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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88年初吧，南京大学历史系某副教授给我一份《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提纲，说是系里准备编撰此书，约请我写其中的第十一、十二、十三章。三月底，我写完并誊清，正准备交稿送审时，却因书稿的主编某教授患肝癌住院，无法审稿，稿子也就搁在我这儿。后来主编去世，若干年后，那位副教授亦去世。看来，这段残缺的书稿只能成为废纸一堆了。 前不久，某纸媒编辑希望我写些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我忽然想起，那堆废纸或许与历史文化有点联系，于是找出来翻开一看，那三章的标题，分别是《三国与西晋》、《东晋与南朝》、《十六国与北朝》。我忽然又想：从三国鼎立到南北朝对峙，这三四百年，不正是自秦统一以来最大的乱世么？自己既然无力完成原书稿的其余部分，何不废物利用，将已写好的这部分改个相应的标题，贴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呢？不消说，原先的第十一、十二、十三章，只能变成眼下的第一、第二、第三章了。 这就是《乱世文明史》的由来。
第一章 三国与西晋 （公元190~316年） 公元189年四月，汉灵帝病死，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辅政。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谋诛宦官，召并州牧董卓入朝为助。董卓尚未到达洛阳，何进已因事不机密，反被宦官所杀，袁绍勒兵反攻，杀灭宦官二千余人。正在此时，董卓入据洛阳，控制了中央政权。董卓暴虐异常，不久，废杀少帝，拥立陈留王刘协，是为汉献帝。袁绍被迫逃往河北，联合各地州牧、郡守举兵讨伐董卓。董卓退往长安后，虽为部下吕布等所杀，但“群雄割据”的局面已经出现。又经过数十年混战，曹操、孙权、刘备分别所有中原、吴、蜀地区，三国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 曹操（155年－220年） 在这三个军事集团中，曹操的实力最为强大。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汉称帝，正式建立魏国。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国。公元229年，孙权地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称帝，建立吴国。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形成。 公元263年，魏灭蜀。可是，此时魏国也名存实亡，政权已控制在司马氏手中。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曹魏最后一个皇帝曹奂，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司马炎即晋武帝。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结束了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短暂的统一。 晋武帝死后，惠帝司马衷即位。晋惠帝是个白痴，根本不能理政，大权先后被外戚杨氏、贾氏操纵。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面殊死拼斗，西晋王朝日益腐朽，终于酿成了以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等为代表的“八王之乱”（公元291~306年），使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西晋王朝的实力更为削弱。公元304年，内迁的匈奴族首领刘渊乘机起兵反晋，建立汉国（后改为赵，史称“前赵”）。公元311年，匈奴兵破洛阳，掳晋怀帝。晋臣于长安拥立愍帝即位。公元316年，汉国刘曜又率匈奴兵攻陷长安，俘杀晋愍帝，西晋灭亡。
第一节 吏治与法治 一、丞相、御史大夫制的恢复 光武帝刘秀虽说在中央设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但并不给其予实权。这样，以后当皇帝年幼或昏庸时，实权便被其亲近之人——外戚、宦官乘机攫取。外戚与宦官都控制了一定的武装力量，相互之间倾轧、争斗不已，成了封建统治机构上的两个大毒瘤。曹操为了革除这一弊政，恢复了以外朝大臣为主干的丞相、御史大夫制，并于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自任丞相，以郗虑为御史大夫。丞相以下，设两长史为其助手，又有东曹、西曹、法曹等机构，处理日常事务。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又设尚书、六卿等为丞相的属官。丞相还握有军权，属官中有中领军、中护军、四征将军（征东、征西、征南、征北）等。中领军与中护军则分统四个方面的征伐大权。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外戚与宦官控制中央政权的弊端。后来，曹丕虽然废掉丞相一职，但中央的实权从内廷迁移至外朝，已成难以改变的定局。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极少出现宦官为患的事例，原因不能不追溯到曹操对官制的这项改革。 刘备建国后，也以诸葛亮为丞相。孙吴则先后以孙邵、顾雍等为丞相，以丁固、孟仁等为御史大夫。丞相、御史大夫制的恢复，客观上也避免了东汉末年各地豪强跨州连郡、独揽一地军政大权的分裂割据局面，消除了地方上权移州牧的流弊。 二、曹操用人政策与吏治特色 东汉取士主要依靠州郡及乡里的选举、推荐，举荐权则控制在豪强手中，而举荐的标准一般只注重“德行”而轻视才能。因此，一些利禄之徒往往将自己装扮成恪守孝、廉、仁、义的高洁之士，欺世盗名，骗取高官厚禄。而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往往被埋没。桓、灵时期，有首民谣唱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尖锐讽刺了当时官场的腐败情况。 陈平（？－前178年）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多次发布“求贤令”，广招天下奇才。他明确指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并举例说：吴起杀妻求将，不仁；母死不归，不孝①。可是他任魏将时，秦兵不敢东向窥魏；执楚政时，三晋②不敢南下犯楚。 吴起（前440年－前381年） 陈平虽然有贪秽之行，却有命世之才，汉高祖重加信用，终于成为西汉著名的开国功臣。如果一定要以德行标准为取舍，那么吴起、陈平等旷世奇才就不可能建不巧功名，成一代伟业。鉴于上述原因，又处于天下未定、急需用贤之时，曹操一再强调自己“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决心，要求属下对“临敌力战”的斗士，“高才异质”的文吏，“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能人，一定要尽力推荐，“勿有所遗”（均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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