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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敛之创办《大公报》

 东夷人士99999 2018-12-30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

(2016-09-29 16:53:09)
分类: 文化名流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
英敛之(1866—1926)原名英华。满族正红旗。出生于北京。22岁入天主教。娶皇族爱新觉罗·淑仲为妻。戊戌变法前,英敛之出任德国人汉纳根创办的天津《直报》记者、主笔。他积极传播西方文明、鼓吹维新变革。约请严复为《直报》撰写《原强》、《救亡决论》、《论事变之亟》等政论文章。康梁变法失败后,英恐被牵连,潜往外地。1899年8月,在澳门《知新报》发表《党祸余论》,对变法未成“深感郁结,心不能已”。1900年3月,英出任法国驻蒙自领事馆馆员。同年7月返回天津。

1901年春,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聘请英敛之主持开办报馆,并承诺负责“募集股本,甘为赔垫”。自离开《直报》后,英敛之一向有志于创办一张属于自己的报纸,他与柴天宠一拍即合。办报的启动资金很快得到落实,柴天宠为第一大股东,富商王郅隆为第二大股东,严复、张连璧、朱志尧等士绅,以及法国主教樊国梁也纷列股东名单。英敛之绞尽脑汁为这份报纸起了个至今绵延不衰的名称《大公报》,意寓“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各固己善矣”。

1902年7月17日,《大公报》正式出版。报纸头版刊登了英敛之撰写的《大公报序》,序曰:“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尝焉,鄙人之心慰己。”英敛之亲任报馆总理、主笔、编辑诸职,总揽经营、言论、运筹之全权。

《大公报》的主要政治倾向是拥护维新改良,亦曾为立宪运动大造舆论。该报以敢于直言在社会上较有影响,曾指名道姓地批评直隶总督袁世凯,并刊载了沈荩被杖杀事件。在戊戌党禁尚未解除之际,就登载梁启超的文章。该报比较注重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从大处落墨”而不屑于登载“猥邪琐屑之事”。《大公报》刚创刊即有三千八百份,三个月后达五千份,在新派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中颇有影响,很快成为京津地区引人注目的一份报纸。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
   《大公报》甫一面市,便大胆议论时政,62l日,英敛之发表《论归政之利》,公开抨击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主张归政与光绪皇帝,只有如此,“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斥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怒骂太后身边的“诌媚之小人”,“士大夫鉴于戊戌之变,政府压力过深,倘有指斥时政者,则目为奸佞,不难加之以罪。”英敛之明确表示,他既不“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也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更不“意存趋避,拗曲作直,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求悦当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顾天下后世之唾骂”。英氏日后文章进而从鼓励“保皇斥后”转而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

积极倡导洋务、振兴实业、开设学校、传播西学、启蒙大众,也是《大公报》的一大特色。英敛之亲自撰写《中国宜广设工艺厂说》指出:“居今日而言行新政,第一先从实业上作起,而其余一切皆后也。”他认为“民智不开,万样事都作不到好处。”英敛之提倡移风易俗,他发表《戒缠足说》等文章,称“中国有两件坏处,大坏处是缠足,小坏处是蓄辫”。国人应改掉缠足蓄辫、早婚早育、蓄婢纳妾、大办丧事、重男轻女等诸多陋习。

1905年4月13日,适值《大公报》出至1000号。英敛之发表《千虑一得》一文云:“自从出报到而今,差不多三年的光景,作报的人一番苦心,无非是盼望中国强盛起来,并没有别的意思。故此每天苦苦的对着各等人,说长道短,讲今比古,凡是可以劝善惩恶之事,没有不按公理论断的,也不管人爱听不爱听,横竖凭我们的天良,尽爱群的本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高才远见,到底这一片好心,自己是对得起天地鬼神的。”1906年7月,《大公报》与《北洋日报》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一个新闻团体“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报务、交换知识”的场所。

英敛之还毫不客气地批评一些传教士在中国的劣迹和愚民之术。为此也曾遭到教会方面“不合诸短”的责难。清政府残杀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大公报》发表文章,大胆批评清政府采用株连党祸的办法,大肆搜捕革命党,以致“风声鹤唳,举国骚然”。

梁启超对《大公报》赞许有加:“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张季鸾后来评价道:“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大公报,其一也。中国之衰,极于甲午,至庚子而濒于亡。海内志士,用是发愤呼号,期自强以救国;其工具为日报与丛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报,为大公报。盖英君敛之,目击庚子之祸,痛国亡之无日,纠资办报,名以大公”。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
       民国后,英敛之移居北京,不再从事报馆经营、撰稿、编辑等具体工作。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年号。同日刊登“告白”:“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此后,英敛之携家眷来到北京,隐居香山静宜园,潜心于宗教、教育、慈善等方面的工作。1916年英将《大公报》转售予王郅隆,从此告别新闻界。

寓居北京以后,英敛之先后创办北京培根小学、北京第一所女校静宜中学,创立“辅仁社”、香山慈幼院等机构。他对当时天主教会不重视发展教育,忧心忡忡。推行教育、变革精神,本是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播的宗旨所在。晚清开始,把持中国天主教的法国天主教修会,逐渐偏离了这一传统,其主张“天主教会所应有的首先不是学者,而是宗教信徒”。英国伦敦会、美国美以美教会等新教则十分重视设立教会学校对教会在中国发展的推动作用。当时在沿海省份新教徒很快超过了天主教徒的数量。

有鉴于此,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1917年,英敛之撰写了《劝学罪言》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机构,教学内容“以文学为第一要务”,“延聘素负盛誉高明特达之教习,严定课程”,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罗马教廷特委派美国本笃会来华办学,英敛之与本笃会代表奥图尔达成共识:“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经过数年筹备,1925年,北京公教大学成立(1927年更名为辅仁大学)。该校为中国第一所天主教高等学校。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

自英敛之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在天津租界创办《大公报》。至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打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旗帜,《大公报》以文人论政、商业经营为双翼,从一家地方性报纸“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舆论机关”。《大公报》堪称中国报业黄埔军校,先后培养和涌现出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萧乾、杨刚、彭子冈、孟秋江、查良庸、梁厚甫、曹谷冰、金诚夫等蜚声于两岸三地和国际新闻界的政论大家、杰出记者、著名作家和报业经营家。

1926年1月,英敛之病逝于北京香山静宜园,享年60岁。他生前曾将所撰报刊文论汇编为《也是集》、《敝帚千金》,编撰有《万松野人言善录》、《安蹇斋丛残稿》等著作。历史学家陈垣称赞道:“敛之以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发愤著书,提倡爱国,受到外籍教士种种恐吓、威胁,而无一点惧心,真可谓‘豪杰之士’了!”英敛之后人英千里、英若诚等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事业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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