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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战国汉代铜镜研究

 zdjphoto 2018-12-06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战国、汉代铜镜共12面, 依据其纹饰的不同, 可分为不同的种类。

1. 战国铜镜分类

战国铜镜7枚, 根据背面主体纹饰的不同, 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几何图案纹镜、山字纹镜、神话灵兽纹镜。几何图案纹镜又分为连弧纹镜 (图1.1) 和菱形纹镜 (图1.2) ;山字纹镜分为四山纹镜 (图1.3) 和五山纹镜 (图1.4) ;神话灵兽纹镜分为蟠螭纹镜 (图1.5) 和兽纹镜 (图1.6、1.7) 。其中连弧纹镜一枚, 钮座外由11道向内凹的弧形纹紧密连在一起, 看起来像正在发光的太阳, 整个镜背面除连弧纹外, 几乎全为素面;菱形纹镜一枚, 由主体菱形纹、花卉地纹构成。四山纹镜和五山纹镜各一枚, 四山纹镜以4个“山”字为主体纹饰, 以羽状兽纹为地;五山镜以5个“山”字为主体纹饰, 羽状纹为地, 两种山字纹镜在主体上几乎完全一致, 只是在主体纹饰的数量上存在细微差别。一枚蟠螭纹镜镜背钮座外以缠绕在一起的蟠螭纹为纹饰;两枚兽纹镜各以4条不知名的神兽为主体纹饰。 (如图1)


图1 战国铜镜 (源自湖南省博物馆官网藏品数据库) 

2. 汉代铜镜分类

汉代铜镜5枚, 所藏几枚铜镜镜背都是以类似现代的外文字母TLV (中国考古成为“博局镜”, 外国成为“TLV镜”) 纹或者灵兽纹为主, 因此这里将其分为神话灵兽纹镜 (图2.1、2.2) 和博局镜 (图2.3、2.4、2.5) 两类。其中3枚铜镜镜背都有TLV纹, 很突出, 地纹都为乳钉纹或兽纹;另外2枚主体纹饰均为灵兽纹 (如图2) 。
图2 汉代铜镜 (源自湖南省博物馆官网藏品数据库) 

二、战国、汉代铜镜图案布局及含义

1. 战国铜镜

连弧纹镜镜背中心为一圆形钮座, 钮座外饰弧形纹, 共11道, 连弧纹外靠镜缘饰一弦纹, 整个镜背就如白天散发光芒的太阳, 中间的钮座就如同日心 [1] 。日出是一种大自然的正常现象, 以纹饰出现在铜镜这种日用器物上代表了希望, 因为每当太阳东升的时候, 人们开始一天的工作, 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 太阳给大自然带来温暖, 象征着美好;太阳在宇宙中散发炙热的光芒, 亿万年如一日, 未随时空的变幻而失去光芒, 体现着独立思考的精神。这种图案反映了对太阳神的崇拜。

作为主体纹饰的菱形纹将整个菱形纹镜镜背分割为九部分,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将中国划分为九个区域, 也就是“九州” [2] 。“九”在古代有“久”的意思, 象征着长长久久;而菱形纹由四条边组成, 被分割的部分中心以绽开的四朵花瓣作为装饰, 花朵绽放代表新生。九为阳数的吉数, 四为阴数, 融合在一起象征阴阳, 铜镜为圆形, 代表圆满。阴阳属于道家哲学, 战国时期, 战乱不断, 国不统一, 百姓疾苦, 道家思想正好是缓解痛苦的精神良药, 它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战争, 顺应自然。这种铜镜装饰极可能是受战国时期道家阴阳思想影响的产物, 它寄托了广大民众希望政治统一、获得安宁太平生活的愿望。

战国时期, 数量最多的当属山字纹镜, 代表着战国铜镜的特色。目前发现的山字纹镜多是四山纹镜, 三山、五山、六山较少。馆藏四山纹镜饰双重方形钮座, 双弦钮, 方形钮外四侧各饰一个“山”字作为主体纹饰, “山”字间饰两支相互缠绕的未名树叶, 并且以羽状纹为地纹, 衬托主体纹饰山字纹, 四个“山”字均向左倾斜, 中间一笔延伸到镜缘 [3] 。四个“山”字上右边饰一片树叶纹, 四个“山”之间也有树叶, 此镜外圆内方, 已经有“天圆地方”的概念 [4] , “天圆地方”也属于阴阳学说体系。“地”上有四山环绕, 山间开满树叶, 充满生机, 象征大地繁荣, 这“四”山应该不是代表四大名山, 很可能是四面八方的“山”。将大地所有“山”纳入一面镜之上, “圆”又象征着圆满、统一, 实质是希望天下一统, 山河不再破碎, “天圆地方”也隐含着皇权至高无上, 一统江山的愿望。从战国阴阳学说来看, 四山纹镜中天与地和谐, 同归一体, 也是清静无为、反对战争、天下太平思想的体现。因此, 这枚四山纹镜中的四“山”不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四岳”, 而是疆域内土地的统称, 传达的也不是简单的四座山的意思, 而是战国时期道家思想在生活领域的体现。

一枚五山纹镜的主体纹饰与前面的四山纹镜相同, 但其它地方存在一些差异。这枚五山纹镜以五个“山”字作为主体纹饰, 地纹也用羽状纹, 五个“山”字左边分别饰了一未名树叶, 五个“山”字都向右倾斜, 以一圈弦纹作为镜缘与镜面的分界线, 镜缘没有任何纹饰, 镜背饰双重圆圈钮座, 以三弦钮为中心 [5] 。这里的五个“山”字, 与四“山”的“山”略有不同, 可能指代“五岳”;我国春秋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五行”学说, 而后“五岳”的说法随之产生, 镜上的每个“山”字应该是分别代表一岳, 以“五岳”来形容广阔的大地 [6] 。在四山纹镜广泛流行以后, 工艺的进一步完善, 铜镜种类的增多, 暗含“五行”观念的“五岳”山纹镜开始出现。“五行”之说也属于道家思想, 将“五行”的概念以“五岳”即五个“山”字的形式在铜镜上表达出来, 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思想反对战争, 主张顺应自然, 休养生息, 五“山”是形容“五岳”在内的疆土, 而更深层次是意在表达不再有战争、国家稳定、百姓安康的思想。

馆藏神话灵兽纹镜中以蟠螭纹为主体纹饰的一枚铜镜, 每组蟠螭纹间以一变形蝉纹间隔;双重圆形钮座, 内圆镂空的造型, 使其看起来是多条神龙在绕空盘旋, 整个镜背主要采用浅浮雕技法, 细部用阴线雕刻处理, 将钮座外的蟠螭纹表现得生动形象, 镜缘素面。蟠螭纹是一种盛行于战国时期的纹饰, 在当时的青铜器上多有体现。蟠螭一般被认为是由一种没有角的龙演化而来, 常常寓意吉祥, 祈求无病无灾, 不管是在铜镜还是别的青铜器上, 都有着相似的含义 [7] 。

另外两枚铜镜, 都以不知名的兽纹为主体纹饰, 同时以细密的羽状纹为地纹。其中一枚双重圆钮座, 第二重钮座为凹型环状带, 三弦钮, 镜缘为素面, 镜缘与钮座外饰纹饰部位之间有一圈窄凹槽纹;第二重圆钮座外饰八道锯齿纹, 四只神兽各以一只脚踩在其上, 整个镜背以三弦钮为中心, 构成一同心圆。中心钮座配上锯齿纹,就如同逆时针运动的太阳, 整个镜背面看起来就是一副神兽踏日图 [8] 。古人多认为兽纹可以驱邪, 保护家庭不受鬼祟骚扰, 太阳是正义的化身, 散发的能量同样可以驱除不祥, 所以在制镜时常以兽纹和太阳纹作为纹饰。另外一枚铜镜, 同饰四神兽, 与前一枚神兽形象稍有差别, 也是双重圆形钮座, 三弦钮, 镜缘素面, 外钮座与内钮座间饰凹槽纹一周, 整个镜背也是一同心圆格局。以四兽作为主体纹饰, 和前者一样, 应是起着驱邪的功用。

2. 汉代铜镜

进入汉代, 随着经济、社会、技术的不断发展, 铜镜制造业走上了巅峰。馆藏的5枚汉代铜镜, 其中西汉2枚、东汉3枚, 是代表汉代铜镜特色的作品。

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西汉铜镜, 双重圆形钮座, 弦钮, 主体纹饰为蟠螭纹, 钮座与蟠螭纹之间交界处分别饰短斜线纹, 交界处中间饰一圈宽的环形带, 起分割作用。饰蟠螭纹的部分被一圈凸弦纹分割为比例相等的两部分, 再外为蟠螭纹外边界与镜缘之间的圆形短斜线凹槽, 镜缘素面, 此镜是同心圆构造从中心往外扩展,纹饰、圆形面积大小有一定差异。蟠螭纹饰在汉镜上, 同战国时的蟠螭纹镜一样, 带有吉祥的寓意。另一枚神兽镜, 主体纹饰为神人与灵兽组合纹, 半球形钮, 珠形钮座。主纹区域外有13个方形小框与13个半圆形纹饰, 半圆形里都有异兽纹, 方形小框里各有铭文4字, 镜缘区域饰神话类纹饰 [9] 。整个镜背画面可以分为由里到外三部分, 钮座外神人灵兽纹主体部分、铭文带部分、镜缘纹饰带部分, 同样为同心圆结构。神人与神兽的形象出现在铜镜上, 并且有吉语类铭文, 都是寓意吉祥。汉武帝时,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儒学得到很大的发展, 但此时儒学不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面貌, 而是被神学加工后的新儒学, 在这一占统治地位思想的影响下, 铜镜上带有厚重神话色彩的内容流行起来。汉朝大一统下社会渐趋稳定, 人们追求的东西也转移到个人幸福上来, 比如长生的愿望, 从上到下各阶层的人都希望能活得更长久, 生活更美好, 这种神话灵兽镜正是这种思想影响下的产物。

三枚博局镜, 西汉时期一枚, 东汉时期两枚, 代表着汉代铜镜的特色。西汉的这枚博局镜, 半球形钮, 钮和四朵花搭配, 居于方形钮座之中。铜镜以类似现代外文字母“TLV”形纹为主体纹饰, 地纹素面, 方形钮座四边、中部各饰一“T”形纹, “T”形纹对面各对应一“L”形纹, 方形框四角各对应一“V”形纹, “V”形纹与方形框四角之间均以小乳钉纹间隔。 [10] 博局镜内方外圆, 传达着古代“天圆地方”的认知, “L”形似矩, “V”形似规, 传说中女娲执规画圆, 伏羲执矩画方, 象征天地。 [11] 因此, 博局镜应该源于汉人对宇宙观的认识。此外, 这枚博局镜镜背鎏金, 一方面可以反映此镜主人的身份不低, 普通百姓一般消费不起;另一方面, 此镜出土于墓葬之中, 也能论证汉代厚葬之风。长沙小吴门2号墓出土的东汉博局镜, 主体纹饰, 中心钮与钮座与之相同, 镜背同样鎏金, 这枚铜镜地纹为兽纹, 方形钮座四边各饰两枚乳钉纹, 镜缘带饰一周连山纹, 镜缘纹饰带与主体纹饰部位之间有一圈凸弦纹。另外一枚东汉博局镜, 方形钮座, 半球形钮, 绕方形钮座内侧整齐排列了12个小乳钉纹, 方形钮座外侧各饰两个大乳钉纹,  [12] 主体纹饰及其布局都与前面两枚博局镜一样。主体纹饰区域外为一周铭文, 其外分别饰一周垂直于铭文带的短直线纹、一周连山纹、一周云纹。此镜地纹是以四神纹为主的神话灵兽纹。

汉代国家实力雄厚, 给厚葬提供了经济基础。汉代人认为灵魂不灭, 在丧葬中奉行“事死如事生”原则, 因而将墓主人生前喜爱的物品随葬, 如铜镜这种墓主人生前每天都要用到的生活物品。汉代重视孝道, “举孝廉”制度就源于汉代, 成为入朝为官的一种途径, 所以说儒家思想的孝道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一个重要因素。后两枚博局镜均属于东汉时期, 与西汉时期那枚博局镜相比, 东汉的这两枚纹饰与布局更为复杂, 四神在内的神兽纹出现在铜镜上, 与主体纹饰搭配。这和新莽时期王莽疯狂迷信鬼神分不开。在铜镜上饰四神纹饰, 认为可以驱除鬼邪、沟通天地, 使得新莽到东汉时期铜镜都流行这种元素, 内涵更为丰富。

三、战国、汉代铜镜铭文内容分析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这批铜镜里有铭铜镜两枚, 均为东汉时期。一枚是饰有四神纹饰的博局镜, 铭文为“新有善铜出丹阳, 湅。尚方佳竟真大好, 上有仙人不知老, 渴饮玉泉饥食枣, 浮游天下遨四 (海) ” [12] 。铭文指出铜镜产地是丹阳, 这里是指汉代的丹阳郡, 即今天的铜陵, 点明产地旨在传达丹阳铜镜品质之好, 时至今日铜陵仍然是重要的产铜、冶铜的重要基地;“湅”通“炼”, 指出铜镜的生产方式是用火冶炼;“尚方”, 汉代官署名, 专为宫廷制作器物;“佳竟”通“佳镜”, 意思是是说尚方制作的铜镜品质特别好, 这里透露了这枚铜镜是官府出品而非民间作坊的产物。“上有仙人不知老, 渴饮玉泉饥食枣, 浮游天下遨四 (海) ”, 构造出一副神仙世界, 并且想象神仙的饮食习惯:喝玉泉、吃枣, 每天的生活就是游历大好河山, 铭文所透露的内容与铜镜纹饰所展现的画面紧密相连, 文字与图画结合, 生动形象地展现神仙世界的样子, 反映了人们对长生不老的向往, 对自由生活的追求。这集中体现了东汉时期谶纬之学对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 说明其已成为统治阶级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成为了控制民众思想的一种手段。

另外一枚饰有神人与灵兽的东汉铜镜, 主体纹饰外有铭曰:“吾作明竟 (镜) , 幽柬三阳, 周刻列记, □□万象, 帛□作禺, 众神见容, 天守四首, 东王父西, 王母仙人, 三月三日, 三公九卿, 延年益寿, 与师命长。” [9] 铭文是制镜人对做此镜的介绍, 对铜镜纹饰的说明以及传达的心声。“三月三日”是古代祭祀神灵的节日, 铭文点出各王公大臣都在三月三日祭祀东王公、西王母以及其他众神, 以祈求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反映出该时期的人们对神灵的敬畏与虔诚, 对鬼神的过度迷信, 而更深层次的是宗教神化后儒学、新莽时期谶纬之学的盛行对东汉社会的影响和自然科学的缺失。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 两枚战国时期的山字纹镜, 主体纹饰“山”, 学界对其解释不一, 笔者比较倾向于它是一种纹饰而不“山”字, 应该是在观察山脉时依其形状而抽象于铜镜之上, 所反映的是山形, 形似“山”字, 本质却不是字。战国文字承袭春秋文字, 春秋文字中山字写成



[13] , 与战国山字纹镜中的“山”存在明显差别, 山字纹镜的“山”左、中、右三条直线平行, 而春秋文字中的山字并不平行, 通常与中间部分底部最终交叉, 显然铜镜上的“山”非字, 更可能是一种纹饰。所以, 在此不将其作为铭文来讨论。

四、战国铜镜对汉代铜镜的影响

从这批铜镜可以发现, 战国铜镜纹饰、布局等都对汉代铜镜产生了影响, 战国流行的圆钮座、方形钮座, 在汉代铜镜上依然流行, 而且整个镜的形状大多为圆形。战国时期盛行的蟠螭纹, 在汉代铜镜上同样存在, 只是形态略有变化;流行的几何图案纹, 汉镜中也有, 像博局镜的主体纹饰“TLV”就是几何图案的一种, 博局镜是汉镜的特色之作, 可以说是在战国几何图案纹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物。战国的兽纹较为简单, 汉代铜镜中流行的神话灵兽纹饰中能看见它们的影子, 产生这种现象主要因为战国灭亡以后, 秦朝存续时间太短, 有很多战国青铜器留存下来继续使用, 在后续的制铜过程中免不了受到战国兽纹的影响, 而且汉代大一统下, 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 自汉武帝开始, 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并且需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 儒学开始被有意神化, 在这种神化后的新儒学的影响下, 除了精神层面的冲击,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发生了变化, 制造业也不例外, 汉代制造铜镜时, 铜镜纹饰也必然受到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 以至那些简单的兽纹演变成更为复杂的神兽纹, 并且逐渐成为汉镜的一种特色。此外, 战国铜镜中的连弧纹与汉镜中的连山纹也比较相近。战国铜镜流行的弦钮, 汉代铜镜也有发现, 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汉代铜镜用的就是弦钮, 而且主体纹饰就是蟠螭纹, 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相同点,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铜镜对汉代铜镜的影响。汉镜中有铭铜镜较多, 一般在主体纹饰外或者镜缘位置, 战国铜镜通常不饰铭文, 这些部位多为素面, 汉代铜镜的铭文区正好是很多战国铜镜的素面区。虽然战国铜镜一般不饰铭文, 但在战国很多青铜器上有铭文。汉代大一统环境下, 整个社会比较平稳, 使得铜镜制造业发展迅速, 工匠具有了一定的创新意识, 汉代铜镜出现铭文也不是偶然, 从中也可以看出战国铜镜与汉代铜镜之间的内在联系。

综上所述, 汉代铜镜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战国铜镜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汉代社会环境的影响下, 铜镜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创新, 成就了自身的特色。

五、结语

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战国、汉代铜镜, 不仅具有鉴容作用、审美价值, 而且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战国铜镜以山字纹镜为代表, 多受到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影响, 战国时期战乱频繁, 民不聊生, 人们希望结束战争, 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汉镜以博山镜为代表, 神兽纹为主要题材, 主要是受到宗教神化后的新儒学的影响, 从统治阶级到普通民众, 都崇拜神灵;新莽时期, 谶纬之学对铜镜产生很大影响, 各种鬼神思想在铜镜纹饰上涌现出来。由此可见, 阴阳五行学说在内的道家思想以及融合了道家、法家思想的新儒学,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汉代铜镜的纹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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