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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想我应该写一部长篇了。前20年我只写了两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和《后悔录》。第三部写什么呢？我开始在书房徘徊。有一个现成的题材，推理的，但我犹豫了很久没下笔，原因是我想写一部更现实的，更有力量的。
首先想到了“拼爹”。这是我久久不能释怀的现象，也是天天必须面对的现实，我注意它很久了。读书、看病、找工作，处处都在拼。有好爹的一路顺风，没好爹的自认倒霉或赶紧认个“干爹”。我想起了遥远的少年时期，那时物质匮乏，我连买一双白球袜的钱都没有，经常站在县城体育用品商店的玻璃柜前，像现在写不出小说那样徘徊彷徨。后来读了鲁迅的文章，才知道欲做一个作家必先学会“彷徨”、“徘徊”。
可是，在我饥饿和绝望时，徘徊彷徨解决不了问题，脑海里曾一度炸裂：“为什么我就没有一个当干部的爹？”虽然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台词，但它在我的脑细胞上留下了划痕。这个念头没有第二次出现，它被深埋了，但在构思小说的深夜，它冷不丁地冒出来了，吓了我一身冷汗。原来“拼爹”不是今天的产物，而是人性的基因。
有了这个确认，我便下了写这个小说的决心。我需要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像我那些没有离乡的同学，他们经常站在自家屋前伸长脖子瞭望。他们曾经雄心勃勃、充满幻想，可是现在却只能伸长脖子瞭望。瞭望谁呢？瞭望他们进城打工的孩子，瞭望他们曾经的梦想。每次回村看到这样的人，我的心里就酸酸的，我想他们这辈子是没法改变了，但是他们的下一代能改变吗？少数能改变，但大多数还得重复父辈的生活。很不幸，他们的爹只能伸长脖子瞭望，却帮不了他们升学、找工作。他们若要改变，一部分靠个人奋斗，另一部分靠出现奇迹。我像他们的家长一样，琢磨如何才能出现奇迹，想来想去，就有了后来汪长尺的办法，那就是把孩子变成有钱人的孩子，自己做个影子父亲。
这个灵感是逼出来的，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
我给这个人物取了一个名字，叫“汪长尺”，后来有读者问这个名字是不是取“命有八尺，不求一丈”的意思？”我没有回答。这个人开始挺有尊严，甚至还有傲骨，但慢慢的尊严和傲骨都被削掉了，是现实把它们削掉的。为了让他“最后一送”合情合理，我冒着巧合的危险，把千千万万个“屌丝”遇到的困难都加在了他身上。面对重重叠叠的困难，他曾经坚持，宁可自己一身“黑”，也要让父母、妻子和孩子干干净净，可是他做不到，慢慢地妥协了。他填高考志愿时曾经想“幽他们一默”，结果他反被现实幽了一默。然而，不可否认，他是一个曾经幽默过的人，是一个想用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命运的人。
小说发表之后，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1988年，有两对双胞胎在哥伦比亚的一家医院同时出生，因为医院失误把他们4个搞混了，两个家庭以为是异卵双胞胎，各领了一个自己的和一个别人的孩子回家抚养。在城里长大的两个孩子一个成了工程师，一个成了会计师，而在乡下长大的两个孩子都成了屠夫。今年7月，这4人见面了，被错抱到乡下的孩子成了屠夫，而乡下被错抱到城里的那个则成了会计师。这不就是“篡改的命”吗？这个新闻恰恰发生在《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乡，难怪他要用魔幻的手法来描写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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