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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谈到基础教育的国际化，各种各样的“国际班”“国际课程”自然是少不了的“主角”。国际班通过开设各种引进的国际课程源源不断地把中国学子送出国深造，这成为宣传基础教育国际化成效的证据。《2015中国教育发展报告》称，全国约有三百多所中小学校开设了国际班。不仅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争先“上马”国际班，南京、郑州等二三线城市也不甘落后，就连中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也纷纷有模有样地办起来。一时间，基础教育国际化似乎沿着这条道路走向“灿烂”。 但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直到有一天，一位来自美国、在中国2所知名中学国际部任过校长的“老外”说了一段话，让我更加觉得，中国基础教育的国际化实在是应该反思。他说：“中国学校的国际化，不是中国人的胜利，而是我们‘老外’的胜利，因为你们不是用自己的课程把中国的学生送出国参与国际竞争，而是用我们‘老外’的课程把中国的学生送出国参与国际竞争。”此话乍听感觉非常刺耳，然而仔细想来何尝不是事实！细数诸多国际班的“看家本领”，有几个不是靠着IB课程、雅思课程、AP课程等舶来的“洋课程”把中国的少年学子们送出国的呢？ 本来，这样的局面在市场开放多元的格局下似乎也无可厚非，国际课程的缔造者们通过国际班这样的“代理”，把课程输入中国的学校，中国的学生和家长购买这些国际课程就像商人购买任何一种进口商品一样，商人赚得的是外汇，而我们的孩子获得的是出国留学的机会，公平交易，正大光明。当然，当下对于是否在国内开设国际班、是开在校内还是校外等问题还存在争议。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国际班用什么样的课程来支撑其国际化的内涵。如何开设国际班甚至国际化学校只是一个国际化的路径和技术问题，而用什么样的课程来达成国际化的成效则是国际化的本质内涵问题。 那么，国际化的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你可以不出国，但不可以没有国际视野”，我的这句话曾被一些中小学校长引用作为“国际化”的注解。然而，“国际视野”也好，“国际理解”也好，这些都还仅仅是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它们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认知和态度，只是国际化的条件因素， 并不是国际化的内核。国际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策略选择，它有内、外两个指向。对外，指的是“全球化事务的参与”，就教育的国际化而言，则是有效地为全面参与全球化事务培养人才。对内，指的是本系统与外系统的兼容性，即是否凭借系统内的核心资源培养出与全球化环境兼容的竞争力，就教育而言，即是否能够凭借本教育系统的核心资源培养出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教育系统的核心资源毫无疑问是课程，因此，教育的国际化也即能否凭借本土的课程培养出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人。 用本土的课程培养出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是否具有可能性？这表面看起来是一个课程标准问题，但核心却是对国际人才核心竞争力的把握以及对本土课程核心价值的专业建构问题。IB课程也好，雅思或AP课程也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通行，并不在于它们掌握了国际通行课程标准的发言权，而在于它们的课程设计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国际人才核心竞争力所要求的核心要素相匹配并且采取了适当的实施路径。从这一点说，只要中国本土课程按照国际人才核心竞争力的能力目标倒推，优化课程价值追求，恰当设计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路径，完全有可能做到用本土课程培养参与国际竞争的人。 因此，教育国际化的着力点绝对不应该放在引进什么样的国际课程上，而应该放在如何优化本土课程，让本土课程与国际人才标准相衔接，用本土课程培养人才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上。 所谓优化本土课程有两种路径，一是挖掘中国本土课程中具有较少文化壁垒且与国际人才能力素养相匹配的内容，按照国际人才能力素养进行课程价值和内容、形式的建构，如在人文素养类课程方面，中国阴阳五行的东方传统哲学与圣经中的西方传统哲学有很多相同之处，完全可以用中国的课程来培养学生适应国际竞争的哲学思维。二是把中国的课程元素融入国际课程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以本土课程为内核的国际融合课程。张之洞先生提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任何一种国际课程，如果没有经过与本土课程的融合， 最多只是舶来品，并不能为中国课程的国际化带来价值。课程的融合需要寻找契合点，如在创设STEAM课程时，可以将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以及中医药萃取等元素融入课程，建构中国版本的STEAM（C-STEAM）课程。 不仅如此，当我们用本土化的课程培养出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时，我们的课程就具有了通行国际市场的价值，那时，我们的国际化就不只是停留在“进口课程”阶段了，而是步入“出口课程”的时代了。彼时，我们才能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表现出我们教育系统的专业自信，而唯有建立在教育专业自信基础上的国际化才是真正的国际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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