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变迁既受社会因素影响，又受地理因素制约。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城市的盛衰往往与运河的兴废、漕盐转运和城址待客多密切相关，临清就是具有这种特点的城市之一。临清崛起于明永乐中，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最为兴盛，是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明清之际，临清遭受严重破坏，康熙时逐步复苏。乾隆初年临清“富庶甲齐郡”，街市冠济西，仍为沿运大都会，乾隆三十九年，兵燹后，临清趋衰落，清末民初破败尤甚。综观临清五百多年发展史，社会因素是决定其盛衰的根本原因。地理条件的变化也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重探读者论坛理条件的变化与临清盛衰的关系。 一、地理条件的变化与临清经济的兴起。 临清县始置于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后齐废，隋开皇六年，复置，宋以前治今临西县境卫河西岸。金代临清县治于何处《读史方舆纪要》、《嘉庆重修一统志》、《续山东考古录》均无记载。《临清直隶州志》云：宋建炎中临清患水，移治曹仁镇。《金史.地理志》，临清县下有曹仁镇，则表明金末临清又有迁徙。有关元代临清的记载，仅见于《寰宇通志》。熙宁间“废临清为镇，寻复置，后徙于县东南四十里曹，元因之。则元临清亦治曹仁镇。《大明一统志》：洪武二年，迁治县北八里临清闸。《明史.地理志》：旧治在南，与《寰宇通志》：国朝二年，徙治县北八里，诸说基本一致，可见《寰宇通志》所云不误，准以地望，元代临清在明临清城以南八里，距汶、卫二水交会处尚远。 元建都北方，供给咸赖江南，漕粮亦由南方北运。至元中，漕粮从东阿陆运至临清，入御河转输大都，茌平一带地势低下，每遇春雨泥泞则牛偾辐脱，漕运艰阻万状，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通会通河，南起须城安山，北抵临清御河，引汶水入卫。从此汶、卫交会处地理形势大为改观，中洲一带迅速兴起，发展成为会通镇。开凿会通河无疑是临清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但当时会通河岸狭水浅，难负重载，河运常告中断。故元代多以海运为主。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以后，海运漕粮，约在一百万石以上。延祐、至治年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万石左右。若以大都岁需漕粮三百五十万三石计，元中叶以后经临清河运的漕粮已越来越不。再则，元临清县治离中洲较远，交通运输位置元无明清时重要，因而发展甚为缓慢。元临清属濮州。天历时濮州商税收入仅二千六百七十锭七钱。总岁额和县平均额均低于邻近的大名路、河间路和东昌路。濮州辖上县一，中县二，下县三，临清为下县，由此可窥其经济之一斑。 明洪武二年（1369年），临清迁治临清闸（按：即中州纸马巷），获取了十分优越的发展条件。次年明政府遂于临清建仓储粮。太祖建都南京，漕粮多由长江运输。北方军需主要由海道供给，经临清转输的军粮有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原武决口，漫过安山湖，会通河淤塞不通，漕粮陆运至德州下河，德州取代了临一个转输地位，靖难之后，百姓流迁，商贾不至，税收不能足额。永乐元年（1403年）临清春税二千三十二贯，实际仅收二十九贯五百文。可以见永乐初临清也很萧条。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远离经济富庶的南方，临清在南北转输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永乐初，运道有三，“淮、海运道凡二，而临清仓储河南、山东粟，亦以输北平”。永乐十三年（1415年）重疏大运河成。漕粮悉由大运河运往京通二地，海陆运俱废。由涡、颍等水往来南北的商客行旅也纷纷改道大运河，自淮安、清江经济宁、临清赴北京。临清遂成扼要之地。明政府又于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天津置仓储运漕粮。五大水次仓中，天津因海运废止已不如原先重要；淮安、徐州二仓偏于南方，离北京和边防较远；德州仓受河南、山东粟，储粮较少；临清东控青齐，北临燕赵，仓储南方诸省之漕，供给易州紫荆军需，战略位置甚为重要。旋又“移德州仓于临清之永清坝”临清境内拥有德州、临清二仓。宣德中，又“增造临清仓，容三百万石。临清储粮为诸地之冠，宣德初，于淳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地设关征税，”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惟临淤青、北新则兼收货税。吏部侍郎李林说：临清实南北要冲，京师之门户，舟车所至，外连三边，士大夫有事于朝，内出外入者，道所必由。吏部尚书王值说：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运输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明初，临清政是在优越的地理位置上迅速兴起的。
宣德四年．（1429年）；恢复支运法。常、镇、滩、扬、凤、大、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临清既是民船交粮地，又是官兵接运处。景泰时在临清“开中”。令各地商输粮临清换取盐引。中洲附近，粮船、盐舟杂集，军民运输繁忙，工商业迅速发展。永乐二十三年（1424年），临清“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后又于景泰初。．临清筑城，弘治升为州，钞关岁入增至“四万余金”这一切标志着临清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二、城址变迁和经济繁荣
明嘉靖末至清乾隆初，是临清的全盛时期。
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调整，是临清繁荣的社会原因。成化车间实行输银代役法允许工匠不再到京师当班服役制度。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完全废除工匠当班服役制度，匠生产的产品更多地投入市场，无疑有助于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嘉靖、万历年间，漕船搭载土宜物货的限额大为放宽。成化时海船准带土宜十石，嘉靖末放宽至每船四十石，万历时又增至每船六十石。并淮民运白粮船免税带货四十石。漕运大为兴盛，临清商业亦空前繁荣。商税收入是城市经济盛衰的标志。明万历时，主要钞关有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八处。临清关旧额，岁征八万三千二百两，居入大钞关之首。
嘉靖以后，临清的繁荣与大运河运输功能的提高关系也很大。弘治时，临清建成会通东闸，解决了放水易泄，船只入卫易坏的问题，从此，“舟行上下，如乘安流”。后又筑南版、新开二闸，“放舟上者无号挽之劳，下者一无激射之险”，“速贡输之程，广货殖之用”加速了临清经济的发展。南阳新河开凿后，大运河畅通无阻的时候居多，也为临清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临清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扩建。明中叶临清城有三次大扩展。洪武二年（1369年），临请迁治串洲，未筑城。景泰年间始筑砖城于会通河东。正德每间扩城范围未见记载．，据地望判断，不会超出会通河东。直到嘉靖年间土城扩筑后，才最终奠定了临清城镇的规模。中洲是临清县（州）治所在，又是临清经济的发祥地。景泰时为何不筑城中洲，而造址于会通河东呢？根据临清地形和砖城形状进行分析，便可探知其端倪。城址选定地势较高的会通河东是为了防止水淹，砖城西北方向凸出是为了“缘广积仓为基”。显而易见，景泰选址的主导思想是为了储粮护仓。因而城址地势高亢，土地干燥，城周仅九里有余，全部用砖砌成。但是，砖城离河较远，供求不便。粮仓占地“四分之一”，发展工商业的余地很小。致使景弘年间，居民阎闾不减，商肆寥若晨星。弘治以后，“生聚姻繁，城居不能什一”，商贾列肆于城外者愈来愈多，会通河与砖城间的街市很快发展起来。于是正德车间不得不在这一带扩筑罗城，”“以卫商贾之列肆于外者”。增筑罗城，虽然缓和了砖城面积狭小与发展工商业的矛盾，但并未充分利用地理条件，为临清的发展开拓更为宏大的天地。当时工商业中心不在城内，而在中洲和运河两岸。砖城徒具城市之名，城内除衙署和粮仓外，实无经济可言。而城外则舟车排列如鳞，商贾负贩云集。中洲和运河沿岸砖瓦厂、造船厂林立，是名符其实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中心。正德年间刘六、刘七起义，社会动荡不安，城外富贾呼吁筑城。后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车）扩筑了一座包罗中洲，横跨汶、卫二水、延袤二十余里的土城，与砖城相接。从此临清有砖、土二城，由于二城相连，又称连城。连城挂扼汶、卫咽喉，闸通诸省之漕，既是州治所在和仓储重地，又是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中心，完全改变了景泰、弘治年间城池布局和工商经济不协调的现象，城市职能能更趋完善。扩建土城，是中洲附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临清进入全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城池改造促进了街市发展与经济繁荣。万历年间临清“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此”，街市阎闾延伸到土城北三里以外。乾隆初临清街市更盛，砖城内，有街十、市一；土城内有街十三、市十四，巷二十九、厂七、口六、湾二、铺一、道二，无名街巷尚不统计在内。这些街巷，多以传统工商业为名。如：马市街、盌市街、锅市街、炭厂、粮市、线子市、白布巷、箍桶巷、油篓巷、皮巷、牛市口、羊市口等。街巷中商号很多，前河涯有磁器店“数十家”，永清大街有杂粮店“二十余家”，其中马市街、盌市街、锅市街最为繁盛，“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求取者争趋之，屑相摩也”。城池改造促进了手工业发展。明代卫河漕船厂二十八所，俱治州城西北。入清以后，直隶、 山东、凤阳、济南等地帮船也改在临清设厂成造，乾隆时用椿草筑软坝，利用滑泥拖船入卫。“漕船折毁者颇多”，均在临清修理后起运。临清又是明代专供京师营缮的砖瓦烧造中心。万历时设营缮分司于临清，“岁征城砖百万”。清乾隆时仍有官窑十二座，陶人凡二百户，受值则数千金。砖瓦窑分布于中洲和运河两岸，运送柴草和砖瓦成品都很方便。清初临清设有铸钱局，“岁办铜银二万两”，城池扩展后，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余地。明万历时，临清关河雄峙、甲第联翩、烟火万家、舟由舻千里，“商贾往来日夜无休时”。外商在城中占籍者很多。《五杂俎》说，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清乾隆时临清商贾辐辏，“多于居民者十倍。临清盛时，城内商号鳞次栉比。明万历时有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物店六十五座。清乾隆初有杂，粮店九十余家、典当百余家、旅馆数百家。不少商号营业额很大。如“苏州”、“南翔”、“信义”合股的布行，“岁进布百万有奇”，“一左元”字号点银的朱粉，每年需用二、三十斤朱粉。市场上货物盈街衢，有从南方运来的广锅和景德镇瓷器，有产于辽东的毛皮和河南的牲畜，还有来自天津的秫粱和济宁的布帛。临清出产的帛、哈达、粉绢亦运销京师、宣化、内蒙和西藏等地。运河通畅时，临清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精美赌赍之物附粮舟而麕至，盖尤易也”。
明清之际，临清因连年兵燹十分萧条。“七载兵荒，，城廓庐舍俱是丘墟”。“通衢商店变为溺厕”。但清初大运河依然通畅，漕运制度亦因袭明代不变，交通运输形势大体如故。因此，临清在萧条之后能迅速勃兴，并于康熙来年重新出现“市肆毂击肩摩，不减临淄即墨”的繁荣景象。这种复苏能力和发展速度，是临清处于全盛时期的又一标意。
三、交通运输的变革和临清的衰落
临清转衰始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这一年，寿张、临清、阳谷、堂邑等地暴发了王伦领导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军袭据临清土城，运道受阻。清政府派大学士舒赫德率兵前往镇压，经过四个月拉锯战，“土城遂毁”。随着全盛时期消逝，临清又从连城变为一城。咸丰时，临清在太平天国北伐军和清军激战中遭爱更大破坏。“庙宇廨署、市庐民舍悉付焚，如榛莽瓦砾。百年间，元气不复”。其后，宋景诗又领导黑旗军，与胜保、僧格林泌角逐于临清。不言而喻，百年内迭遭兵燹，是临清衰落的导火线。
导致临清衰落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优越的经济地里位置的丧失。清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腐败，水利连年失修，运河转输功能大为下降。会通河由于水源枯涩和泥沙沉淀，常常淤浅。临清砖、版二闸之间以及三里铺、鳌头矶等处，每年都需挑浚。嘉庆以后，黄河频频决口，冲决运道，山东诸泉又逐渐枯蝎，会通河淤塞日甚一日。“道光四年（1824年）冬，高堰决，运道梗”，次年清政府雇用商船海运漕粮。这是漕运方式的重大变化，也是临清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从此临清与河运有关的手工业一蹶不振，漕运贸易迅速衰落，临清经济大受影响。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河运“停止十有余年”。此后河海并运七十余年，河运不过十万石，为数很少，较之海运，仅占四十分之一。清末漕运弊端层出不穷。“上耗国币，下朘民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政府下令：自次年起，湘、赣等六省漕粮一律改折银两。漕粮改折后，沿运闸坝废弃不修，河水宣泄失节，运河沿岸诸湖垦为湖田，水泉无积蓄之地，加速了运河的废弃和临清的衰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山东境内北运河除“东昌至临清一段九十余里以外，几如平陆”。整个大运河已不能沟通南北。清末民初，“由临清迄黄河北岸，计程二百余里，所有汶河河道、堤岸及岸外埝道悉为沿河居民纳忸垦种。向之交通孔道悉变为膏腴良田”，黄河以北的会通河完全废弃。此时卫河航运情形也远不如前：漕粮改折后上游居民争开涵洞，引水灌田，“截流不得北下”。又因“漳河上源水量逐年减少，入卫之口时常淤塞、迁徙”。每逢春季，河水“深才没胫，极小之船亦不能行驶”，有时则完全干涸。临清与附近州县的交通几乎陷于瘫痪。
临清冲要位置旁落，还与我国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变有关。清末火车已逐步成为陆上主要运输工具。自津浦线、京汉线通车后，南北交通形势大变。行商旅客纷纷改乘火车，由大运河来往南北的交通路线已无人间津。各类物资也改向铁路沿线集中，济南、泰安等铁路沿线城市迅速兴起。临清河运已废，又无铁路可通，遂变成鲁西北的偏僻小邑。由于交通闭塞和商业衰落，临清税款在全国总岁人中已微不足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临清户工二关收入共先万二千两。低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他二十一处直省户关的收人。与江海关相此，只占其岁入的七十分之一。
伴随经济衰落出现了街市破败。民国时，除剩下几抔黄土外，临清土城早已荡然无存。商业区已缩至中洲，“北至天桥至南关，东至，鳌头矶至卫河”。除临西入城孔道。附近市容尚可维持外，其他街市均已“倒闭无余”。砖城街市已虚有其表。“其广积仓街再北无居民”，“北营左右皆荒场，居民艺禾黍”， “西门三、二人家，已不成其为街市”， “北门之内，则白骨如莽，瓦砾苍凉”。整个临清市井萧条，破落不堪，较之全盛时期面目全非。
时至今日，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其他大中城市兴起，临清在全国的地位巳难与漕运时代相提并论。但是经过解放后几十年建设与发展，工业已初具规模，能够生产棉纱、造纸、卷烟、纺织机械等几十类产品？农业有较大发展，河运告废后交通运输全靠公路。目前临清仍是鲁西北较发达的城市之一。临清是华北平原的主要产棉区，天然气资源较丰富，发展潜力较大。途经临清的铁路动工铺建，南水北调东线方案付诸实施，地处冀豫鲁三省之间的临清，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上一篇：卫运河的演变
下一篇：张自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