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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业已了解了陶渊明晚年对政治的态度之后, 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这就是渊明既然在晚年如此愤激, 他是否如沈约所说, 是忠于晋室, 耻事二姓呢? 换言之,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诗人那些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诗篇中的政治思想倾向或深层心态呢? 个人以为, 对此问题, 应当从影响渊明的政治哲学思想以及老年情绪心理方面来讨论。一般而言, 陶渊明是一位具有高度超悟哲学修养的诗人, 思想上并不斤斤执著于一家一姓的得失兴亡, 其愤激本身, 与老年心理中易出现的异乎于中年的“认真与激烈”有关。从心理学角度看, 一个人由最初的个性、气质、信仰与理想追求在其情绪心理上烙下的印记, 在经过了中年期可能有的淡忘之后, 往往会在老年时复苏。暮年回顾平生, 价值理想的基本实现, 固可使其心理上感到满足, 获得宁静；然而如果看到昔日追求和当今现实之间的距离依然遥远, 此生无法弥合, 一种理想破灭的痛苦有可能使秉赋刚直者的内心产生强烈的激惹, 导致其情绪愈加趋于愤世和厌弃流俗。陶渊明晚年的心境中, 无疑有这样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影响渊明晚年心态的政治思想因素, 来自不同渊源的两个方面。较显的一面是渊明一向奉行的儒学理想主义原则, 此点使他对统治者的“为恶”难以容忍。从他在刘裕代晋过程中的态度转变, 不难看出此点。如前所述, 刘裕起家之初, 消灭桓玄, 重安晋室, 拯民水火, 彼时渊明对他并无恶感, 甚至还心存希望。义熙以后, 刘觊觎帝位, 步步紧逼, 为之不顾国家大义, 逆顺之理, 不择手段地延揽大权, 把持朝政。到义熙十四年, 刘裕对登位已是迫不及待, 因“昌明之后犹有二帝”的谶言, 遂废安帝立恭帝以足其数, 次年就迫恭帝禅位于己。此种行为, 已无异于以强凌弱, 巧取豪夺。而尽管恭帝去位时有“今日之事, 本所甘心”之语（见《宋书》卷二《武帝纪》中），刘裕仍不放心, 最终鸩杀恭帝, 开启了东晋南朝禅国之君不得善终之恶例。其行径, 无疑与渊明奉持的儒家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格格不入。晋末天下昏乱, 有德者出而主政, 拯济苍生, 本在情理之内, 儒家在政治上, 亦一向有侮乱取亡, 废昏立明之权变。渊明达者, 尚不至于抱狭隘的节义观而只着眼于晋室的王业污隆。然而儒学道德理想原则不仅看重目的, 亦不忽视手段, 目的既通过手段达到, 手段的正义与否亦必然反映或影响目的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干宝《晋纪·总论》论古代天下鼎革, 举文、武建周为例云:“三分天下有其二, 犹以服事殷；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 犹曰‘天命未至’；以三圣之智, 伐独夫之纣, 犹正其名教, 曰‘逆取顺守’；保大定功, 安民和众, 犹著大武之容, 曰‘未尽善也’。”以为如此始能“积基树本, 经纬礼俗, 节理人情, 恤隐民事”。此为三代之垂范, 后世许多取天下者虽崇拜权力, 但在手段上都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每每粉饰天命, 收买民心, 务欲使改朝换代显得更合符天理人情。魏晋以来, 禅代相循, 古道日颓, 窃国者已全然无视道义之掩饰。刘裕之篡晋, 同样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 其残忍凶暴诛杀无辜的做法, 固为仁厚正直之士所不忍见, 其欲达到之目的, 亦不得不为人之所非。且刘氏当权以来, 纵然在一些内外举措上有差强人意之处, 但就整体政治模式而言, 则无非以暴易昏而已。而刘宋开国以后, 其寒人政治的劣点立即暴露无遗, 统治层中猜忌诛杀, 内乱不已。种种现状, 都令志行高洁, 秉性贞刚, 崇尚理想的陶渊明, 对由田舍翁暴发起家. 毫无政治道德感可言的刘裕之流, 于失望之外, 更多了一层愤懑反感鄙夷厌憎的情感。此种心情下写出的诗篇, 自是激楚之音多于恬静之气。 从前文之引证中还不难看出, 渊明集中, 多有向往仗剑独行, 纵横四海之侠士生活的诗篇, 如《拟古》中的“少时壮且厉, 抚剑独行游”、《杂诗》中的“忆我少壮时, 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 蹇翮思远翥”诸句, 锋芒未敛, 气度豪雄；易代之际, 更是寄怀于抗暴御侮, 扶危济难的烈士奇侠, 所以清代龚自珍咏陶渊明, 有“吟到恩仇心事涌, 江湖侠骨恐无多”的诗句。而渊明内心的这种刚烈侠义气概, 除源自传统儒家的道德人格理想和成仁取义之价值观之外, 还受到另一种重要的然而亦是潜在的和易被忽视的思想成分的影响, 这就是古代墨家学派的社会正义观和建立在它基础上的任侠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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