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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封建社会为代表的集权制政治的使命是建立起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来控制社会，而这一切必以雄厚的物资为基础，即从民间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这大概可以看做是税收的起源了。 以往的历史经济著作大多是将历史与经济、现代割裂开的。刘建龙以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将财政知识寓于历史叙述中，来探索传统政治之兴衰与财政状况的密切关系。他坚决破除“人云亦云”，论点新颖，论据有力，行文富有趣味。 譬如风流韵事话冯太后。郭建龙却赞她无愧为杰出的女政治家。北魏的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实行宗主督护制，所控制的包荫户多数没有户籍，严重影响了赋税来源。给事中李冲提出“三长制”。当时官员霸占土地近乎疯狂，因此受到了他们强烈抵制。冯太后力排众议，果断改革，使户籍、土地、税基得以统计。此举使政权走向更为正规化，就这一功绩来说，绝不亚于唐太宗。 再譬如国富不一定民强论。隋文帝治国清明，本人生活朴素，何以传两世就断亡？与隋炀帝的残暴当然有关系，根本原因在于隋文帝时建立的那套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国库充盈并不是因为民间经济繁荣，而是从民间过度抽取税收。隋炀帝更变本加厉，彻底抽干百姓。可惜这种教训并没引起后世多少君王去意识民间的困境。 本书并不是纯粹地历史解密，而是通过讲述故事，以秦汉至晚清的三次社会与财政的重组为划分标准，梳理两千余年的中央财政制度之流变与得失，系统地总结了历代财政治理的经验。 第一部分自秦汉至南朝，集权制和诸侯制并存。汉武帝武功卓著，经济上也颇有建树，除了建立盐铁国有体制，还开启了中央垄断的金融体系，作为聚敛钱财的一种重要手段，为历代政府所依赖。魏晋南北朝以土地和户籍制为基础，土地公有制初具雏形。上述三项体制演绎到今天，已然作为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 第二部分自北朝至南宋，集权制日趋完善，财政却整体失控。以唐为例，玄宗晚年北方边事吃紧，由于负担不起军费，终于撇开了“贤相集团”的节省开支论，倒向“聚敛集团”的增加税收论。不得不提的是，唐玄宗设立节度使，将行政、司法、财税、军事权合一，节度使权力膨胀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唐中后期中央政府更为薄弱，根本无力镇压藩镇。武宗甚至发起灭佛运动，通过没收寺院财产，强迫僧人还俗，来增加纳税人口和财政收入。至宋代，在经历熙宁变法、元丰改制、滥印纸币等一系列改革后，依旧还是爆发了空前的通货膨胀。 第三部分自辽金至清末，堪称最完美的集权时期。元代通过印制钞票来筹措敛财，直接导致金融大崩溃，彻底葬送了元朝。明朝是金融秩序最稳定的朝代之一，民间采用白银交易来抵制政府的掠夺，使纸币一文不值，从根本上扼杀了通货膨胀。这有赖于明太祖设计的制度已僵化到容纳不了一次改革。清代建立起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太平天国后，也曾开始近代化进程，终因积弊太深，无力回天。经甲午战争、庚子之乱，战败赔款触目惊心，财政状况几度持续性恶化。 作为一部气势恢宏的中国财政史诗，本书在记录官僚集团治理手段日益专业化的同时，也开启了历代王朝的兴衰之门。政权在传承中，官僚机构作为帝国的维稳系统变得愈发强大，依靠大酷吏不断增加税收。在此揭露每个朝代盛极而衰的历史逻辑：高效的征税系统在民变面前不堪一击。明朝的衰败并不是清兵的连绵进攻，而是军事行动带来的财政失衡，导致民间经济奔溃，人民无法渡过危机而掀起造反朝。 财政制度是一把双刃剑，过于混乱，无法征税，终将导致政府的失败。过于清晰，征税就必然过度。制度不健全，或说征税制度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也是有利于稳定的，老板姓能够逃过一部分的苛捐杂税。（江泽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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