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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人们收入不高不说，市场上商品供应也严重不足。为了保证每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国家不得不印发各种票证，然后按人口发放，有计划地分配商品。这就是计划经济时期，也可以说是“票证时期”。 在众多的票证中，最重要的，是粮本儿、粮票。尤其粮票，出门没它，你就是腰缠万贯，也可能吃不上饭。 粮票的种类特别多，除了全国粮票和各省市发放的地方粮票，有些乡镇、厂矿、学校还印发过内部粮票。更邪门儿的，像北京现在汽车分单双号上路，我收藏的广州市专用粮票中，居然有单月用和双月用之分。还有北京粮票，都1987年了，票面上还赫然印刷着“当年有效”的字样。 我妈说她小时候我姥姥家和其它人家一样，粮食也不够吃，晚上熬一大锅稀粥，米不多，铺天盖地的大瓜、山药蛋，顶馒头吃。那时姥爷弟兄四个，按习俗，结了婚的也不分出去单过。家里虽然在新城东街开有磨房，可仍然很少吃白面馒头；即便过大年，也不能管饱吃。我不信，莫非腊月里蒸馍馍时也吃不上？我妈说门儿也没有，蒸馒头前，大人们总要先蒸几笼黑面菜包子，等小孩儿们都吃饱了吃不动了，才开始蒸白馒头。最困难的时候，包饺子用的白面里都得掺些麸皮儿。 到我出生前后，国家粮食供应依然不足，谁家都少有余粮，粮票更是月月光。但我爸不管这一套，去外地学习或出差，为了留个纪念，总要往回“剩”点儿所到城市的粮票，象陕西、江苏、广东、辽宁、河北、安徽等地的，还有北京朝阳饭店和上海江湾旅馆的饭票和菜票呢。 我手里最老的一张粮票是上海市粮食局1960年发行的上海市粮票，只有五钱的量，也就是半两。到我开始记事，我爸一说要出差，我妈就得赶紧上大队去开证明还是啥的，反正没那个东西粮站绝对不给换全国粮票。我们桥靠村是蔬菜大队，但每年都要种些小麦、谷子、高粱、黑豆、大豆等。到了秋天，打下的粮食按人口分给各家各户，可以解决吃饭问题，而分回家的麦根、谷穗儿、高粱头，同样解决了国家柴碳供应不足的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内蒙医院北墙外的护城河北边儿开过自由市场，好像是每个礼拜就一个交易日。我记得交易日上有炸油条的，不按根卖，称斤，一斤八毛钱，可要不要粮票，现在想不起来了。不过老乡用自行车驮到城里来的葵花籽、黄豆、绿豆、莲豆等小杂粮，已经可以自由买卖了。但不知因为啥，这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自由市场没开多长时间就关闭了。 八十年代我在呼市东门外青年商店上班，成天和粮票打交道。那时候别说点心、月饼，买方便面都得掏粮票。每年八月十五前往回进月饼和春节前往回进点心，商店有流动资金，但没有流动粮票，咋办？我爸有办法。发动群众，每个职工人先借给商店三十斤或五十斤，等东西卖完收回粮票后，再如数还给大家。但这是在呼市本地进货，要是去北京拉点心、月饼或方便面，就得借全国粮票。好在那时候粮食供应已经充足，否则到哪儿去借粮票。 在全内蒙范围内都能用的粮票是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粮票，同样，呼市范围内通用的就是呼和浩特市地方粮票。呼市还有一种特殊的票，叫“粗粮加工复制品兑换劵”，比如用玉米面去换钢丝面，就得按相应的成品量给人家这种券。后来粮食够吃了，而且是细粮够吃，人们就开始用多余的粮票和走街串巷的老乡换鸡蛋，互通有无。还有就是，卖早点的铺子也活泛了，买焙子没粮票可以多给几分钱，同样，你拿半斤粮票买个只要二两粮票的混糖月饼，剩下的三两也可以要钱。进入九十年代，市面上出现了塑料袋包装的精品龙须挂面，买的时候，终于不用给粮票了。 我查过资料，中国第一张粮票诞生于1955年8月，整体谢幕于1993年，共存在38年。虽然后来为了抑制粮价波动某些地区在某一时期不得不恢复使用粮票，比如1998年的“救灾粮票”，但那只是暂时的，对票证年代的真正终结毫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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