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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就要过去，2019年接踵而来，时间没有丝毫的缝隙，连贯得完美而又坚固。时间就是如此奇妙，不论世人的喜悦哀愁与伟大渺小，不管人对白驹过隙的欢喜与腕叹，总是无情地在人间悄然滑过。西哲有“自然法则”一说，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背后，有一个无人可以左右的规则，在支配万物的运转，所以才会有花开花落，才会有草枯草荣，才会有阴晴圆缺。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也在这规则之中，一如树要生长，鱼要游水，人也有生长的权力。
曾经有“历史的列车”之说，似乎人皆乘客，不论愿与不愿，只能随车而行。有些话，随便说说，不妨姑妄听之，但不可当真，因其经不住细细思量。历史既如列车，那么谁是车手，谁是车长，谁又是乘警？况且，列车要沿既有轨道行进，而那个轨道何在？又是谁修建了轨道？再说，修轨道者，是否也在前行的车上？如在，他怎样一边乘车，一边在前面铺路架桥？不在，那他岂不是被列车甩掉的人？
所谓“列车”之说，好处是让人不必担心，不必忧虑，更不必思索，众人皆可齐步共进，那个预设的目标——终极之站，就在前面。从宏观大局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想讨论，也不便讨论。我只想就个人——这世界里生存着的，一个又一个的个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错觉。如果说人在向前走，在走向明天，正如从2018走向2019，看上去似乎是整体而动，但实则是每一个人在独自前行，是每个人迈动自己的脚步，耗掉自己的体能，走向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未来。
这种前行，没有整齐划一，也没有步调一致，有人可能走得快些、远些，有人可能走得慢些、近些，也有人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高墙，纵然奋力，却仍不能前行，一如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牢牢地拖住他。
说一个刀尔登讲过的故事。他说，那是一个真事，曾登在二十年前的报纸上：有一家人，把农药洒到了面口袋上，舍不得扔，把粘了药的上面去掉，用剩下的做了一锅馒头。结果全家人进了医院，当家的男人死了。农妇哀定后，想馒头用面多，故有危险，用来包饺子，想必无事。吃了饺子后，全家又进了医院，死了一个女儿。农妇再也不敢吃这面粉，便拿它喂牛，又把牛毒死了。这个故事很悲惨。故事的表面，是因为贫穷，舍不得扔掉那半袋面粉。但农妇的贫穷，还不至于把“面粉”看得比亲人的生命更重。所以，这表面之下，还有另外的缘由，那就是识见的贫乏。
这使我想到王鼎钧先生说到他的乡人。他说，那时（1919年）乡人很迷信，认为火车经过的时候，人必须远离铁轨，以防被火车摄走灵魂；中国人不可看西医，因为西方人的内藏与中国人不同，其医理医药对中国人无用；照相耗人气血精神，只能偶一为之，常常照相的人速死。对于外国人架设的电话线，乡人认为，电话线能够通话，是因为电线绕着电杆上的小瓷壶，而每个小瓷壶里都有一个小纸人，电话就是由这些小纸人一个一个地传去传回，所以，千万不要得罪外国人，外国人会把你的灵魂变成小纸人，囚在瓷壶里，一生一世做传话的奴隶。有这样的见识，在十九年前，人们群起而扒掉铁路，砍断电杆，一点都不稀奇。可那时的扒铁路砍电杆，与几十年后的农妇，换着花样吃掉粘了毒药的面粉，又有什么不同？
人应该想，是什么使得人的思想如此贫乏，生活的经验如此地脊薄，最终使人迈不出应走的步伐？而国人常引以为自豪的五千年文明，是何样的文明？又文明在哪里？忽然想到法国的笛卡尔，西方理性哲学的开山者和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的“我思，故我在”流布深广。他在1629年，卖掉贵族领地，自我流放荷兰。在荷兰，换过13个城市，迁居过24次。他与故国巴黎的朋友通信，只能通过他人转寄。原因在于，他是个懦弱胆小的人，1600年作为异端被烧死的布鲁诺。被教会批判，最终于1633年被教会判决终生监禁的科学家伽利略的遭遇，吓坏了他。他知道，他的科学精神为天主教教义所不容，他的哲学思想又是教会认定的经院哲学的叛逆。那时荷兰相对宽容，可在那里容身，继续思考，发表他的著作。欧洲的列国太多，所以，在法国感到恐惧的笛卡尔，可以移居他国，表达他的思想。一个人的思考并表达，能激起上千上万人的思考；如有上千上万的思考与表达，结果又会如何？世间可能众声纷纭，吵吵攘攘，但人的却思想不再贫乏，识见会不断增加，愚蠢自然就会日见其少，人生前面的路，可能就会宽广而又发达。
记得著名青年学者羽戈曾说，现在，所有的愚蠢，都是甘于愚蠢。也许，这有些尖刻，但细想，倒也是实情。当人离开那趟“列车”，自己前行，会发现阻碍众多，束缚至紧，可是，只要愿意，总会找到排阻的器具，解缚的剪刀。所以，所有甘愿的愚蠢，都因为思想的固化。愚蠢使人感到可笑，思想的固化，却让人感到可憎与可怕。
2019年已在眼前，虽然总有些力量使人难以前行，但也总有思想能够化解阻人前行的力量。
2018年12月28日 理钊原创作品，敬请转发或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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