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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蒲松龄“载笔以耕，卖文为活”，终身清贫，赋税是他要面对的痛苦事情。面对沉重的赋税和租吏的催逼，虽然蒲松龄心中有不满，但“片纸不入公门”的处世原则，加之“抗粮”事件的影响，促使他采取不抗争的策略。同时，赋税在其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也有所反映，《促织》篇就是其中的代表。 关键词：蒲松龄；困顿；赋税；促织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11)01－0114－07 蒲松龄是中国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但与其身后的荣耀相比，蒲松龄生前却是“载笔以耕，卖文为活”，度过了清贫的一生。生活的清贫，加之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得蒲松龄心力憔悴。他曾在《钱粮比较说》中身有体会地描述了当时赋税重压下的民众生活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 自顺治十八年以后，钱粮稍急，州县勤于催科，或五日一比，或三日一比，于是无日不比，无日不打矣。在受比者，去乡村或百里，或百五十里，于是在官之日反多，而至乡耀粮卖布之日反少矣。 当时催科的对象不仅仅限于“耀粮卖布”的下层民众，连功名在身的社会精英也不能幸免。同是顺治十八年，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六月己卯，江苏巡抚朱国治疏言苏省逋赋绅衿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下部斥黜有差。”江宁巡抚朱国治把拖欠赋税的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人，选册上报，加以“抗粮”罪名，这些钱粮未完的秀才、举人、进士，全被革去功名。“抗粮”事件的发生，使得当时的士子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们十年寒窗，历尽艰辛才取得的功名，在赋税面前变的不堪一击，简直不值分文了，这迫使他们对赋税更加重视。 这样的事件，对功名心甚重，一生都在科举道路上苦苦挣扎的蒲松龄来说，当然有深刻的影响。使得蒲松龄一方面十分关注沉重赋税给民众生活带来的灾难，一方面不断表达出对沉重繁多的赋税和无情催逼租吏的不满。 一、蒲松龄在文学创作中描述民众遭受的赋税压迫 面对催科，民众生活的压力巨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首当其冲，赋税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到处十室五室空，官家追呼犹未至!瓮中儋石已无多，留纳官粮省催科。”蒲松龄在其诗中多有反映。《灾民谣》： 雨不落，秋无禾；无禾犹可，征疏奈何?吏到门，怒且呵。宁鬻子，免风波。纵不雨，死无他，勿诉公堂长官诃!其《田家苦》： 稻粮易餐，征疏最难。疮未全医，肉已尽剜。在家儿女卖吴越，邻妇夜夜哭霜月。我方踟蹰怀百忧，租吏登门如怒牛。县牒丹书照红眼，隳哭叫号声啕喽。小男酒浆罗堂上，归谋老妇相对愁。欲卖园中枣，田宅贱于草。欲贷豪家钱，债卷无署 旱灾使得庄家颗粒无收，但赋税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为了完税，人们绞尽脑汁，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想到了，枣、田宅、甚至是高利贷，最后把家中的黄牛卖了，“莫管来年耕不耕，免去眼前遭兵火”!也顾不得明年的生计，且度过眼前这一关。迫于无奈，“鬻子”这样的惨剧也经常上演，“男子携筐妻负雏，女儿卖别哭呜呜”，“何处能求辟谷方?沿门乞食尽逃亡。可怜翁媪无生计，又卖小男易斗糠。”残酷的现实面前，卖儿度日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屋漏偏逢雨，官府以征收赋税之名，借势逞凶，使人们雪上加霜。《聊斋志异・潞令》篇，讲述潞城令宋国英，“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狼藉于庭”，“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矣”。通过触目惊心的场面，官府在收税虚伪外表下贪暴残酷之态尽显无遗。同时官府还巧立名目，来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聊斋志异・韩方》篇记载：“甲戌、乙亥之间，当事者使民捐谷，具疏谓民乐输。于是各州县如数取盈，甚费敲扑”，官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的种类，还美其名曰“乐输”，甚至无视“郡北七邑被水”的灾难，鱼肉乡民。 二、蒲松龄在文学创作中表达了对沉重赋税和租吏催逼的不满 蒲松龄对官吏借收税之名，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的行为深恶痛绝，并冠以“流毒”之名。《田家苦》中蒲松龄把登门催税的官吏比作发怒的公牛。《聊斋志异・梦狼》篇，作者借异史氏之口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苏而使之自顾，鬼神之教微矣哉!”发出了官虎吏狼的感叹。官吏催税已经到保。千思万转仍不果，计卖黄犊尚差可。――莫管来年耕不耕，免去眼前遭兵火!了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地步了，使蒲松龄认识到“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官吏其实跟强盗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聊斋志异》的名篇《促织》更是形象地反映了这种混乱的状况。“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皇帝一时的心血来潮，就命民间进贡促织，这正中了贪官污吏的下怀，他们乘机上下其手，大发横财。而像蒲松龄一样，“操童子业，久不售”的成名，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为人迂讷”的成名“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不终岁，薄产累尽”。但官府并不因此而罢休，仍严限追比，旬日，成名便被“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故事发展至此，作者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控诉还未结束，又巧妙的加上成名在驼背巫的指引下觅得一促织，但被儿子偷看而闯祸投井的情节。 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踯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骂曰：“业根，死期至矣!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出。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日将暮，取儿藁葬。近抚之，气息慑然。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亦不敢复究儿，自昏达曙，目不交睫。成名儿子因好奇而偷看，不小心弄死了促织，这对于已经千疮百孔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是晴天霹雳，就连九岁的儿子也意识到后果的严重，以投井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赎罪。成名夫妻见“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亦不敢复究儿”，写出了复杂而细致的心理描写。 其实这样题材早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卷二十四“斗物”条就已经出现： 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 蒲松龄把“苛政猛于虎”刻画的入木三分，得益于前人的创作，但更多的是他将自己的生活感受融入于文学创作之中，是自己辛酸的真实写照。 三、蒲松龄对赋税问题关注是基于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感受 蒲松龄的清贫从分家就开始了，其在《述刘氏行实》中记载，因其妻刘氏“最温谨”，“姑董谓其有赤子之心，颇加怜爱，到处逢人称道之”。但为妯娌所嫉，“时以虚舟之触为姑罪，呶呶者竞长舌无巳时”。蒲��实在忍无可忍，在“此鸟可久居哉!”的无奈声中给儿子们分了家。但家分的又极不公平，“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 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问，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甚至连门都没有，只好“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外内”。可以说蒲松龄很早就已经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 当时齐鲁大地又经常出现各种天灾人祸。顺治九年，“五月壬申雨雹，大者如盂，碎瓦伤人，时正获麦，晚者灾”。康熙七年六月地震，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地震》篇记载：“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顺治七年，“是年栖霞民于七聚众起兵，攻宁海城，知州刘文淇死”。《聊斋志异・野狗》篇也有“于七之乱，杀人如麻”的描述。 除天灾人祸之外，蒲松龄的四个子女相继出生，指食日繁，也加重了他生活的窘迫。其《日中饭》诗就描述了一家人困苦的生活： 黄沙迷眼骄风吹，六月奇热如笼炊。午时无米煮麦粥，沸汤灼人汗簌簌。儿童不解燠与寒，蚁聚喧哗满堂屋。大男挥杓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携盘觅筋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恶鹰；弱女踟蹰望颜色，老夫感此心茕茕。于今盛夏旱如此，晚禾未种早禾死。到处十室五室空，官家追呼犹未至!瓮中儋石已无多，留纳官粮省催科。官粮亦完室亦罄，如此蚩蚩将奈何!作为一位父亲，却不能给自己的子女更好的生活，只能眼睁地看着他们如恶鹰般争着喝粥，可以想象蒲松龄当时心酸、自责的心绪。 可以说生活的重担压得蒲松龄没有喘息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于秀才，只免除徭役，而不免除赋粮。于是赋税又成为蒲松龄肩上的沉重负担，是蒲松龄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使得原本就清贫的家庭更加不堪重荷。蒲松龄在许多诗中都有对赋税的描写，《田间口号》诗写道：“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即使是丰收的年份，但繁多的赋税仍然使人度日艰难，甚至把交完官税，家中还有余粮，当成庆幸的事。“官税不催，宿粮未尽，又喜妻孥安乐”，虽然还是“终岁不知肉味”，但妻孥还是安乐的，面对生活的重压，蒲松龄只能这样在近乎自我欺骗中得到一丝慰藉。当然有交赋税的艰辛，也有交完赋税后的轻松，其在《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日绿屏斋》其六中就有“完粮过市求梨枣，归去探怀饵幼孙”之句，解脱后的喜悦溢于言表。但这样轻松的状态在蒲松龄艰难的一身中是少之又少的片段。 面对困顿的生活，蒲松龄显然已经力不从心，只能在自嘲中感叹自己的落魄。在《除日祭穷神文》一文中他就自嘲穷神与自己步步跟随，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就如缠热了的情人。其实这并不是蒲松龄的无病呻吟，他确实已经入不敷出了。《金菊对芙蓉(甲寅辞灶作)》中说的“到手金钱，如火燎毛，烘然一�n完之”，确实是当时真实的生活写照，因为他穷得连祭祀的肉都买不起了，只好寄希望于神灵不会因此而责怪自己。 由此可见，蒲松龄虽然遭受赋税重压，但都认真完税，从未因此而有抗争之事。这当然有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抗粮”事件的影响。蒲松龄一心想要在科举上有所作为，为此屡战屡败、皓首穷经，甚至希望有官员能举荐自己。在《上健川汪邑侯启》中，蒲松龄就希望时任淄川县令的汪如龙能赏识自己的才华，举荐自己，“结绿青萍，咸望薛、卞而定价；龙文骥子，一睹伯乐而哀鸣”，并在信的结尾处，他恳切表达希望县令予以栽培的心愿，“如或青眼窥人，谬荷栽培之眷；万一蓝衫利市，宁忘高厚之恩”。但同时，蒲松龄又遵循“片纸不入公门”的原则，并终身身体力行。县令汪如龙要招见他，在这能让命运自己出现转机的时候，蒲松龄却以“踪迹迂疏应勿怪，生平曾不到官衙”为由拒绝了。汪如龙的继任者张嵋也是个文学爱好者，与蒲松龄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样，张嵋发出邀请时，蒲松龄还是以“半生忍辱，未登长吏之庭；经岁来城，不识公门之路”为由委婉拒绝了。 “片纸不入公门”原则的坚守，加之以“抗粮”事件的刺激，使得蒲松龄虽然对现实沉重赋税和租吏催逼十分不满，但还是采取了不抗争的策略。 (责任编辑 李汉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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