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19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1-201樊树志：晚明可爱亦可叹 81岁，对于常人来说，早已进入安享晚年的状态。2018年，年满81周岁的樊树志先生却迎来了学术研究和撰述的又一个丰收之年。随着五卷本“重写晚明史”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明史研究收获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读者得以窥见一轴生动鲜活的历史图卷，樊树志则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诠释了何为勤奋，何为老骥伏枥的壮心。 与大多数这一代学人类似，樊树志的早年是在曲折与沉郁中度过的。樊树志出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成长于内战的扰攘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深广的社会革命大潮中。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5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初试啼声的毕业论文获得了陈守实教授的高度赏识。相比于同龄人，留校任教也许是一种幸运，但接下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与同时代的学人一样，樊树志并没有多少可以专心学术研究的空间。直到年逾不惑，他才等到了可以施展才华、潜心著述的时代，随之便是四十年的厚积薄发、硕果累累。  樊树志 1980年代以来，樊树志的治学方向延续了他在“文革”之前形成的对于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关注，在土地关系史、赋役制度史等领域内相继有重要论著发表。80年代中期，国内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可称之为“市场转向”的研究视角的整体转换，樊树志以对江南市镇的开拓性研究充当了这一研究转向的先锋。1990年出版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一书，甫一面世即获得高度好评，至今已成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城镇史以及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必读书，在海外中国史学界也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高引用率。 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樊树志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两部传记的书写之中，这就是分别面世于1993年和1997年的《万历传》和《崇祯传》。正是从这两部书开始，樊树志开启了对于晚明史长达二十多年的钻研与探索，同时在自觉反思数十年来历史著作刻板、枯索文风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以扎实的一手文献记载为基础、讲求细节呈现和生动文采的叙事史风格。2003年的两卷本《晚明史》，将这种叙事风格进一步发展成熟，同时吸收采纳国外新兴的整体史、全球史理论与方法，赋予了晚明政治史一种宏大的研究视野和叙述背景。 同一时期，在常年坚守本科中国通史课程教学工作的基础上，樊树志又承担起了被一般人视作“吃力不讨好”的教材撰写工作。1998年出版的《国史概要》，可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第一部摆脱教条主义历史分期，拒绝“以论代史”式的疏阔，突出强调基本史实的高等院校中国通史教材。一经问世，就以其革新化的编纂体例、详简有体的史事剪裁、朴实生动的文笔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好评，不仅在大学课堂上广被采用，更成为业余爱好者了解中国历史及学术研究门径的不二之选。该书至今已修订四版，并有台湾、香港等多个海外版本，2006年，还曾推出过一个精简版的《国史十六讲》，十余年来畅销不衰，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 2007年，在经历了五十年学习、工作的漫长岁月之后，樊树志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荣休。正如他自己所言，退休之后他并没有听从“好心的亲戚朋友”之劝，“像多数老年人那样逛逛公园，打打太极拳，练练书法，消磨时间”，而是“依然保持以前的读书写作习惯”，坚持“每天工作五个小时”。“细水长流”的研撰成果，除了发表于报刊上的大量历史随笔文字之外，还有惊人的“每年出一本书”的效率：2010年的《历史与文化》，2011年的《明朝大人物》，2012年的《明史讲稿》，2013年的《明代文人的命运》。2015年的《晚明大变局》作为《重写晚明史》的第一卷，更创造了学术著作热销的现象。  读书与写作已经成为樊树志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与人生本身不可分割。在这样的心态与境界之下，他一方面紧密关注史学理论方法及研究实践的进展，反复为“宏大叙事”的学术视野鼓与呼；另一方面，又注意让自己的著作书写贴近大众，将“生动流畅，雅俗共赏”当作著述应当遵循的标准，努力追求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融合。“重写晚明史”系列正是这两个方面长期思考与努力的结晶。 问答 中华读书报：继《晚明大变局》之后，您的“重写晚明史”系列第二部《新政与盛世》、第三部《朝政与党争》又得到读者交口赞誉，恭喜您！1993年出版《万历传》，是您投入晚明史写作的重要开端，今年新出的这两册书也主要是写万历朝。相隔25年，请问您对万历帝和万历一朝政治的看法有没有大的变化？以前我们对万历帝怠政印象深刻，觉得不可理解，您指出万历帝不临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体不好，似乎以前的研究者很少强调这点。 樊树志：我的历史研究生涯，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十岁以前是第一个阶段，六十到七十岁是第二个阶段，七十到八十岁是第三个阶段，随着学问的积累而逐步提高，基本上是后来居上。《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与二十五年前的《万历传》相比较，深度和广度不可同日而语，史料收集与解读的能力，读史与阅世的眼光，都有很大的提升。皇帝朱翊钧与首辅张居正联手推行新政，缔造万历盛世，青史留名。朱翊钧晚年多病，给人留下了荒怠的印象。其实他也有前辈或后辈不及之处。有些细节在正史中看不到，利玛窦回忆录等域外史料，提供了另一个窗口，看到他开放和宽容的形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克服艰难险阻一路北上，进入首都北京。美国现代耶稣会士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把此举比喻为“登上了‘月球’”，极为传神。帮助利玛窦“登上了‘月球’”的关键人物就是皇帝朱翊钧。他不仅批准利玛窦进入北京，而且接受利玛窦的礼品：耶稣受难十字架、自鸣钟等，还派遣太监向神父们询问有关欧洲的情况。受到皇帝的开放宽容心态影响，朝廷大臣沈一贯、曹于汴、冯琦、李戴等，和利玛窦等传教士成为好朋友，知名人士瞿汝夔、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接受洗礼，成为第一批天主教徒。这种开放和宽容精神，是充满自信心的盛世所独有的。 中华读书报：您把晚明的开端定位于万历新政的展开（1573年），这是“改革”的一面；在此之前，还有隆庆元年（1567年）解除海禁，这是“开放”的一面。您的《新政与盛世》《朝政与党争》主要着墨于“改革”、内政的一面，较少谈及“开放”，似乎“开放”也没有成为朝廷关注的重心，是这样吗？当时朝廷中枢对“开放”的关注度如何呢？ 樊树志：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明朝固有的海禁政策显得格格不入。隆庆元年解除海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这一开放趋势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得以延续，准许百姓与东洋西洋各国开展进出口贸易。东南沿海的官员对于开放政策已经形成共识。福建巡抚许孚远在万历二十年代写的《疏通海禁疏》，认为开放海禁已是大势所趋，“且使中国商货通于暹罗、吕宋诸国，则诸国之情尝联属于我”。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气象，是人们对于“开洋禁”的认识与日俱增。明末官员傅元初说：大西洋与东洋夷人，“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段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等物，皆所嗜好。佛郎机之夷，则我人百工技艺有挟一技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民争趋之”。显然，开放的结果是对于中外双方都有好处。可惜的是，万历天启时期，朝廷高层忙于党争，崇祯时期又为内忧与外患而疲于奔命，无暇顾及东洋西洋事务。您所说的“没有成为朝廷关注的重心”，恐怕与此有关。 中华读书报：就政治方面而言，晚明71年颇多混乱，似无足称道，但从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社会、思想、文学艺术等，晚明却堪称异彩纷呈，耀人眼目。我们这样一种印象您能同意吗？ 樊树志：我同意您的印象。晚明江南的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东南沿海的全球化贸易，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文化思想界也令人耳目一新，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冲破经学的桎梏，挣脱名教的牢笼。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涌现出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他们引进介绍欧洲科学文化。大大开拓了士大夫的眼界，改变了知识人的世界观。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更多的士子、文人追求自主意识，文人结社蔚然成风。这样的晚明很可爱，让人缅怀。然而晚明的政治局面，却又可叹，让人难以恭维，朋党之争连绵不断，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朝廷衮衮诸公束手无策，眼看着王朝走向末路，因此后世史家多所非议。这种矛盾的状况，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孔尚任有感于明朝的覆亡，在《桃花扇》中感叹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中华读书报：我们了解到，“重写晚明史”系列第四、五卷已经完稿，在期待拜读这两卷书的同时，我们也想了解您接下来有什么研究和写作计划。 樊树志：在下已经八十一岁，再要写“重写晚明史”这样的著作，恐怕力不从心。如果依然思路敏捷，还会写一点历史随笔。我以为，老年人多动脑多动手，有益于身心健康。谢谢您的关怀，祝愿《中华读书报》越办越好！ （黄敬斌为复旦大学教授，王洪波为中华读书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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