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早期的编辑活动
摘要
我国的编辑活动开始得很早，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果从系统编纂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追述到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删诗书、订六经的编辑活动,下至清朝开展的众多大型的编辑活动尤其是很多综合性性的类书、总集的编纂,中国古代的编辑活动，大约具有近2500多年的灿烂历史，这些编辑活动是我国古代编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我国编辑事业具有开创性和总结性影响的第一位编辑是孔子，而《论语》这部主要记载其言行的重要典籍，也集中反映出他的编辑思想，基本上体现出了早期编辑活动的一些重要特点：文献的聚散对编辑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它是进行编辑活动的重要基础和客观条件；早期的编辑者多是由官私学者担任，他们的特殊职能属性和学术气质是早期编辑的鲜明特点；“述而不作”的编辑方式成为早期编辑活动的基本原则，也是重要的编辑思想之一；编辑活动遵循的思想道德规范和不断完善的学术规范，也是早期编辑活动的重要理论构成之一。通过考察《论语》所体现出的编辑活动的特点和编辑思想内容，可以窥见早期编辑活动一般性的内涵和特色，使我们对古代的编辑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演变具有基本的认识。
关键词：孔子；《论语》；文献；编辑思想
一、文献聚散对编辑活动的影响
（一）、简述“编辑”的古典意义以及《论语》的基本情况
研究早期的编辑活动，尤其是文献聚散对编辑活动的影响，有必要对“编辑”的早期的意义进行探讨。编辑的古典意义与现在编辑的意义有很多不同，用编纂来概括会更加贴切，且具有传统的融合著述、编撰、校雠为一体的广泛的特点和方面。编辑一词的出现，据读书所及，始见于《南史》的《刘苞传》。刘苞是南朝梁人，其本传有云：“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缉，筐箧盈满。”缉通辑，此编辑二字之连用也。另外，他在《梁书》卷亦有传，与《南史》记事基本相同，但苞传所谓“编辑”的含意，还不完全是后世所谓的编辑工作。刘苞所作尚限于整理编次和校补写本的讹误脱漏。至于具有收集资料整理编次删削订补的编辑效能，则始于唐代。在《唐大诏令集》中，仪凤元年所颁令制云：“然以万机事广，恐听览之遗；四海务殷，虑编辑之多缺。”这条令制的意思是政府管理的事务涉及面很广，怕只听听看看会有遗漏；天下的事都急着要办，担心收集编次多有不足，这是加强编辑活动的指令。编辑本身含义的不断丰富，其实反映了编辑活动的广泛，但编辑的最初强调收集材料、整理编次和进行组织撰述的意义是始终没有较大变化的。
今欲以《论语》所体现的编辑活动思想为主要讨论对象，首先简要概述该书的情况。《论语》这部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张舜徽先生的观点认为，“论”的本字应是“仑”，是集合很多简册加以排比辑录的意思，“论语”的命名便是取义于此；而杨伯峻先生的观点认为，“论语”的“论”是“论纂”之义、“语”是“语言”之义，“论语”即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综合来看，《论语》这部书的出现本身就是典型的古代编辑活动的一次文献总结，它由几乎独立的章节组成（一般来说共二十章，后世编辑者对它又有不同的分章），内容并非一时一地，也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是一部完整完善的经过编辑的重要典籍。
（二）、早期文献的流传以及对早期编辑活动的影响
《论语·八佾》载孔子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是“文献”一词的首见，汉宋的学者注释时，均把“文”解释为典籍，“献”解释为先贤或者其言论。用“文献”二字自明其著述的，起于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他在《文献通考·自叙》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综合上面的看法，文献最初的意义也是有所差异的，研究编辑活动，其实要着重了解文献的流传对其的影响。
在我国的早期，文献的类别主要包括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牍文献、缣帛文献等，同时也是雕版印刷盛行前的主要文献载体，它们的流传情况，本身也包含着编辑活动的方方面面。甲骨文献以甲骨为载体，是我国现存最为古老的文献，主要是商代殷人的占卜记录，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以甲骨占卜之事；金石文献也就是铸刻在金石上的铭文，其载体的特点是坚固耐久，能保存久远，因此从夏代就开始使用青铜器开始，到后来的秦代的刻石，这类文献的保存情况比较良好，到宋代更是掀起进行编辑整理研究的热潮；简牍文献以竹木为载体，是自先秦时期开始便应用广泛的文献形式，据《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故其起源当不晚于商代，对简牍文献的编辑整理活动，几乎是构成古代编辑活动的重点内容，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关于简牍文献的发掘与研究，更是洋洋大观；至于以丝织品为载体的缣帛文献，早期的编辑活动涉及得较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其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早期的主要文献，多集中在社会阶级的上层，也就是王宫官府，要进行系统归纳的编辑活动，必须要先集中文献的主要体现形式—书籍，我国早期的图书聚散深深影响着编辑活动的开展。秦朝时“焚诗书以明法令”，导致很多重要的古代典籍不复存在，到后来，“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官方对图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和对学术思想的辨析，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整理编辑活动，产生了很多体现早期编辑活动思想和特点的集中性著作，如《别录》《七略》以及由此总结的《汉书·艺文志》等。很容易看出，文献（尤其是图书）的聚散是影响编辑活动是否能开展的客观条件，因为整理文献的所谓“编纂”主要是据原有的历史典籍和学术成就进行总结概括并形成编辑作品的。
二、早期的编辑人员及其要求
（一）、古代史官与史家及官私学术对编辑活动的促进作用
早期进行编辑活动的主体与古代的史官关系非常密切。《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言：“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何晏注曰“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也”，这里孔子表明自己还能看到保留下来的史籍阙文，也反映出早期史官的修史态度的严谨和史书留存的情况。三代以降，古代史官的职能分工更细，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历史记载，史料收集、汇编和保存，具体的有“保存典籍、记录史实、起草文书、宣答王命、献书规谏、讲颂史事”，这些对历史史实的记载和对典籍的整理，显示出编辑活动在史官职能的隐性存在，是早期编辑活动技能和思想的主要体现。这里所言的是官方的编辑活动，同时私家也进行过编辑活动，这其中当以孔子为最典型最重要的代表，私家编辑的初衷多在集古籍以阐明大义，这些明显具有学术研究的著作以及由此引起的学术交锋，促使着早期编辑活动的不断兴起和发展。
（二）、早期进行编辑活动的主体的优势
上文提到，编辑活动与官私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密切相关，而这些进行编辑活动的主体，往往是集中学术研究、进行著述、发表传播为一体的学者，他们具有编辑的优势。首先，《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犹及史之阙文”就是体现出孔子身份的特殊，也就是他收集有一部分古典文献或者有观览典籍的权利。古代学术的下移有一个过程，因此王官之学基本还是掌握着最重要的学术，从这一点来说，只有那些供职于宫廷的学者才有可能进行文献的整理编辑，即使是学术的不断下移，也不能否认官府文献的编辑整理情况，其数量之多、质量之好，是编辑活动的主要编撰对象。其次，这些进行编辑著述的“编辑”，往往是著名的学者，《论语·为政》载：“君子不器”，这里针对的虽然是儒家的君子修养要求，但是可以借用这个“君子”来代表学者，“不器”是具体的表现，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不像器物一样只有一定的用处，如果将其扩展到学术的领域，这个标准也就说明了著名的学者在研究学术过程中，对待学术能广采众家，具有广泛的人文修养与学术修养，这是一个优秀的编辑工作者所必备的。最后，这些学者的编辑作品只有通过传播和流传才能将典籍代代相传下来，这些学者虽然境况不一，但基本上都有门人弟子进行整理其著作并广为传播。
三、“述而不作”的编辑原则
在编辑活动的具体操作上，有一个传统的原则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载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刘宝楠注释道“述，循也”，述是循旧，作是创始，孔子很可能是基于儒家总结阐释前代思想的传统而言。这表明了孔子对待历史文献的基本态度，同时也是孔子承袭旧制、效法先王观念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自孔子之后，这成为古代编辑活动的一个基本原则，而关于述、作以及纂的讨论又丰富了编辑工作的内涵，对此下文将进行简要分析。
实际上，论、述、作的区分早已有之。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言：“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司马迁在这里所表述的意思，就是其编辑的活动仅仅是“整齐”“故事”，并不是自己的创作。东汉王充《论衡·对作》则言：“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也。”也就是说，他将著作分为作、述、论三类，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等级较低的“论”，并且三者之间又有很多不同。
在张舜徽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中，对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进行阐述时，提及“著述、编述、抄纂三者的区别”，概括言之：著作是“将一切从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性认识以后，抽出最基本最精要的结论，而成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论”，编述是“将过去已有的书籍，重新用新的体例，加以改造、组织的工夫，编写为适应于客观需要的本子”，抄纂是“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出现”。古代的学者所进行的编辑活动，多是这三者的单独运用或者结合运用，这三者中又以“编述”的作品为最多，产生的作用也最大。
依据“述而不作”这个原则，孔子完成了很多重要的文献整理。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春秋时期社会动荡与变革并存，孔子认为这是“礼崩乐坏”，想通过恢复礼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孔子不断碰壁，最后只得回到鲁国，进行著述立说、教授弟子的活动，最后终于完成对《书》《诗》《礼》《乐》《易》《春秋》的编辑整理。孔子所本的“述而不作”原则，实际上在整理“六经”后其内涵又更加丰富了，尤其是开创了“春秋笔法”，这种寓己意于著述中的传统，是“述而不作”的深层意蕴所在，后世目录学家、校雠学家、版本学家等在从事编辑活动时，均受到孔子编辑原则的影响。
四、早期编辑活动的规范
（一）、早期编辑作品的思想道德规范
上文提到，早期从事编辑活动的主体是那些处于贵族阶层的君子和学术成就比较高的学者，他们从一开始进行编辑活动就需要遵循相关的思想、道德、伦理的规范。
编辑活动的首要目的在于正人心。《论语·颜渊》载孔子关于君子之德之言：“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孔子关于为政的思想，如果将这种君子的主体地位进行转换，而作为编辑活动的主要编述者，这种以“君子之德”来引导“小人之德”的实效，确实也正是历代编辑活动的初衷，他们的目的正在传播普世、大众的文化产品，这是古今不变的。
编辑作品的内容应该是积极向上的。《论语·为政》载孔子言及《诗》时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编辑作品的功能应该是提供可以借鉴运用的知识。《论语·阳货》载孔子论《诗》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里说学《诗》的意义在可以兴、观、群、怨。简言之“兴”是指诗歌的艺术形象可以引起人的联想，使人思想受到感发并精神兴奋，从而获得审美享受；“观”是指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得失、道德风尚状况和诗人主观意图的作用；“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和谐人际关系，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强调诗歌对现实社会的干预功能。《论语》其他篇章论及《诗》时，多强调其实用的特征。
（二）、早期编辑活动的学术规范
早期的编辑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良好的学术传统，在不断的整理文献和编述典籍的过程中，这种学术的规范被确立并不断地被丰富和创新。
《论语·卫灵公》载：“辞达而已矣。”何晏注言“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词”，这个注释中所提“事莫过于实”，的确是对编辑活动的重点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古代编辑工作针对的文献和典籍，多是散乱纷杂的，还夹杂着很多失实的信息，早期的编辑者对文献的整理，首要的就是澄清实际，还典籍本来的面貌，这种加工与经营表明上是简单的回归原本，实际上却需要很高的学术修养和人格修养，早期的学术规范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被建立起来，概括起来有一些重要的方面：
以孔子为代表的进行编辑活动所遵循的方法和规范，谢玉杰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概括为五点：分别是“删繁编次，条理分类”；“鉴别考证，校勘文字”；“创立笔法，注释文献”；“注重实践，演练归纳”；“评介讲授，传播文献”。另一重要的编辑活动就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活动，他们的成绩在张舜徽先生《中国文献学》中被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广罗异本，仔细勘对”；“彼此互参，除去重复”；“校出脱简，订正讹误”；“整齐篇章，定著目次”；“摒弃异号，确定书名”；“每书校毕，写成《叙录》”。
总之，这些早期确立的学术规范，是深深熔铸于历代学者的学术思想中的，并且是古代编辑活动具体操作的基本方式和规范，概括来说，包含着一些传统学科的要素：一是目录学的方法技能、二是版本学的知识技能、三是校勘学的实效技能。
小结：我国的编辑事业和编辑活动开始得较早，早期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综合的编辑规范；考察早期编辑活动的内容，从经典《论语》中入手，实际上既体现出了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第一位编辑孔子的编辑思想、也反映出汉代进行的对前代文献的编辑活动特点和内容，基本上初步形成了我国古代的编辑体系。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2]潘树广：《编辑学》，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
[3]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王志刚，《中国古代编辑活动的基本特征》，《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
[5]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6]来新夏：《<中国古代编辑事业简编>写作提纲》，《编辑之友》，2014
[7]谢玉杰，王继光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修订版），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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