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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学礼  鲁迅说，中国文化的一切根在道教。道教作为中国文化之根，道教作为中华民族原始宗教，是伴随远古炎黄祭祀活动一开始就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凡有民族的地方就有祭祀活动，祭祀活动就是一种宗教。黄帝时代的中华民族的原始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崇拜物：图腾，对自己崇拜物进行祭拜就是宗教。中国道教是对神灵崇拜和祭祀，这一文化现象就是“道”文化。黄帝问道是道文化的开端。道由精神思维和认识自然和社会，从道家哲学思想到各种派门的巫师道士的祭祀仪式，使“道”文化日益丰富和有多种理解。一方面“道”文化作为一种宗教在周朝就成为国家机器中的组成部分，国家的主导思想是以道为信仰的国教。道教巫术法师成为一国的国师，凡事都要进行祭祀祈祷咒念，这活动成了“道”的载体。另一方面，道在广成子与黄帝认同后形成“广黄哲学”，再发展为“黄老哲学”，继而又成为“庄老哲学”、“老子”。这种含有玄念神灵的思路，把“道”的原始涵义“道路”由具体而展开为与宇宙自然社会联系的涵义：“形而上者谓之道”。“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样把千差万别的世界变化又理解为世界的法则和本源，其概念叫“天道”“大道”“人道”，于是人们在道的指引下“礼者，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广成子回答黄帝的道是“守一处和”、“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这是人之长生的至道。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黄帝得道而使中华古国以道传国。道是从理性智慧统治一切，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的道由道路上升为理性观念，《诗经》说：“中庸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这意味着对真理的把握。  当中国文化的道与真理形态联系，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与“为道”之分就是知识与智慧之分。庄子对道有自己智慧的把握。于是“道术为天下裂”，道的各种论法和主张使诸子蜂起，道家各派各有自己一套理论，儒家持先人和圣人之言，“以一道破”，“千举万变，其道一也。”坚持道的统一性，凡事“以道观之”。当“道”成了“原理”和统一的真理，无法与人分开。《老子》提出：“域中有四大”。所谓“四大”指道、天、地、人四项。这里人与天地自然之间关联是“道不远人”，道的思辨的抽象对象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日用即道”是指人的实践活动在日用常行中，道的品格却是儒家主张的“中庸之道”。“中”有广成子的“和”的意思，这一概念在实践中必须有“度”。《中庸》中讲：“万物并肩而不相”。这是说万物不同个体是存在一个世界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道家五行相克相生，和中有分，分则和，这样协调社会共同体就要讲调节，讲程序，对“度”用“程序”来统筹解决。  广成子在回答黄帝问道中，采取了直接回答人如何长生的问题，这里实际是涉及人自身成长和发展的问题。孔子指出：“志于道”，志意味着确定朝向一定的目标，道则表现为一定价值的理想。在“道”的引导下可以培养完美的人格。孔子说：“君子不器”。即不要把人等同于一个物，又不要把人像物一样规定在一个方面。道的变化（易）的观点是唯物的，这是与道教中崇拜神鬼灵魂另一“道”观。在中国文化中道与德与品的，有种种内涵，可以说：1.道的原初常义之一是“道路”。2.“道路”又引申为行走的意思。所谓“道之行而成”。3.道又有言说之意，并体现为真理。而讲求言行一致，知行统一，按原则办事，这是中国文化的为“道”之义。  中国的远祖人类是在平凉这片称为“西荒”和“大荒山”始于活动，随华胥、伏羲、女娲、西王母、广成子、黄帝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和民族发祥，作为人在物质之中的精神思想——道也就自然成了“道源圣地”，而作为原始部落集体共同祭拜神灵的宗教也同时发生，中国式的松散的多神论的祭祀活动按自己的图腾各异进行。平凉崆峒山因为智者广成子修道，黄帝两次问道造成道文化的传播，使这一宗教场所——崆峒山成为天下道教第一山。崆峒山的问道宫是崆峒山的主题和定位含义。为梳理中国道文化在平凉的源流发展，以下以问道宫位置佐证，从宗教沿革简述其概。  从黄帝时代（公元前2698至前2208），由于中原轩辕的倡导长生术、炼金术、作法祭天的巫师被纳入国政大事中，凡出征、发生事故、或事后都要设坛由巫师作法祭天，夏殷商（公元前2205至前1122）甚至将巫师作为军师、国师，直接诏令机构，封官主持朝政大事。周朝（公元前1122至前247）也将国师（巫师）秉政列为统治系统。 公元前484年孔子经过13年的周游列国，对已经在周文王时写的古老书籍《易经》经过再次编辑删定。 早于孔子的老子李耳在公元前484年李耳在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写出《道德经》（也称《老子》）五千字短文。老子对“道”作了自己的理喻。还出版了庄周的《庄子》，关喜的《关尹子》、以及《列子》、《文子》《鹖娄子》、《田子》、《捷子》、《长卢子》、《黄帝君臣》、《郑长者》《王狄子》。以玄学思想为代表的阴阳家邹衍等写的《邹子》、《冯促子》、《黄帝泰素》、《杜文公》、《闾丘子》、《周伯》、《南公》。  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迟于老子的庄周写出《庄子》，“老庄哲学”流行社会。公元前1246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道家神仙说、阴阳说和黄老长生说深信不疑，国师任道教巫师，每次出行，到每地的各种重大活动都要巫师设坛，他多次来华亭吴山祭天，并多次登崆峒山祭天祈福，使崆峒山的道教活动十分兴盛。 当秦王朝被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年）代替，刘邦的儿子刘恒（公元前176年至157年）和窦皇后信奉道家学说，发出通令，包括儿子刘启，各王子都要读《老子》、《庄子》等书，把黄老哲学变成政治信仰，用黄老政治维持社会安定，历时达四十多年，刘恒号称文帝，刘启号称景帝，史学家把这四十年黄老政治称为“文景之治”。刘启（公元前156至141年）的儿子刘彻在公元前141年继位，他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把道家列为左道旁门，邪说妖言，一律禁绝。由于在“文景之治”中崆峒山成为道教名山，汉武帝刘彻仍然亲自六次来崆峒山，广成子的“守一处和”观和长生之道，在巫师中产生出炼丹求不死药的方士。庄老哲学的玄虚使政治祭祀活动中出现知阴阳两界和预卜未来吉凶的术士，于是画符念咒使道士和派别产生。张道陵在四川鸡鸣山出家，修炼的方士打出“五斗米教”的旗号，以祈祷为业成为道教其一的“太平道”。公元184年张角以供符咒传教，他打出太平道旗号让教徒头扎黄巾，率领门徒和农民百万人举行了反对东汉政府的黄巾大起义。崆峒山在真武殿左修建供黄巾派教徒聚集的黄篆殿。道教武士参与农民暴动。 公元403年龟兹王国高僧鸠摩罗什从新疆到达后秦帝国长安，后秦国王姚兴尊奉为国师，一改奉行道长为国师的惯例，把后秦帝国变成一个佛教帝国，使中国佛道二教不断发生冲突。作为国教的道传统受到挑战。统治在平凉一带的前秦尊道势力与佛教多次进行政治干预。北魏帝国皇帝拓跋焘在平凉建国后，以崆峒道教为圣地把北魏建成一个道教帝国。皇帝登基都采用道教仪式，设道教国师祈祷。拓跋焘并在统一北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焚毁寺院，处斩和尚尼姑，成为被佛教史称为的“三武之祸”（拓跋焘号称太武皇帝）。574年，第二次是在北周武皇帝宇文邕下令全国禁佛。第三次是854年唐朝武宗皇帝李炎下令禁佛。这三次大的禁佛都使崆峒山道教趾高气扬。  在黄帝问道时修筑的石室在崆峒山前峡泾河之北阶地，从秦代汉代修有问道宫。隋朝杨广来平凉，将崆峒道与华山道融为一体，对问道宫进行了扩修。唐代李世民因祖籍成纪，老子又姓李，故在西征平定平凉后，对崆峒道教大肆修建，把上天梯以上命名为皇城，并将自己随身铁鞭悬于上天梯上空，以作镇山传道之宝。北宋历代皇帝都搞西部道教大开发，在容成公、钟汉离、伍符修炼的地方都建宫庙。乾德963年至967年在皇城建立真武殿，徽宗政和1111年至1117年，由集贤院承旨，知渭州府张庄奉旨重修问道宫，并将崆峒山辟为全国十大道教大什方之一，派京兆宁寿观赵法师前来主持。天圣七年（1029）崆峒道士陈宗秀集资铸天圣铜钟，悬于皇城。元代统一中国，遵从本土传统文化，元初驻平凉府元帅王钧对问道宫进行修葺。元庚辰六年（1340）王钧孙王文顺命王克孝再扩修问道宫，增筑献殿五楹，披云真人著书称问道宫为中国道源所在。明代道士张三丰避居崆峒山五年。明宣德年间（1424至1435）和万历12年（1584），韩藩王室修建崆峒山，在问道宫后增建王全真阁。清初平凉知府杨凤起函请陇县龙门洞道士苗清阳来崆峒山主持重修皇城，将崆峒山列为全国道教十二大长驻之一。 由于黄帝的带头，中国所有皇帝都想长寿，以求将自己的江山多年统治下去。实际帝王的长寿对稳定国家也有好处，黄帝至尧舜是490年，夏朝是439年，商朝364年，殷279年，周朝875年，秦39年，汉426年，晋155年，南北朝161年，隋37年，唐289年，五代53年，宋319年，辽295年，金119年，元88年，明276年，清262年。特别是秦始皇、汉武帝为了求长生不死之药，亲自四处拜仙求方，他俩多次来崆峒山求养生之法，使后世效法的历史帝王有一百多位登临崆峒山，崆峒山也成了中国养生之源地。  中国的所有皇帝都以天意而神化自己为天子，以道教伏羲和黄帝的“龙”图腾说自己是“真龙天子”。崇道祭天的盛典成了举国大事，从黄帝到崆峒山祭天开始，政治人物有夏孔甲、商太康、殷盘庚、周文王、周武王姬发、周幽王、周穆王姬满、秦始皇、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汉新王莽、汉光帝刘秀、魏武帝曹操、成汉李雄、前秦苻坚、苻登，后凉吕光、后秦姚苌、西秦乞伏炽盘、西魏宇文泰、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夏赫连定、北周宇文觉、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北齐文宣帝高洋、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唐肃宗李亨、宋太祖赵匡胤、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元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明成祖朱棣、清高宗乾隆等，还有新多为领导人来过平凉地区这块风水宝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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