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明道间欧阳修洛阳交游考述

摘要：天圣、明道间，欧阳修担任西京留守推官，结识了一帮年龄相当、意气相投的朋友。吏事之外，欧阳修与他们徜徉山水，热衷于诗酒文会，形成较紧密的交游圈。本文在考证欧阳修洛阳交游对象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交游的“群体性”、“文学性”特点，从而透视洛阳交游对欧阳修日后的政治生涯及其成为文坛领袖的影响。
　　关键词：天圣；明道；欧阳修；洛阳；交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2―0096―05
　　
　　天圣、明道间，欧阳修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官洛三年中，欧阳修结识了一帮“以道义相交”的朋友。“于时一府之士，皆魁杰贤豪，日相往来，饮酒歌呼，上下角逐，争相先后以为笑乐。”欧阳修的洛阳交游促成了其政治生涯的良好发展，他的政事才干在此被发现，并得以引荐。吏事之外，他还有意建立社交集团，追求群体精神风貌，这不仅培养了欧阳修作为政治家的胸怀和才干，而且在与友伴交游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学实践中，明确了文学理想，开始思考文坛的发展走向，为日后领导诗文革新运动并成为文坛领袖做了重要铺垫。
　　
　　一、欧阳修洛阳交游的对象
　　
　　不同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交游圈。从社会身份来看，欧阳修天圣、明道间洛阳交游对象主要有两类人：一是留守钱惟演幕府的同僚们，这些人中有通判谢绛、主簿梅尧臣、梅尧臣的继任者张谷、掌书记尹洙、司录张汝士、参军杨愈、判官张太素、法曹参军张先等。另一群人则非钱幕成员，其中有官吏，如尹源、富弼，钱惟演的继任者王曙，另外的则是欧阳修的门生及与此相关的人。
　　现将欧阳修洛阳交游情状列述如下：
　　钱惟演(962―1034)，字希圣，初谥号思，后改谥文僖，钱塘(今杭州)人。天圣九年判河南府，担任西京留守。明道二年九月，钱惟演罢西京留守，移镇汉东(随州)。
　　钱惟演是当时西京最高地方长官，其幕府才俊济济，政事之余，他常召集幕僚举办宴会，诗酒酬唱。明道元年，钱惟演祷雨，欧阳修作为下属跟随，作诗《留守相公祷雨九龙祠应时获澎呈府中同僚》。欧阳修的文学才华在当时已得到钱惟演的关注，明道元年，府第双桂楼、临辕馆落成，钱命谢希深、欧阳修、尹师鲁作文章纪念，引发了三人间的切磋。同年六月，钱惟演举行池亭宴会，欧阳修即席作诗《钱相中伏日池亭宴会分韵》。
　　谢绛(994―1039)，字希深，富阳人，中大中祥符八年进士甲科，天圣九年通判河南府，明道二年三月，任满，离开西京，迁开封府判。
　　作为同僚，欧阳修与谢绛有很多共事、相游的机会。天圣九年，两人同游大字院，欧阳修作《游大字院记》。明道元年秋，谢绛接到诏书，要于嵩岳御祝封香，欧阳永叔和杨子聪分别读祝、捧币。事后，三人与尹师鲁、王几道一起游嵩山。
　　谢绛文学造诣深厚，欧阳修和他经常诗文相和、谈诗论艺。欧阳修有《与谢三学士绛唱和八首》，其中和诗四首，唱诗四首。《试笔》一卷“谢希深论诗”条载：“往在洛时，尝见谢希深诵‘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天圣九年初，梅尧臣由桐城调任河南县主簿。同年秋，因妻兄谢绛任河南府通判，梅尧臣避亲嫌调迁距洛阳不远的河阳县任主簿。
　　欧阳修与梅尧臣相识于天圣九年春，梅尧臣《�憧诘盟�鳜鱼怀永叔》云：“春风午桥上，始迎欧阳公。”
　　欧阳修很欣赏梅尧臣的诗才，称：“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诗歌，是欧、梅交流的媒介，也是两人情意相契的见证。欧阳修《送梅圣俞归河阳序》云：“余尝与之(梅尧臣)徜徉于嵩洛之下，每得绝崖倒壑、深林古宇，则必相与吟哦其间，始而欢然以相得，终则畅然觉乎薰蒸浸渍之为益也，故久而不厌。”明道元年三月，欧阳修、梅尧臣、杨愈共游嵩山，欧、梅两人都创作了嵩山游组诗12首。明道元年秋，梅尧臣因吏事来洛，返河阳时，欧阳修等人为其饯行，席间欧阳修、梅尧臣分韵各作绝句五首。此外，欧、梅还有同题拟作以及唱和诗，热衷于创作切磋。
　　梅尧臣是欧阳修官洛期间重要的诗友，欧阳修曾向其请教作诗，《书梅圣俞稿后》云：“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欧阳修还对梅尧臣诗歌进行点评。天圣九年，称其诗：“离骚喻草香，诗人识鸟兽。”明道元年，《书梅圣俞稿后》对梅尧臣的诗歌进行更正式深入的评论。
　　尹洙(1001―1047)，字师鲁，河南人，天圣、明道间，以山南东道掌书记知河南府伊阳县。
　　尹洙擅长古文，他是欧阳修洛阳交游中又一重要文友。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云：“后七年(天圣八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湘山野录》记载了欧阳修向尹洙学习古文写作的情形：“公(钱惟演)大创一馆，榜日林辕。即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修三人者各撰一记……三子相犄角以成其文，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只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又法。”显然，三人中，师鲁胜出。“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二十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
　　杨愈，字子聪，天圣明道间，担任河南府户曹参军。明道二年，秩满，欧阳修《送杨子聪户曹序》云：“户曹参军杨子聪居府中，常衣青衫，骑破虎鞯，出入府门下，人固辈视而概易之。居一岁，相国彭城公荐之，集贤学士谢公又荐之，士之有文而贤者尽交之，其能出其头角矣。”欧阳修欣赏其洒落的个性，常一起游玩。明道元年，秀才陈经来洛阳，欧阳修与二人游龙门，作《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同年三月，与欧阳修、梅尧臣同游嵩山。同年秋，杨愈与谢绛、欧阳修御祝封香，一起游玩嵩山。
　　杨愈的作品今已遗失，但在欧、梅诗集中，有多首与杨愈唱和的诗作。
　　张汝士(997―1033)，字尧夫，开封襄邑人，初为河南府推官，后为司录，明道二年卒于任上。
　　欧阳修《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云：“初天圣、明道之间，钱文僖公守河南……而河南吏属，适皆当时贤才知名士，故其幕府号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初以辟为其府推官，既罢，又辟司录，河南人多赖之，而守尹屡荐其材。君亦工书，喜为诗，闲则从余游。”
　　张谷，初字仲容，后改为应之，开封尉氏人。天圣九年秋，梅尧臣调任河阳主簿，由张谷继任河南主簿。欧阳修《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表》云：“其在河南时，予为西京留守推官，与谢希深、尹师鲁同在一府。其所与游，虽他掾属宾客，多材贤少壮驰骋于一时，而君居其间……”欧阳修为张谷改字为“应之”，他们同年进士登第，《张应之字序》云：“……余与君同以 进士登于科，又同为吏于此，群居肩随，宴闲相语，得以字而相呼。”可见两人交情甚为亲密。
　　张谷任河南府主簿时，县斋“东斋”是西洛幕府同僚们经常聚会宴饮的场所。 明道二年，欧阳修作《东斋记》：“……傍有小池，竹树环之，应之时时引客坐其间，饮酒言笑，终日不倦。而某尝从应之于此，因书于其壁。”
　　张先(992―1039)，字子野，博洲人，时任河南府法曹参军。
　　欧阳修《张子野墓志铭》云：“初，天圣九年，余为西京留守推官。是时，陈郡谢希深、南阳张尧夫与吾子野，尚皆无恙。于时一府之士，皆魁杰贤豪，日相往来，饮酒歌呼，上下角逐，争相先后以为笑乐。而尧夫、子野退然其间，不动声气，众皆指为长者……”
　　张太素，时任河南府判官。明道元年，张太素与欧阳修等人避暑大字院。
　　除了这些同处钱惟演麾下的同僚外，欧阳修还与其他官员有交情。
　　王曙(963―1034)，字晦叔。明道二年九月，钱惟演罢西京官职，王曙继任。在两人共事的短暂时间里，欧阳修的政事才能给王曙留下了深刻印象，《先公事迹》记载了王曙服膺欧阳修断事。另据《清波杂志》卷九，王曙批评欧阳修等人频繁游玩，却被欧阳修顶撞。虽然如此，王曙并没有计较，景韦占元年，他举荐欧阳修召试学士院，欧阳修通过考试，充馆阁校勘。
　　尹源(996―1045)，初字子渊，后改为子渐，天圣八年举进士及第，与欧阳修同榜，历知芮城、河阳县。欧阳修《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云：“自天圣、明道之间，予与其兄弟交。”尹源离开河阳时，欧阳修为其改字为子渐，《尹源字子渐序》云：“奉礼尹君之将西也，称古仁者送人之义，责言于其交之所尝厚者，其友人渤海欧阳修在饯中，……因姑请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
　　富弼(1004―1083)，时任签署河阳判官。天圣明道间，欧阳修有书简致富弼，表达盼其来信的殷切之情。
　　另外，欧阳修在洛阳期间还有一帮学生徒及与此有关的友人。
　　陈经，字子履，秀才。
　　明道元年，欧阳修作《送陈经秀才序》，云：“……修为从事，子聪参军，应之主县簿，秀才陈生旅游，皆卑且闲者，因相与期于兹。夜宿西峰，步月松林间，登山上方，路穷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楼，听八节滩，晚泛舟，傍山足夷犹而下，赋诗饮酒，暮已归。后三日，陈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与之游也，又遽去，因书其所以游以赠其行。”
　　明道二年，陈经自河桥来洛，与欧阳修、杨子聪、张谷游玩并宿香山。
　　王复，字几道，秀才。
　　王是欧阳修的门生，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录》云：“又有知名进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门，王复、王尚恭为称首。”王复很得欧阳修的赏识，天圣九年夏，欧阳修、谢希深、梅尧臣等人游普明寺后园大字院避暑，王复跟随唱和。欧阳修殷切指导王复作诗。景�v元年，欧阳修致书王复：“蒙示书及诗，并子聪、圣俞书与诗。后于东山处，又见诗。何其勤而周也。圣俞得诗大喜，自谓党助渐炽，又得一豪者，然微有饥态。几道未尝为此诗，落意便而清远，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穷，何不戒也?”
　　王顾，字公储，判官，欧阳修有诗《送王公�V判官》。
　　王汲及子王尚恭、王尚韶，王汲，字师黯，欧阳修《太子中舍王君墓志铭》云：“初，天圣明道之间，予为西京留守推官。时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尚恭、尚��)始习业国子学，日从诸生请学于予，而尚恭尤整饬，俨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与君游，而君性简质，重然诺，临事而敏，与之游者必爱其为人。”
　　
　　二、欧阳修洛阳交游的特点
　　
　　天圣、明道间，欧阳修入属钱惟演幕府，钱惟演雅好词章，“乐士喜文学”，对属僚“不撄以吏事”，这为欧阳修等人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闲裕时间，使他们得以畅快交游。
　　综观欧阳修官洛三年的交游，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群体性和文学性，群体性反映的是交游的方式，文学性则体现了交流的内容。这两点对欧阳修日后的政治生涯及其成为文坛领袖影响深远，兹论述如下：
　　
　　(一)群体性
　　欧阳修官洛时，除钱惟演和谢绛年长些，欧阳修、梅尧臣、尹洙、杨愈、张谷、张汝士、陈经、王复等人多二三十岁。这些人彼此年龄相当，志趣相投，常常三五成群一起游玩、宴饮、唱和，在交往中呈现出群体性特点。
　　这种群体性首先表现为群体相游。欧阳修在洛阳时，其交游圈的朋友或同在幕府，或因人事应酬而相互认识，因此大家常常集体行动。让欧阳修津津乐道、难以忘怀的几次游玩，都是群体性的，如天圣九年夏，他和谢绛、尹洙、梅尧臣、张太素、王复在普明寺后园大字院避暑；明道元年春，与梅尧臣、杨愈游嵩山；同年秋，与谢绛、杨愈、尹洙、王复游嵩山等。群体游玩充满了快乐，谢绛在给梅尧臣的书信中详细描写了其与欧阳修等人游嵩山的情况：
　　……是时秋清日阴，天未甚寒，晚花幽草，亏蔽岩壁，正当人力清壮之际，加有朋簪谈燕之适，升高蹑险，气豪心果。……方即舍，张烛，具丰馔醇酿，五人者相与岸帙号带，环坐满引，赋诗谈道，间以谑剧，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为何物也……
　　“环坐满引，赋诗谈道”，朋友们在觥筹交错、赋诗论道中，碰撞思想，交流感情。
　　其次体现于自觉建立“集团”，追求群体的精神风貌，重视集团整体的力量。
　　天圣九年，欧阳修创作《七交七首》，“七交”者，乃梅尧臣、尹洙、王复、杨愈、张汝士、张太素以及欧阳修本人。在《七交七首》中，欧阳修对这些人的性格、胸襟、禀赋进行了描写：
　　尧夫大雅哲，禀德实温粹。霜笱秀含润，玉海湛无际。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高谈遣放纷，外物不能累。非惟席上珍，乃是青云器。(《河南府张推官》)
　　师鲁天下才，神锋凛豪隽。逸骥卧秋枥，意在�j�j迅。平居弄翰墨，挥洒不停瞬。谈笑帝王略，驱驰古今论。良工正求玉，片石胡为韫。(《尹书记》)
　　子聪江山禀，弱岁擅奇誉。盱衡恣文辩，落笔妙言语。胡为冉冉趋，三十滞公府。美璞思善价，浮云有夷路。大雅恶速成，俟命宜希古。(《杨户曹》)
　　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离骚喻草香，诗人识鸟兽。城中争拥鼻，欲学不能就。平日礼文贤，宁久滞奔走。(《梅主簿》)
　　洛城车隆隆，晓门争道入。连袂纷如帷，文者岂无十。壮矣张太素，拂羽择其集。远慕邺才子，一笑欢相挹。虽有轩与冕，攀翔莫能及。人将孰君子，盍视其游执。(《张判官》)
　　几道颜之徒，沈深务覃圣。采藻荐良璧，文润相辉映。入市羊驾车，谈道犀为柄。时时一文出，往往纸价盛。无为恋丘樊，遂滞蒲轮聘。(《王秀才》)
　　在欧阳修的笔下，张汝士、尹洙、杨愈、梅尧臣、张太素、王复各具面貌个性，但都有一种敢担当能作为的儒家朗健昂扬精神。《渑水燕谈录》载：“天圣末，欧阳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国学补试国学解，礼部奏登甲 科，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待公优异。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率尝赋诗饮酒，闲以谈戏，相得尤乐。凡洛中山水园庭、塔庙佳处，莫不游览。”“文章道义”是联系七人的纽带，是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趣味追求，欧阳修从他们不同的个性禀赋中抽拔出精神上的共通处，这显然是其用心所在，体现了他所主张的群体精神风貌的指向。
　　欧阳修强烈意识到在群体中，整体的功能大于个体之和，借助群体的力量可以更好地提升自己。《七交七首》之《自叙》篇云：
　　余本漫浪者，兹亦漫为官。胡然类鸱夷，记载随车辕。时士不倪眉，默默谁与言。赖有洛中俊，日许相跻攀。饮德醉醇酎，袭心配春兰。平时罢军檄，文酒聊相欢。
　　“赖有洛中俊，日许相跻攀”，说出了欧阳修创立“七友”之交的动因和期望，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但大家团结起来，就可相辅相成，有所成就。
　　面对“八老”之议，欧阳修表现出相同的态度。明道元年，梅尧臣等人仿白居易晚年居住洛阳香山时举办“九老会”，而有“八老”之称。“八老”分别是：尹洙辩老、杨愈俊老、王顾(公�V)慧老、王复循老、张汝士晦老、张先默老、梅尧臣懿老、欧阳修逸老。欧阳修非常重视“八老”的品题，先后致梅尧臣两封书简，认为“八老之名，诚一时美事”，并依据儒家教义对其他七老之名一一解释：
　　师鲁之“辩”，亦仲尼、孟子之功也。子聪之“俊”，《诗》所谓“誉髦之士”乎。公�V之“慧”，亦《大雅》之明哲。几道之“循”，有颜子之中庸。尧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语默之道。圣俞之“懿”，是尤为全德之称矣。
　　但欧阳修对于梅尧臣等人命名自己为“逸老”则不接受，而自荐“达老”：
　　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检，直欲使当此称。然伏内思，平日脱冠散发，傲卧笑谈，乃是交情已照外遗形骸而然尔。诸君便以轻逸待我，故不能无言。今若以才辩不窘为“逸”，又不足以当之也。……必欲不遗“达”字，敢不闻命?然宜尽焚往来问答之简，使后之人以诸君自以“达”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
　　欧阳修虽然承认自己平时言行不拘小节，但不认可“逸老”这个称呼。因为其他七老之名，都有经典出处，非属圣贤之功，即合君子之义，而自己的“逸老”却脱胎于自身疏狂不检之失，绝非儒者当傲之处。欧阳修的“逸”与“达”之争，说明他对这件事很看重，也反映了他的自我期许。正因为自己诸般不足，才需要朋友督导、激励，即如其所说：“某常仰希隽游，所望正在规益。”
　　“七友”之交、“八老”品题，是欧阳修洛阳交游的两件大事，这种冠名行为表现出欧阳修和友人建立“集团”的自觉意识。在“集团”中，欧阳修增强了群体意识，使他非常重视集体的力量，而他与同伴对“集团”群体精神风貌的建设不仅砥砺了节操，更培养了其政治家胸怀和才干，为其日后参政议政以及主盟文坛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
　　
　　(二)文学性
　　官洛期间，欧阳修交往的友人多有文学才华，钱惟演、谢绛、梅尧臣、尹洙等都有独擅或兼擅的领域，欧阳修与他们的交游天然地具有鲜明的文学性特点。
　　这种文学性体现在欧阳修与同伴一系列的文学实践上。
　　1．“诗酒唱和”。诗酒唱和本是文人交往的重要内容，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文人交游的名篇。欧阳修与同僚、门生无论宴饮游玩，还是迎来送往，必有诗文为记，且不可或缺。如明道元年秋，梅尧臣返河阳，欧阳修等人在普明院为其饯行。梅尧臣《新秋普明院竹林小饮诗序》云：
　　余将北归河阳，友人欧阳永叔与二三君具觞豆，选胜绝，欲极一日之欢以为别。于是得普明精庐，酾酒竹林间，少长环席，去献酬之礼，而上不失容，下不及乱，和然啸歌，趣逸天外。酒既酣，永叔曰：“今日之乐，无愧于古昔，乘美景，远尘俗，开口道心胸间，达则达矣，于文则未也。”命取纸写普贤佳句，置坐上，各探一句，字字为韵，以志兹会之关。成曰：“永叔言是，不尔，后人将以我辈为酒肉狂人乎!”
　　可见，“诗酒唱和”是欧阳修与友人交游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是有别于“酒肉狂人”的重要标识性行为。
　　2．同题创作，切磋技艺。欧氏洛阳交游的群体性特点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集体创作。欧阳修、梅尧臣有不少同题诗作。如明道元年，欧、梅同游嵩山，欧阳修作《嵩山十二首》，梅尧臣有《同永叔、子聪游嵩山赋十二题》；同年伏日，钱惟演举行池亭宴会，欧阳修作《钱相中伏日池亭宴会分韵》，梅尧臣作《太尉相公中伏日池亭宴会》；梅圣俞归河阳，欧作诗《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饮饯梅圣俞分韵得亭高木叶下绝句五首》，梅尧臣有《得高树早凉归》绝句五首。因为作品散佚，现已无法窥见其他友伴的诗作，但这些文士多有诗才，必也有同题或相唱和之作。
　　群体唱和、同题创作，参与者往往有逞才使气的心理，一方面相互学习探讨，一方面又暗暗竞争，“以难相挑”。梅尧臣有诗回忆当年与欧阳修、杨愈白天游嵩山夜晚饮酒赋诗的情形，其中“誓将咏新章，灯前互诋�`。杨生护己短，一字不肯易”，生动地描写了三人热烈切磋争辩的场面。
　　3．多方尝试，有意创新。在洛阳，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文体、形式、技巧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探索精神。如，欧阳修诗文同题，有散文《双桂楼记》，又作五律《双桂楼》；欧、梅同题拟作“玉台体”、效孟郊体等；梅尧臣表现出更大的创新性，他把谢绛《游嵩山寄梅殿丞书》一文用五言诗的形式加以改写，而文意不变。谢绛大为赞叹，曰：“忽得五百言诗，自始及末诵次游观之美，如指诸掌，而又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糜而涉缪异，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欧、梅的创新意识和实践使他们在天圣、明道间的创作具有新变因子，如在诗歌的叙事性上有所加强，出现一些议论化的倾向等。这在北宋文学的因革嬗变进程中，发挥了开风气的作用。这些文学实践为欧阳修日后成为文坛领袖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首先，欧阳修在与同伴文学实践交流中，得以吸取他人的文学经验，磨练了本领，其文学才华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宋史本传》称欧阳修：“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时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其次，在与文友相互赏鉴探讨中，欧阳修思考着文学的发展走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符合时代精神契合其文学理想的创作典范。在洛阳，欧阳修幸运地结识了尹洙和梅尧臣，《记旧本韩文后》云：“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后七年(天圣八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订之。”欧阳修不满“时文”，尹洙“简而有法”的古文，使他找到与“时文”对垒的武器，更坚定地树立起师韩的旗帜。与此同时，欧阳修开始对梅尧臣的诗歌进行评论，欧阳修认为梅诗“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契合了他的诗学思想，因此对梅尧臣极力奖掖。尹洙、梅尧臣这两个文友，一个擅长古文，一个长于诗歌，欧阳修与他们的文学交往，进一步廓清、深化了他的古文观和诗学思想。
　　“西河幕府，最盛于文章”，欧阳修从洛阳开始便关注文坛，奖掖时贤，树立典范，在良好的群体文学创作氛围中，其诗文理想逐渐成熟，诗文革新的萌芽已探出头，宋代诗文正是以此发轫，开始了自立门户的建立。
　　
　　(责任编辑　党春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