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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即便写一本大事记也难免挂一漏万。作为一个见证者，姑且择其要者记个流水账。 1979年是中国古典音乐界的历史性纪年。3月，指挥家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6月，斯特恩访华；10月，小提琴家梅纽因和指挥家大师卡拉扬前后登陆中国。坚冰已经打破，航船破浪杨帆。四十个春秋，弹指挥间。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即便写一本大事记也难免挂一漏万。作为一个见证者，姑且择其要者记个流水账。 前段时间，朋友发来一张图片。街头一簇人群中，两个人物特别显眼。前景有个戴帽子的男子无关紧要，走在中间的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制服，像个四十多岁的工人，面色张惶，似有心事。后边这位黑色毛衣外披一件白色西服，风度潇洒，眉宇间却透着一丝凝重。虽然带着茶色墨镜，明眼人也能认出是指挥家卡拉扬。工人模样的人是前中央乐团的指挥家李德伦。如果不仔细辨认断断认不出来。  1979年，卡拉扬与李德伦1979年是百废待兴的第一年，我刚在读大学。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回家路上赫然看到贴在西四附近的音乐会海报，方知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到访北京，由此记住了指挥和乐团的大名。那时候，作为圈外人，卡拉扬有多厉害，柏林爱乐乐团有多了不起，完全没有概念。海报没贴牢，一个角在夜风中不停地掀动。身上还略有寒意。演出没看成，不卖票。出了事故到是真的。当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柏林爱乐队员下不来。只好临时接了一节，虽然大部分乐队队员都下来了，连接的舷梯还是断裂，不幸摔伤了后面的双簧管和大提琴手。震怒之余卡拉扬却难以发作，连忙起身去探问情况。（大提琴手摔断了腰，当即送回国手术）柏林爱乐自己演出两场，和中央乐团合演了一场，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各地专业人士来京观摩。其后的1979年底，李德伦先生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邀请他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的两套音乐会。无论对李德伦本人指挥技艺的提高还是对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这样的机会都属于天上掉馅饼。可惜访问因非个人原因未能成行。后来在中央乐团说到这个事，李大爷难免心有遗憾。  卡拉扬在北京这个十年里（1979--1989），还有两件事不得不说。一是唱片业。1984年前后，市面上开始出现进口音乐磁带。这比从收录机翻录的音质好很多。从磁带封面的文字上，爱好者们慢慢知道了乐团和指挥的名字，对于乐曲的版本也开始有所认识。我最早买到的舒伯特交响曲全集就是五盒套装（EMI出品，卡拉扬指挥），音质和品相都很好。算下来合8元一盒，而单盒怎么也要10元或者12元。1985年，中国图书音像总公司（简称“中图”）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国际音像制品博览会，说眼花缭乱一点不为过，原来国外有这么多的唱片公司，也是头一次看到了激光唱片。北展的博览会是标志性事件，八十年代后几年，北京陆陆续续开了很多家音像店，东四南大街248号是中图公司的门市部，还有王府井外文书店楼上，光八面槽那一带就有三个店。八面槽西北角那家楼上还有音乐类外文图书。仿版的格罗夫音乐词典（中文）虽已不全，但仍然很值，早几年160元可以买全套。 中图公司音像部定期编写的目录索引就放在门市，每次去都拿一本新的。那个年代，大家的收入不高，一次也就买几张。当时的标价分三种：正价85.8元，中价65元，低价40元左右（CBS，也就是后来的索尼标价不同，他们正价当时才39元）。主要唱片厂牌有DG、EMI、DECCA、PHILIPS、CBS、NOXOS，MELODIA等。有时在中图门市部会碰到社科院哲学所的叶秀山先生，老先生有见识，每次都要请他推荐唱片。同仁中也有不少有趣的事。有一位惧内的朋友，每次买了唱片，晚上回家要确认楼上自家的灯没亮（老婆没到家），才匆忙把唱片带回家。还有的一时兴起，把孩子的托儿费买了唱片。唱片业的兴起也带动了激光唱片播放器材的发展，前后几年，北京的器材商店也如雨后春笋般。 再一件事是大型音乐会的兴起。1987年初，李德伦在首都体育馆指挥了两场 “交响乐之春”的大型音乐会，一时轰动京城。11支交响乐团济济一堂，乐手达800之多，场面声势浩大。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李焕之的《春节序曲》等中外名曲掀翻全场。当然，那之后的现场音乐会也没有突然增多，真正有规模有影响的现场音乐会要到第二个俄十年中的1996年。 这十年事情不少，大都发生在后面。1995年前后，朱伟、王毅、李南等人在三联书店创办了《爱乐》杂志，从第五期开始由我接手。那时候音乐杂志很少（上海有一本骑马钉的《音乐爱好者》），更没有专门写古典音乐评论的作者，编辑部要求人人动笔，再发动唱片爱好者。香港、台湾的古典音乐杂志也出现在北京，经常会在北京遇到同人编辑。不同城市的音乐生活信息得以沟通。紧接着是1996年中央乐团改制，蜕变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实行艺术总监负责制，成为国内头一个做音乐季的院团。从招聘考试、职业培训、制定音乐季曲目，到聘请国外客座指挥家、艺术家合作演出，国内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开始走上正轨。1996年也是北京的“交响音乐年”，以维也纳爱乐为首的好几支国外的乐团来到北京，观众也逐渐熟悉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梅塔、迪图瓦、阿格里奇、穆特这些指挥和演奏家的名字，对古典音乐感兴趣的日渐增多，买唱片、听现场的人经常见面。1997年，21世纪剧院举办穆特小提琴独奏专场，票在半个月内销售一空。我手里唯一的票让给了西安的一位朋友。那个时候除了北上广，其他城市少有国外乐团的演出，于是有人专门乘飞机火车到北京上海看现场，此风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今天。最值得称道的是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办，一时间国外的著名艺术家和团体集中亮相，一下让北京的观众目不暇接。1999年11月19日，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上，李大爷登台执棒，与老朋友艾萨克·斯特恩时隔20年再度携手演奏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那也是他最后一次登台，场面之感动至今难忘。 第三个十年（1999--2009）是北京国际音乐节成熟成长的十年。除了那些走马灯式的名团和大众熟悉的戏码，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指环》、贝尔格的《璐璐》，以及肖斯塔科维奇的《麦克白夫人》《鼻子》让人记忆深刻。这个时期，唱片业遭遇了盗版的猖獗，这个事情发轫于港台，从南到北传播过来。早在1997年，规模不大的北京盗版已经开始了。几个从事个体音像制品销售的朋友，一下子砸在手里上百万元的货。几年赚的钱几乎打了水漂。正版市场的唱片也悄然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以正价来论，85.8元的唱片涨到132元。正版市场萎靡之际，盗版瞬间占领了市场。唱片公司出一批新的立刻就有盗版。8元10元一张，后来没有包装的便宜到5元，无论CD还是DVD轻易就买到手。唱片业从此一蹶不振。各种高仿制品甚至做得以假乱真。五大唱片公司几经洗牌兼并重组，最后被现在的环球公司吞并。当他们开始出版环保套装、把成本彻底降低到了接近盗版价格，盗版才慢慢失去了市场。  苏州交响乐团最后一个十年，即2009到2018年，音乐界主要完成了两个转变。一是古典音乐演出市场的多元化，包括节目来源和内容。不同等级的国外乐团也分别对接国内的不同体量的城市。北上广深的节目越来越和世界接轨，而三四线城市也有长足的发展。像江苏常州、常熟、昆山这样的地方，如今也可以有音乐会上演，尽管来的是东欧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乐团。二是地方交响乐团的成立和演出场馆的迅速崛起。除了北上广几家全国知名的团，深圳、杭州，乃至苏州都有了自己的乐团，而且几年之内，水平突飞猛进。至于演出场馆，光北京保利剧院管理公司旗下管理的剧院就有六十多家，这意味着十年中，至少有上百个新的剧院或者音乐厅落成。（因为有的场所是三厅，有的是两厅。）这还不包括其他平台托管的剧院。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离欧美同业还有多少差距？简单说，一方面是剧院管理，一方面是节目安排。前不久在法国、德国的几个城市听了几场音乐会。发现曲目搭配与国内的音乐会完全不同，主要区别就是对当代作曲家作品的重视。（北京国际音乐节曾经做了一些本土作曲家新作品的首演，但无论规模还是持续性都有待提高）比如柏林爱乐乐团音乐厅的一场音乐会，居然同时安排了巴赫、斯特拉文斯基和施尼特凯，这三个不同时期作曲家的钢琴协奏曲，做法很新奇，观众也买账。相比之下，国内同行能想到的也就是贝多芬五首钢琴协奏曲的系列演奏，实在是毫无创意。必须承认新作品在国内音乐会，尤其是商演尚有难度，一是观众的接受程度，同时也带来票房销售的压力。两方面互为因果。此外，一些三四线城市需要那样规模的剧院？是否有硬件超前，软件滞后的现象？这些问题也是耐人思考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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