通罢了。
爱买书的人，因为贪心和急性，往往还要受到另一些惩罚。你今天看上了某一部书，高兴地把它买了。晚上在灯光下披读一过，原来是一种很平庸的著作。在金钱的损失外，你还要加上了对于自己卤莽的嘲笑。有时候所买到的书，在版本上是不完善的，价钱也特别昂贵。当你刚刚买过后就发现这些了，这时候，要去买那更好而又便宜的，既然有些不愿意，就此罢休呢，心里却又有些不畅快。总之，贪心或性急给你带来“苦恼”了。
书籍买得太多，就成了生活的一种累赘。在平时你得照顾它，整理、晒曝、去蠹虫、拂灰尘……在走动的时候，就更加麻烦了。要找许多箱囊去装盛，一路又担心着湿水或遗失，我从前很怕迁动（就算在同一地方移来搬去，也不免要蹙眉头），大半的原因就在这里。抗战以后，上海、杭州、兰溪、坪石等地先后失陷，我的全部文化财产也散失得一光二净——真成为一个“没有书的”读书人了。想起当年“南面百城”的情景，自然不免心绞鼻酸。可是，又一转念，却又觉得十分爽然——我苦笑地说：“无书一身轻！”记得陈简斋有句诗：“误矣载书三十乘！”我是要从自身所感到另一种的苦恼去同情他这个慨叹的。
太爱买书是一种疾病，它给我们带来了好些妨害和痛苦。但那也是一种魔法，它给我们许多难以想象的希望、快乐。它甚至于能够移心换骨，使我们超越卑俗，蓦进于高远神异的境界。
写于40年代中期 本文来源：《钟敬文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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