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SMFM & ACOG Statement (August 8, 2018, Washington, DC): Leaders in Obstetric Care Respond to the Published Results of the ARRIVE Trial ARRIVE临床试验研究了全美6,100多名健康初产妇。研究人员将其中一半人随机分配到期待组(等待自然临产,只在出现问题时才进行干预),另一半分到孕39周择期引产组(没有医学指征下人工引产)。 ARRIVE试验发现两组女性的首要临床结局,即围产期死亡率和严重新生儿并发症率的复合结局并无显著性组间差异。不过,还有一些发现值得关注:
ACOG和SMFM审核了ARRIVE试验的研究结果后确定,产科医护人员在充分讨论临床方案后为低风险孕产妇提供引产是合乎情理的,和她们共同进行医疗决策至关重要。孕产妇必须符合以下标准才具备引产指征:
值得强调的是,就像该研究做到的那样,所有的引产干预都必须严格遵循临床规范以促进阴道分娩。除非纳入研究或为改进质量,不可为与本研究方案不一致的孕产妇提供择期引产。由于引产涉及到产科医生与产房机构之间的配合,医护人员和产房机构就择期引产相关规定进行协调至关重要。 (翻译:胡灵群) NPLD-GHI Journal Club 2018年08月文献评判 精选文章 【英文引用】William A. Grobman, Madeline M. Rice, Uma M. Reddy, et al. Labor Induction versus Expectant Management in Low-Risk Nulliparous Women. N Engl J Med. 2018 Aug 9;379(6):513-523. 文章摘要 【背景】低危初产妇孕39周积极引产,对产妇和围产儿临床结局的影响尚不明确。 【方法】在这项多中心试验中,我们将孕38周~38 6周的低危初产妇随机分配至积极引产组及期待分娩组,积极引产组于孕39周~39 4周行引产(期待分娩组行密切观察,孕40 5周前不作医学干预)。首要临床结局是围产儿死亡率或新生儿严重并发症率的复合结局,次要临床结局是剖宫产率。 【结果】共有3062名妇女接受引产,3044名被分配到期待管理组。积极引产组中新生儿首要复合结局发生率为4.3%,期待分娩组为5.4%(相对风险[RR] 0.80;95%置信区间[CI] 0.64~1.00)。积极引产组剖宫产率明显低于期待分娩组(18.6%比22.2%;RR 0.84;95% CI 0.76~0.93)。 【结论】低危初产妇中孕39周行引产不能显著降低其围产期复合不良结局的发生率,但的确使其剖宫产率明显降低。(备注:ARRIVE临床试验由尤尼斯·肯尼迪·施莱弗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资助,临床试验注册号为 NCT01990612。) 文献评判 1.评判标准 西北大学芬堡医学院麻醉科 医学论文质量评分表(改良版) 评定项目(每项评分0~2分,总分:20分) 1 问题和假设 2 伦理研究委员会和知情同意 3 研究设计方法,随机的方法 4 研究对象:入选标准,排除标准,人群描写指标 5 主要临床指标,次要临床指标 6 标本量计算,统计的α值(P值) 7 统计方法的合理性 8 研究的局限性 9 讨论的逻辑性和结论的客观性 10 实际临床意义,直接临床结局相关的 2.论文质量评判结果及理由 评 20分 文章: 低危初产妇积极引产与期待分娩的比较研究 评分标准(0~20分) 1 2分 评定项目:问题和假设 评分标准(0~2分) 背景/问题: 对于分娩时机的建议是建立在权衡孕产妇与围产儿风险的基础之上的。与足月分娩相比,孕39周前没有医学指征的分娩与较差的围产期结局相关;孕41周及以上的孕妇应行分娩是因为其围产期风险正在上升。而对于孕39周~40 6周的孕妇,国际惯例是避免择期引产,这是因为缺乏围产期获益的证据以及对于产妇(尤其是初产妇)剖宫产率增高和其他可能不良结局的顾虑。 假设(零假设): ARRIVE试验(择期引产与期待分娩的随机试验)旨在验证此前诺丁汉研究[1]的假设:与期待分娩比较,孕39周低危初产妇行择期引产将降低其围生儿死亡率或新生儿严重并发症率的复合结局风险。 参考文献 [1] Walker KF, Bugg GJ, Macpherson M,et al. Randomized trial of labor induction in women 35 years of age or older[J]. N Engl J Med. 2016 Mar 3;374(9):813-22. 2 2分 评定项目:伦理研究委员会和知情同意 评分标准(0~2分) 该方案(全文详见NEJM.ORG)在受试者招募前已获各参研单位伦理委员会核准。所有受试者在随机入组前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3 2分 评定项目:研究设计方法,随机方法 评分标准(0~2分) 研究设计: 我们在加入尤妮斯·肯尼迪·施莱佛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母胎医学协作网的41家医院中进行了这个多中心、随机、对照、平行、非盲的临床试验。 积极引产组:于孕39周~39 4周期间行择期引产,或自然临产,或有医学指征分娩(亦包括因出现新的医学指征而延至孕39 4周之后的分娩)。 期待分娩组:密切观察,孕40 5周前不作医学干预;孕40 5周~42 2周期间行择期引产,或自然临产,或有医学指征分娩。 随机方法: 符合患者纳入标准的孕妇按照1:1的比例随机纳入积极引产组或期待分娩组。由独立的数据协调中心生成随机序列,采用简单瓮法(simple urn method)进行随机化分组,并对各参研单位进行分层。一家独立的数据与安全监察委员会全程监控研究过程。对临床数据进行审核的研究人员对于受试者分组信息毫不知情。 4 2分 评定项目:研究对象:入选标准,排除标准,人群描写指标 评分标准(0~2分) 患者纳入标准(详见Supplementary Appendix, NEJM.org) 孕34周~38 6周(且孕周可靠)、单活胎、顶先露、无阴道分娩禁忌证、无剖宫产分娩计划的低危初产妇,孕38周~38 6周再次筛查仍无择期分娩医学指征者。 【低危定义】 产妇和胎儿均无孕40 5周前必须分娩的医学指征,例如妊高征或可疑的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孕周可靠】 孕妇明确知道末次月经日期、且该日期与孕21周前所行超声检查结果相符;或孕妇不确定末次月经日期,但孕14周前所行超声检查可提供依据。 患者排除标准: 孕38周~38 6周再次筛查时已经临产、胎膜早破或阴道出血者。 人群描写指标: 年龄(<35岁或≥35岁)、族裔(白人、非裔、亚裔、西裔或其他)、婚姻、就业、商业保险、流产史、受孕方式、吸烟史、饮酒史、随机入组时孕龄、体重指数(BMI<30或≥30)和改良Bishop宫颈成熟度评分(<5或≥5)、入院接诊医生专科(妇产科、母胎医学科、家庭医生或助产师)。 5 2分 评定项目:主要临床指标,次要临床指标 评分标准(0~2分) 主要临床指标/首要结局变量: 首要结局变量是围产儿死亡率或新生儿严重并发症率的复合结局变量,包括产前、产时或入院分娩期间的下列一个或多个指标:围产儿死亡,出生后72小时内需要呼吸支持,5分钟内Apgar评分<3分,缺氧缺血性脑病,癫痫发作,感染(确诊为败血症或肺炎),胎粪吸入综合征,产伤(骨折、神经损伤或视网膜出血),颅内或帽状腱膜下出血,或需要血管升压药物支持的低血压。 次要临床指标/次要结局变量: 产妇:剖宫产、妊高征(妊娠期高血压或子痫前期)、剖宫产指征、阴道助产术、阴道助产术指征、剖宫产子宫切口延长、绒毛膜羊膜炎、3~4度会阴裂伤、产后出血、产后感染、静脉血栓栓塞、产程长短、产后住院时长、ICU收治、产妇死亡。 新生儿:出生体重、呼吸支持时长、头颅血肿、肩难产、输血、需蓝光照射或换血治疗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病理性黄疸)、需静脉输注治疗的低血糖、NICU或ICU收治、住院时长。 6 2分 评定项目:标本量计算,统计的α值(P值) 评分标准(0~2分) 样本量计算: 期待分娩组的围产儿首要结局发生率预估为3.5%,如采用I型错误率为5%的双侧检验,则本研究需要纳入6000名孕妇以提供至少85%的检验效能方可检出积极引产组首要结局发生率达到40%的降低。对于检验效能的分析也考虑到了大约7.5%的受试者其实际治疗与研究规定不一致的可能性。 统计的α值:0.046 进行了一次期中分析,在首要结局的最终分析中将双尾p值<0.046视作有统计学显著性。由于是微调,我们仍报告相对风险的95%置信区间(RR,95% CI)。为了确定不同亚组中积极引产对于主要围生儿结局和次要剖宫产结局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我们进行了Breslow-Day交互分析,其中p值<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7 2分 评定项目:统计方法合理性 评分标准(0~2分)
8 2分 评定项目:研究的局限性(原文自评) 评分标准(0~2分) 应当注意试验的局限性:
9 2分 评定项目:讨论的逻辑性和结论的客观性 评分标准(0~2分) 结果/结论: 低危初产妇孕39周行引产并未显著降低围产期复合不良结局的发生率,但是确实使得剖宫产率明显降低。 讨论: 在这项纳入低危初产妇的随机试验中,我们没有发现随机分配入孕39周积极引产组和期待分娩组的产妇在首要结局(围产期复合不良结局)发生率上存在显著性组间差异。不过,积极引产组的RR比期待分娩组低20%,相应的95% CI显示积极引产组围产儿不良结局的风险可能并不高于期待分娩组,甚至可能降低了36%。即使进行了事后多重比较校正,积极引产组的剖宫产率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率仍显著低于期待分娩组。 研究未发现随机入组时“改良Bishop评分是否欠佳”对于围产期首要结局或剖宫产率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对比以往引产组Bishop评分欠佳者剖宫产风险更高的一致证据,这个发现有点出乎意料。可能是因为期待分娩组评分欠佳者剖宫产风险同样较高,积极引产组评分欠佳者的剖宫产率仍低于期待分娩组。 本试验规模大于以往低危孕产妇积极引产和期待分娩比较研究的随机试验,因此有能力检出以往研究未能辨别出来的差异。患者入选标准确保纳入孕周信息可靠的孕产妇、无论(随机分配时)改良Bishop评分基线值有利还是欠佳。(其余内容详见第7点、第8点)。 (其余内容详见第7点、第8点)。 文荟谭点评: 【缺点】
【优点】
10 2分 评定项目:实际临床意义,直接临床结局相关的 评分标准(0~2分) 总之,与期待分娩相比,我们发现孕39周择期引产不会导致围产期不良结局发生率升高,但会使得剖宫产率降低。 3.专业评判 点评项目 1 研究问题是否有临床意义? 流行病学点评 :一个能降低剖宫产率的方法,其临床意义自然不言而喻。因此,这篇文章也第一时间出现在西北大学普伦蒂斯妇女医院产房产科与麻醉科医护人员文献评论会的科室通知上。 胡灵群 2 研究内容的先进性、可行性? 流行病学点评:低危初产妇在没有过期妊娠的情况下择期引产是产科以前的一大禁忌。医学的”反自然“天性或许让很多围产界医务人员还无法适应,但这项研究的先进性不容置疑;其临床方案可能适用于目前不繁忙的产房,但大规模的推行还有待进一步可行性论证。 胡灵群 3 试验设计的严谨性? 张婉莹 方法学点评:研究者在试验设计阶段采用了合理的样本量估算方法,对试验组和对照组人群的基线数据进行了比较以确认两组具有可比性,为后面的统计分析打下基础。针对不同的自变量及因变量类型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适合的统计方法,并在亚组中进行交互分析。为确保统计的可靠性和科学性,研究者对P值进行了校正。不足之处:尽管本研究对样本量进行了合理估算,但该样本量仍难以探究罕见结局变量(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总体来讲,统计学方法使用较为严谨。 4 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流行病学点评:采用了循证医学的黄金研究方法,从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分组的研究设计,到提问、假设、入选标准、标本量计算以及统计方法的选择,都是教科书般的经典。 胡灵群 张婉莹 方法学点评:本研究为随机对照研究,数据分析采用意向分析(Intention to treat analysis),保持了原有随机化分配数据集的完整性,防止了偏倚,为统计检验提供的合理的基础。研究者对两组基线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具有可比性,此为RCT研究中后续分析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作者根据不同自变量和因变量类型选择了合适的分析方法(如Wilcoxon秩序检验,Fisher精确检验以及多项/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并利用Breslow-Day的交互分析方法来观察在不同亚组中引产对主要结局及次要结局的影响。故统计方法合理。 5 研究过程的质量控制? 张婉莹 方法学点评:本研究进行了组内分析并且对一类错误进行了校正,以降低多重比较对P值的影响。且本研究进行了敏感度分析,以控制失访人数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6 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流行病学点评:根据首要临床结局的标本量计算,严格的分组以及实施监控,针对性的p值校正,谨慎地解读结果,让读者信服。 胡灵群 张婉莹 方法学点评:本研究在试验设计阶段采用了合理的样本量估算方法,试验参数假设合理,并且将RCT研究中可能并未按照原有设计入组的人数考虑在内(约总样本量的7.5%),本研究共纳入6096人,与样本量估算结果(两组共计6000人)一致,故试验效度可信。 研究针对不同自变量和因变量类型,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比如针对非正态分布的连续自变量,采用了Wilcoxon秩序检验,对于分类自变量采用卡方检验以及Fisher精确检验,对于多结局变量采用多项逻辑回归模型,统计方法使用恰当。故总体而言,本试验研究结果可信。 7 证据水平及原因? ![]() 张婉莹 方法学点评:I级证据。本研究为严格设计的随机对照研究,虽然由于试验本身性质难以进行masking而可能导致确认偏差,但总体试验设计和分析方法严谨合理。 8 临床是否采用?(与目前方案比较) 流行病学点评:临床上完全可以实施。只是特定产房内的具体实施可行性需要论证。比如,产妇产房滞留时间会因为择期引产增加,医疗资源和消耗会随之增加。而产科病房可能因为剖宫产率的下降减少了住院时间增加了病房周转率,提高了效率,增加了收入。大规模实施后,是否会因为降低了剖宫产率减少了围产期并发症率或母婴死亡率,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医疗开支。到底结果如何,需要研究来证实。 ![]() 胡灵群 4.临床专科点评荟萃 方法学: 张婉莹(美国哈佛医学院公共卫生系) 在这项多中心随机对照(非双盲)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了分层随机的方法以保证试验组及对照组的同质性。描述统计及分析统计发现两组基线数据具有可比性,且研究者总体采用意向分析的方法,保证了研究的随机性,为后续分析打下了基础。在对首要结局和次要结局的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对于不同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类型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保证了统计分析的严谨性。此外,为控制多重比较对一类错误的影响,研究者对p值进行了调整;为控制失访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偏差,研究者对数据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从而保证统计层面的合理性。 产科: 罗国阳(康涅狄格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学副教授,母胎医学部主任) 这篇文章:1)目前最大的一个研究,证明在39周引产不会增加母婴围产期不良预后,例如不会增加剖腹产,不会增加新生儿不良预后,还降低了妊娠高血压发生率;2)没有新的发现,因为此前已有大量数据证明足月引产不会增加剖腹产,并可降低母体并发症,最佳新生儿预后是在39-40周之间出生;3)增加住院时间,从而降低医院的收入;4)增加产房负担。总而言之,对产科医生和对医院不是好消息。并不要因为这个研究而改变什么。唯一的好处是对那些已经39周的孕妇想要引产,医生没有理由不做。麻烦是因为这个研究,很多产科医生会误解,还有如果在39周引产而万一出现不良结局,医生就可能会被告上法庭。 产科: 丁晴(纽约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 过去25年中,孕产妇在妊娠39周~40周期间的总分娩率有所增加。本研究是一项多中心随机试验,每组各约有3000名低危初产妇,比较其39周后引产介入组与期待组(自然临产或在41周~42周引产)的各项指标,评估39周引产的围产母婴临床结局。然而,文章中没有提及期待组孕妇41周后引产的百分比。就低危初产妇的研究人群而言,两组的剖宫产率相对较高(18.6% vs. 22.2%)。此外,该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年龄较小的初产妇,年龄中位数为23~24岁。尽管孕39周后的择期引产并未导致母婴围产期严重不良结局,但临床应用价值不大(编者注:如果研究人群并不是我们实际面临的人群,结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这种医学干预在临床推而广之,那许多产房就得想方设法容纳大量因待产/引产时间延长而长时间占用产房的孕产妇。 麻醉科: Yaghmour, Edward A(西北大学芬堡医学院麻醉科) 这篇文章及其ACOG和SMFM的表述,让我们马上想到,我们需要增加产房的容量和人员来满足随之出现的引产产妇的人数。 麻醉科: 刘宇燕(美国新泽西州拉里坦湾医疗中心产科麻醉医师,“无痛分娩中国行高级产科麻醉123计划”主任) 对孕39周健康无并发症的孕妇引产?这篇文章为不平静的围产界再掀话题。有意思的是,在2016年5月的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COG)年会上曾对此有过一场辩论:如果39周前不择期引产,为什么不在39周时对每个人引产? 两位辩手,一位是洛克伍德(Charles J. Lockwood) 医生,南佛罗里达大学莫尔萨尼医学院院长及妇产科教授、南佛罗里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教授及资深副院长;另一位是诺维茨(Errol R. Norwitz)医生,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妇产科主任及教授。他们在伊迪丝·路易斯·波特纪念讲座(Edith Louise Potter Memorial Lecture)辩论中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虽然事先并不知道对手的观点倾向,但通过查询现有文献,不约而同地得出同样结论:无并发症的孕妇应在39周时接受择期引产。 在辩论讲座前对参会者进行了调查:63%的人反对让大多数女性在39周内引产,20%支持,17%的人不确定。辩论结束时再次投票发现,70%的人支持女性在39周时引产,21%仍不确定,9%反对。 诺维茨医生引用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多项研究表明,孕期超过39周后婴儿死亡风险增加。39周时死产率最低,之后显著增加。常规引产对母亲的风险低于以前所认为的。孕39周常规择期引产的数据有限,但他从择期引产与孕41周的期待疗法的数据比较推断,剖宫产分娩并没有增加,还有可能减少。 洛克伍德医生起初是打算反对孕39周择期引产的。但通过回顾相关的随机临床试验、荟萃分析和人口研究后发现,39周时择期引产相较于41周的期待疗法更优越。此外,他还根据随机和观察性研究的数据创建了蒙特卡罗微观模拟模型。“在39周时择期引产可以减少剖宫产的次数,减少死产的发生率,降低母婴严重的并发症发生率,具有显著的的统计学意义”。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一篇关于低危初产妇39周时择期引产与期待疗法的随机临床试验,结果显示39周时择期引产可以降低剖宫产率,与洛克伍德和诺维茨二位医生的结论不谋而合。 但是,这些研究是否足以改变日常标准医疗规范与指南?产科医生是否应该开始采用这种做法?其安全性和可行性是否适应于所有产房?引产本身会带来一定风险,也给人力物力带来更多挑战。引产宫缩疼痛比自然临产的阵痛更加剧烈。在一个缺乏适当完善的母婴监护环境、产科麻醉欠缺、团队医疗乏善可陈的条件下,应该权衡利弊。任何一项医疗规范措施的改变,都不能以母婴安全为代价。 5.方法学细读 (Problem based learning问题导向学习) 唐琳(无痛分娩中国行杂志副主编) 期待管理(Expectant Management) 研究者们在文中特别提到此前不少研究的结论之所以有待斟酌,是因为那些研究设置的是“积极引产”组与“自然分娩(spontaneous labor)”组比较研究;但“自然分娩”与“积极引产”不具可比性,只有“期待管理(分娩)”才能与“积极引产”相匹配[2]。事实上,“期待管理”不同于“自然分娩”之处,在于它并非毫无作为,而是要在遵循现有临床规范、患者符合一定标准的前提下维持一段时间的严密观察(watchful waiting, watch and wait)而不行干预,一旦出现医学指征即予医学干预[3]。大量临床研究证明,特定条件下的期待管理,并不增加患者首要不良临床结局(死亡率或严重并发症率),相反还能降低一些临床风险。 本研究中“期待管理”的定义是:密切观察,孕40 5周前不作医学干预;孕40 5周~42 2周期间行择期引产,或自然临产,或有医学指征分娩。此外,孕早期流产、异位妊娠、未足月胎膜早破(孕32周前破膜)、未足月子痫前期、妊娠期糖尿病等产科并发症方面也有相应的期待管理方案[3, 4]。再次需要强调的是,“期待管理”是以大量临床试验证据为基础的、患者必须符合相应标准、经医务人员严格评估、利弊权衡、确保患者安全前提下采取的医疗干预,而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完全自然、无所作为”。 参考文献 [2] William A. Grobman, Madeline M. Rice, Uma M. Reddy, et al. Labor Induction versus Expectant Management in Low-Risk Nulliparous Women[J]. N Engl J Med. 2018 Aug 9;379(6):513-523. [3] Fertility Smarts. Dictionary. 'What is Expectant Management? - Definition from FertilitySmarts'[EB/OL]. Available at: https://www./definition/1357/expectant-management-fertility. [4] Denis A. Vaughan. Is expectant management a safe alternative to immediate delivery in patients with PPROM close to term?[J] OBG Manag. 2016 March;28(3):51, 52 张婉莹(美国哈佛医学院公共卫生系) 成组序贯设计(group sequential design)和期中分析(interim analysis) 成组序贯设计(group sequential design)是临床试验及药物设计中常用的一种设计方法。与其他临床试验不同的是,该方法并不要求提前设定纳组人数,而是采用逐一实验逐一分析的方法,在纳入入组对象的过程中,不断做显著性检验,一旦达到事先规定的检验标准,即可中止实验。该设计的好处是可减少实验对象的数量,而不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此方法适用于病例较少的临床研究[5, 6]。 [5] http://www./group-sequential-design/ [6] http://www.medsci.cn/article/show_article.do?id=f2ae19482d9 期中分析(interim analysis)是指在正式完成临床实验前,按照事先制定的分析计划,比较组间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所做的分析。由于期中分析的结果会对后续试验的结果产生影响,因此一个临床试验的期中分析次数要严格控制。此外,期中分析包含了非盲态的数据及结果,因此除了直接实施期中分析的人员外,其他的人员必须对这类分析保持盲态。该分析方法经常与成组序贯设计联合使用(参考:百度百科)。
中文引用:马辛欣,唐琳,张婉莹,罗国阳,丁晴,Edward Yaghmour,刘宇燕,胡灵群. 文献评判:低危初产妇积极引产与期待分娩的比较研究[J]. J NPLD-GHI. 2018 Aug 30;5(8):30. 英文引用:Ma XX, Tang L, Zhang WY, Luo GY, Ding Q, Yaghmour EA, Liu YY, Hu LQ. Journal Club: Labor Induction versus Expectant Management in Low-Risk Nulliparous Women[J]. J NPLD-GHI. 2018 Aug 30;5(8):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