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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她和恨她的人都有。
爱她的，比如李敖，说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
恨她的，比如政治上的对头们，说她是“女巫”。
她是陈文茜，台湾资深媒体人、政治人物。
其实，她只是陈文茜。
陈文茜把自己的人生划为两个阶段，以48岁为分水岭。
前一个阶段是48岁之前，她还没有变胖，年轻时候身材也比一般人好。
那时的她早已各种荣誉加身：名门望族之后、台湾大学法律系高材生、《中国时报》最年轻主编……30岁不到，她就成为了台湾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改行做媒体人，在各大电视台主持节目，收视率也居高不下。
“同时拥有男人的英气和女人的妩媚”，陈文茜说当时人们这样评价她。但随即又话锋一转，谈起同时遭受到的偏见，“当我拥有这些所谓的地位和成功的时候，别人就认为是靠我的女性魅力取得的”。他人口中的女性魅力，无非是刻板的美貌与性。
转折发生在2006年——48岁虚岁这年，她不慎踩空家里的楼梯，摔断了脊椎。为配合治疗，她的体重急速增加，“就像气球一样胖了20公斤，我就变成了一个大肥婆”。
但即便是这样，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依然很好，于是大家又纷纷改口，说陈文茜证明了一件事，“女人长得再难看，也可以获得掌声和支持。”
“前面说我靠漂亮获得权力，后来说我证明了外貌对女人毫不重要。”这种前后不一让她觉得既好笑又讽刺。
“二十几岁肯定比四十几岁好，年轻，聪明，体力又好。但我的能力直到四十几岁才被大量肯定，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她自己给出了一个答案：“简单来讲，就是我变得又老又丑又肥。”
强势如陈文茜，也不免陷入成功女性时常要面临的窘境：只有当美貌等外在因素不复存在，外界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她们的能力和优势。
李敖的太太来找她聊天，说她“比三四十岁的时候温柔很多，看起来慈眉善目”，但陈文茜依然将此归因为年纪大了：
“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我的眼睛下垂了。以前我的眼睛比较大，往上挑，所以看起来有点魅惑，但下垂了之后，就看起来更加清纯，温柔端庄，慈眉善目。说穿了就是因为地心引力，我就是老了。”
从以上有关衰老的话题中，陈文茜得出一个结论：女人一定要把外界的评价一笑置之，尤其是关于外貌的。
不仅不介意年龄带来的外貌变化，而且对于年龄这个话题本身，陈文茜现在也看开了。
“我很明白，三十几岁是我的高峰期，四十几岁还可以，五十几岁慢慢走下坡。”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还在17岁的时候，陈文茜读完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记，很是着急：“他二十几岁就征服世界了，我跟不上脚步怎么办？”
一年后上大学，出于对社会正义的向往，最后在物理、音乐作曲、法律选中了台湾大学法律系。学了之后觉得台湾的法律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纯粹误会一场，“预知法律不适合我，毕业后第二年转行。” 于是毕业之后放弃英美律师事务所的高薪，进入《中国时报》副刊，从实习编辑做起，不到三个月被老板赏识升任主编，那时候才二十出头。后来又进入政坛，期间甚至还涉足过唱片行业：从香港一手签来了梁咏琪做国语专辑，结果在台湾大红。
在政治舞台上走得似乎更顺利。四十岁从美国留学回台湾还不到10天，陈文茜就风风火火当上了宣传主任。
她思路清晰、言语犀利，身材劲爆又衣着时尚，“十个指甲涂着十种颜色，还有一头长长柔柔的红发”，一改往日政治女性去性别化的短发西装形象。台湾人称此为“陈文茜现象”，有人说她是妖姬，也有人说她是女巫。
2001年，陈文茜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台湾“立法委员选举”，没做任何造势活动，依然高票当选。
“在台湾，我是第一个登记、不从事任何竞选活动就选上的政治人物。”言语之中，自信可见一斑。那时的陈文茜，也不过四十出头。
她利用权力，却不留恋权力。“我选上时就想得很清楚，我只帮你服务三年，（任期）完了我就走了。权力对我来说是实现理想的途径，是渡船而不是港口，我们永远站在权力的对岸。” 但她已经看穿了台湾的族群政治，一一婉拒各方邀请，投身国际新闻及两岸专题报道。她46岁的时候宣布远离政坛，因为“实在太耗费人的生命了，看起来权力很风光，常常什么也没有留下，一片空荡荡。”
自那之后到如今，陈文茜的社会角色就只剩下了“台湾知名媒体人”。
作为媒体人的陈文茜，曾经有档明星节目叫《文茜小妹大》，名字和《李敖大哥大》对应。“其实最初《文茜小妹大》差点叫《文茜大姐大》。但我想，这个老男人大了我足足22岁，为什么他叫大哥大，我叫大姐大呢？我当然要叫小妹大。”
七八年前，有一次录节目，恰好隔壁演播间在介绍英国女歌手苏珊·米勒，新闻里称她为“苏珊大妈”。陈文茜听到后大为光火：“她比我小三岁，你们叫她大妈，置我于何地呀？”
四五十岁的时候，陈文茜对年龄其实还心存芥蒂。
但等到2016年和财经作家吴晓波合作“大头频道”，她已经能够坦然地把自己的专栏叫作《文茜大姐大》了。
“‘老’这个字，我一点都不避讳，反而觉得它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这就很像儒家“以老为尊”的传统观念。三十而立，四十刚刚不惑，五十才能知天命，六十方才达到耳顺的境界。背后的含义是，人越老，就越需要他们站出来指点江山、教导后辈。
陈文茜今年恰好六十岁。“耳顺”的她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每周要录4个小时的节目，周六日连播两天，没有代班。
“我不管去哪里，哪怕去了北京、上海、巴黎、比利时、俄罗斯，我都得在那个地方现场录影，然后立刻用卫星传回来，当天晚上在台湾播出。”陈文茜说过去13年半都是这样度过的，哪怕是住院也不能停歇。
高强度工作背后的支撑是使命感。她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缺少世界观和历史观，比过去的任何一代人都更应该认真学习政治和经济学。“年轻人的愤怒是新鲜的，可是提出来的主张却是老旧的”，她觉得自己应当为此做些什么。
因为这种使命感，她在台湾开了两档时政财经节目，《文茜的世界周报》以及《文茜的世界财经周报》，给年轻人介绍每周世界都在发生什么，节目的口号是“你不可以活在不知道大陆和世界的台湾”。
“使命感是我去做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动力，而不是工作本身。”
带着使命感站在台前，但并不害怕被遗忘。
陈文茜身上叠加了三重“被遗忘的维度”。
第一重的被遗忘是“老人”身份。这世界终究是年轻人的，但正如采访中所展现的，她对年龄的增长并不介意。
第二重的被遗忘是港台身份。《无间道》导演麦兆辉近年感叹“香港电影的时代过去了”，毋庸置疑，和上个世纪相比，港台文化在大陆的影响力明显衰落了，这是一种被边缘化的遗忘。
具有全球视野的陈文茜，不像很多港台文人一样悲慨于“辉煌不再”，她把此种遗忘当作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一环。
“港台文化初期的繁荣代表了改革开放想要往外冲的动力，而那个时候大陆内部没有这样的流行文化，所以爱小邓，爱邓丽君。”
“但大陆这几年发展出自己的娱乐工业，所以不能说港台文化没落了，是曾经欠缺的那块东西补起来了。”陈文茜对此坦然，“本来港台文化就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可能是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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