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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19世纪自然会想到那是个不列颠的时代。日不落帝国把军舰开满全球，势不可挡的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碰撞到了一起。而作为被“碰瓷”的中国人，我们小时候最常听到的应该是，近代史是一部中国的屈辱史，充满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杀伐迫害，是满满的血和泪。所以笔者小时候特别不愿意读近代史，觉得看着就是憋屈，不爽。但岁月催人老，也让人能够心平气和，于是重新翻开故纸堆，似乎这一次的感受就不同了。 建国初期有其特别的语境，其实上古时代灭国破家有的是，殷商钟意杀人祭祀跟地球另一头的玛雅人一个爱好，那个就是种族灭绝的架势。中古时代，五胡乱华，元朝的建立对于华夏文明打击也颇致命，以至于日本人还弄了个段子，“崖山之后无中华”，搞得明成祖老是要声明自己不是朝鲜人。到了清朝以及后世自己人杀自己人每一次不也是血流成河，人头滚滚。史密斯杀了张三李四就是莫大的屈辱，王二麻子杀了就是“历史之更替”吗？ 近代中国确实是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是世界性的，这里面就和中东往事一样有好多让人诧异，愕然，怅然，和沉思之处。以前常常想不通大清朝怎么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还不老老实实提升自己，居然还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等等，等到写伊拉克往事的时候，看着萨达姆打输了海湾战争，到了伊拉克战争还觉得“民心可用”也就释然了。 偌大一个国家命系一人，自然平添万丈凶险，只不过很多人明白不说出来罢了。偶尔以为露峥嵘，笔者只是那个蓬蒿中人。 为了让大家过年前的情绪再经历一个曲线，姑且开始写几篇晚清往事，写到哪里算哪里，笔者绝不是此类题目专家，拾人牙慧给入门者普及，请高人指点，闭门造车贻笑方家。 没有办法,一写故国，一套酸腐的套路必须有，这是我们讲究的礼法，印在骨子里的。大英帝国的使者来到中国始终不肯磕头，觉得有辱其人格。现代以来大家也长觉得清朝大皇帝因为这莫名的旧规矩，错失了现代化的第一次机会。 然而拿破仑也曾说过，“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须知道中国的帝国制度维系了这个社会数千年，一直是成功有效的，凭什么要求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去接受外来人的规矩。一旦规矩打破，那么臣民就会开始有思想，而统治者最怕的就是这个。 任何不可估量的新事物都会对王朝带来不可估量的破坏，即使是“叫魂”这样的荒谬小事，大皇帝也是绝对审慎的（清朝的叫魂事件，有兴趣的自己百度吧）。 一旦想明白了这个，想明白超越时代的人注定是孤独的，被咒骂于他那个时代的。我们对于很多“民族英雄”，“千古罪人”这两个出现几率大增的人物就自然多了一份惋惜和理解。 我们开始信马由缰的讲那一个时段。 一 1815年惠灵顿公爵在比利时滑铁卢击败拿破仑宣告了欧洲新秩序的建立，自此列强将目光转移到了东方，那个传说的土地，拥有着神秘的财富，中国清朝大皇帝已经统治了数百年。西方人上一次知道这个地方还是从马可波罗近乎玄幻的游记里，那里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都是欧洲的畅销品。 随着英国确认海上霸主地位，跟荷兰人，葡萄牙的不求上进/局限性不一样。英国觉得自己这个欧洲的霸主，有资格和清朝大皇帝做朋友了，这当然也和美国独立使得大西洋的探索告一段落，太平洋这一片广袤的海域却还充满可能有关，直白地说美洲的失去使得收入再减，需要填补这一空白。 英国人早在1787年就派出使者访华，不幸的是使者在路上病故，没能见到乾隆皇帝。 1792年马戈尔尼再次出使，这一次英国人精心准备，带来了天文，数学，艺术方面的大家，以及蒸汽机，大炮以及铁甲船模型等等，价值1万5千英镑的礼品。目的很明确，做朋友，做生意，开放更多口岸，租舟山群岛以及广州某处给英国人。
图 马戈尔尼使团访华 从现代世界的角度来看，很正常，很友好。从大清的角度来看，您是哪位？来进贡的是吗？先去那边排队登记注册。 当然这里要说明一点，当时的清朝在民间早已有很多海外的贸易往来，就是乾隆皇帝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英国。但是那种天朝上国的傲慢和不愿意民间过多和洋人接触的想法使得这一次出使，并未达成任何效果。 当马戈尔尼希望展示英国的火炮洋枪的时候，负责接待的“大反派”福康安说了句，类似“看也可，不看亦可”的话。 这一切或许是因为上国对于马戈尔尼不愿意磕头的不满(马尔戈尼先是要求他每磕头一次，大清同等级官员要给乔治三世画像也磕头一次，后来改为单膝礼)，我们经常说这是中国和西方文明失之交臂的一次交流机会。其实这没什么，大多数国家在面对这么个机会的时候都是不情不愿的，唯有挨揍了，意识到还不了手，才能坐下来说话，这话听着特别刺耳但就是那么个道理。 三体人不也是露了一手“水滴”，才让地球人意识到大事不妙的吗。 我们的大皇帝们只不过要挨揍好几周目才明白。 固执的英国人并不放弃，阿美士德在1816年再次来访，这次还是因为不肯磕头，嘉庆皇帝决定以后只有广州一个地方通商，管你什么英国人，葡国人最好别来北京，离我远点。 英中的贸易并不顺畅，两次出使也都未能改善彼此的关系，但贸易额还是在以每年4%对中国来说顺差的速度增长。这已经使得大量的银元流入中国，开始影响到诸如墨西哥，美国的经济。 在这世纪交替的时候，对嘉庆皇帝来说这些都毫无意义。白莲教起义正席卷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地界，这些打着“无生老母”，“弥勒佛”字号的暴民流窜千里，给劳苦大众描绘了一个“未来世界”，那里众人平等，幸福自在，明明这种类似乌托邦的地方从没存在过，但总是那么管用。以前骗了一拨又一拨，后来还有好几拨。 那个时候又不讲爱情，大家只能在信仰里沉沦。 人数大众的流寇给庞大的清朝带来了莫大的财政缺口。更让人心烦的是这都已经两百年了，他们还喊着“反清复明”的口号。这着实让嘉庆帝难以接受，他自觉继位之日起就矜矜业业，克勤克俭，肯定比起明朝的皇帝要爱护子民得多， 难道就因为爱新觉罗要避讳四个字，比起朱这么一个字麻烦得多吗？ 不过这一点其实嘉庆不必太过伤怀，毕竟再过一百年到了鲁迅先生笔下，阿Q依旧做梦给崇祯皇帝戴孝，帝国要倒下去，找个由头而已，反清复明喊起来就很押韵，就好像超英赶美一样。嘉庆或许明白或许不知道的是，赈灾也罢剿匪也罢，到了下面就是层层摊派，杀良冒功，这些行为只会激起更大的变乱。 这个偌大的帝国其实早已满是腐朽，自身失去了恢复的机能。 白莲教起义虽然可怕，但王聪儿终究没成气候，得于各地民团，地方武装的崛起而剿灭，这个经验传授一下来被一个叫曾国藩的湖南人记住了，一方人守一方土，保家是本质，爱国是名分。 等到了1813年，直隶，山东，河南天理教起事，虽然规模要小很多。但其中一支由一个狂热分子林清带领居然在紫禁城发难，由信教的太监带领几十人杀进了皇宫大内。当时嘉庆帝在木兰围猎，皇宫内皇子绵宁，取出火铳，击毙二人。 这帮清朝恐怖主义分子，因为事前完全没有考虑打进紫禁城到底要干什么，以及拿什么打进去这些问题，林清等人面对二道城门束手无策，最后决定纵火。 天理昭昭，老天可能也觉得太过荒谬，下了一场雨。火没起来，这些人尽数被诛灭，林清是最高级待遇凌迟处死。 皇子绵宁收到嘉奖封为智亲王，连那把火铳都有了名号，叫“威烈”。（下回谁做网游的时候不如设计这么个神兵，属性是成为帝国继承人）。 没错，智亲王就是后来的道光帝。这件事对于他继承大统加分不少，不过考虑到他是皇长子，嘉庆又是那么因循守旧的人。他的继位似乎本来就名正言顺。 不过当嘉庆皇帝龙驭宾天的时候，因为遗诏一下子找不到，到底道光能不能继位还有了一点悬念，那时候还是太后下诏促成。 图 道光帝 故此道光帝对这位太后孝顺有加，哪怕是老太太特好鸦片这一口，道光帝在禁烟最激烈的时候还特备一口地窖，给老太太存了私烟以保证不断档，这也侧面说明了一点，当时的人对于鸦片的认识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没有他爸爸那样继承巨额遗产的道光，面对的是充满难题的帝国。 首当其冲就是鸦片。 之前的白莲教叛乱，耗资2亿两白银，相当于5年的国库财政收入。也体现出了八旗，绿营的疲弱无能，沿海贸易，尤其是其中一项，鸦片贸易，使得士兵孱弱，战力大打折扣。但八旗绿营的战力低下是不是全怪鸦片呢？八旗的衰退，绿营的地方化都使得他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军队，维持治安可以，打仗？这些早不再是当年纵横驰骋的女真铁骑了。 同时鸦片贸易也使得铜钱贬值（800铜钱换1两白银到了此时已经接近1500铜钱换1两），这对于帝国来说带来的不安定因素更为可怕。， 在继续交代历史进程之前，我们先说说鸦片，这东西怎么种植，提炼我们就不仔细讲了。说错话和教人贩毒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罪名。 远在唐朝中国就有鸦片，当时还是作为药物使用，中国明朝的时候禁过烟草，没有禁鸦片。这东西提纯成为“芙蓉膏”，装到一个烟枪里来吸，这么一种用法要归功于八旗子弟，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当时中东人是抽鸦片烟草，英国人自己是做成药片来吃。英国卖到中国的印度鸦片吗啡含量4%-6%，同时惊奇的发现中国人抽食鸦片的习惯很“东方”，而与此同时把吗啡含量10%-13%的土耳其鸦片做成药片，大把往自己嘴里塞。当时英国本国鸦片消费的增长是2.4%年增长，鸦片酊是当做阿司匹林来用的，更有甚者把鸦片作为婴儿镇静剂中的添加剂在使用。 所以客观地说当时英国人在鸦片上是抱着跟中国人同归于尽的赚钱模式在运行。 当时的英国国王，深受精神病困扰的乔治三世也是个瘾君子，只不过他到底是鸦片引起的精神病还是精神病被鸦片扩大化了，这是个问题。 相比之下道光皇帝其实是模范的多了。 这可是个除了黄袍之外都打补丁的皇帝（一个补丁开销是5两银子，幸好那时候行为艺术不流行，不然说不定道光帝一下狠心，养心殿里就多了个裸奔的皇帝）。 所以这里客观地强调一句，鸦片是毒品这个观念并非深入人心，相反在中国芙蓉膏（鸦片的雅称）的炼制里还加入了人参等药材是被认为可以强身健体的。这和现在很多中药里喜欢添加西药有种莫名的殊途同归。 作为英属东印度公司当时的对华贸易也遭遇不少难题，比如英国的东西到中国卖不出去。我们以前经常说，这是因为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英国的东西没有销路。这确实是个原因，但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当时把原来的五个通商口已经减为一个广州。 广州只允许由十三行和洋人打交道。这么做当然是控制了定价，避免恶性竞争，但从现在的角度看垄断肯定是对贸易不利的。 图 中国最早的“自贸区”，清代广州十三行 这也是两方一个本质的区别，对于大皇帝来说，做贸易是恩赐。没你照样唱歌吃火锅，你那点炸鱼土豆片（fish and chips）有没有都不是一道菜。对于英国来说，我不远万里来是什么的？挣钱来的，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首先是中方的关税太重，20% 是比较常见的。进口如此，出口也如此。而英国人要买的丝绸，茶叶需要从内陆一路运到广州，经过层层盘剥更是将成本提高到了甚至60%。 其次是收费名目繁多。什么上船费，家眷陪同上船费。。。而且中国人的好习惯是，第一收费不清晰，第二每一层都分开收，这个要2两，那个要500钱，再来一个开口300两。对于英国人，还有先来一步的葡萄牙人（他们租了澳门，租澳门本身也很有中国特色，是某一任官员贪污私自租出去的，后面的官员就默认了）来说，这都无形增加了贸易成本和风险。 而走私鸦片却要简单得多，这在当时是个刚需。 因为中国有巨大的需求，所以很多中间商（中国人为主比如十三行）愿意替英国人省去这些麻烦。当时在珠海出海口靠近伶仃岛的地方（文天祥暂居地），中国走私犯用锚固定大船作为水上仓库来存放鸦片，再用飞蟹快船（因为桨多好像螃蟹，估计再多就叫蜈蚣快船了？）将鸦片运往广州市内。 英国和中国中间商的鸦片贸易是在公海上结算的，也正是因为这点英国人认为在法理上他们并没有向中国出口鸦片，这在我们中国人眼里明摆着就是借口，但英国人却觉得我这么做有些缺德绝对合法。这也是中英当时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而在其中坐收渔利的十三行，广州海关等等相关人士，自然也睁一眼闭一眼，虽然时不时有反贪波及的风险，但利润巨大自然有人铤而走险。 到了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再垄断鸦片贸易，而是将执照卖给私营业主，于是鸦片贸易再次猛增，此时英国出口到清朝的鸦片已经到了每年4万箱，相比之前1812年的每年4千箱涨了10倍。这还不算忙着跟进的美国，美国人出口的是土耳其产鸦片，口感（吸感？）不如印度产的（英国人在印度种的），但胜在价格便宜。 图 在印度收集鸦片 而得知英属印度公司开放执照，两广总督李鸿宾传谕大班，派一个管事的大班前来接洽。李鸿宾的意思是找一个对口的负责人，而英国以为大清朝要改变贸易态度，于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即刻找了自己的好友律劳卑出使（William John Napier，这个译名应该是根据粤语来的）。在出发之前巴麦尊特意关照律劳卑不可冒犯中国官员，不要抵触中国条例，也不要提鸦片贸易。 想来巴麦尊是了解自己的朋友才这么说的，而按照说书的惯例，律劳卑肯定是没把这话往心里去。 律劳卑带着妻儿和副手义律（Charles Elliot）来到澳门，请求见两广总督卢坤（新任）。卢坤一看来个外国人还是个使节，立刻要求十三行通知，不得擅进广州，在澳门听信。英国人觉得咱们是外交对等，中国人则是请示领导，这个套路你沿用到今天也是没错的。 出门前被巴麦尊告诫的律劳卑却完全没在意，他径自前往广州，入住十三行商馆，然后派手下给总督递交“公函”。 这一举动对于大清国来说是一个可以上升到政治高度的大事。 因为大清朝规矩，跟红番打交道的只有十三行商人，而外国来信必须是“禀”（下对上），这次律劳卑一开口就是“我大英国，你大清国”，所以这封信没人敢收。 卢坤只得下令要求十三行给这个英国人解释规矩，并且马上回澳门。 在十三行大班伍敦元斡旋下，总算让律劳卑有机会面见卢坤，但这时候律劳卑发现自己的中文译名，“劳卑”是辛劳卑微之人的意思，感到大受侮辱，拒绝见面。（大鸦片走私犯的名字一个叫颠地，一个叫渣甸，也可见一斑）。律劳卑是大英使臣，是有爵位的人，拿人家名字开涮确实有点不应该。 图 律劳卑 在鸦片商人渣甸鼓动下，律劳卑在广州城内到处发传单，指责总督，这下卢坤大怒派出士兵包围商馆。中英停止贸易。 事情闹僵，律劳卑带着三艘英舰炮袭虎门。卢坤大为紧张沉了12艘船在珠江，又调动28艘船只围堵。同时要求十三行调解，还是当时的首席行长伍敦元出面（世界首富，他的故事后面说）。英国人退让，继续通商。 颇不服气的律劳卑虽然被渣甸等人劝住，但还是很不乐意，向英国请求出兵。就在说不定鸦片战争要提前爆发的时候，因为长途跋涉律劳卑却染上了疟疾，不久死于澳门。 义律接替他成为英国大班。 图 义律 这位英国爵士是反对鸦片贸易的，他多次指出鸦片贸易赚取利润是英国的耻辱。不过他毕竟是英方的代表，后来林则徐主要打交道的是他，所以很长时间我们只记得他是个反派人物。 新上任的义律认认真真地按照中国格式要求见新一任的两广总督邓廷桢，邓总督的回应现在叫做人艰不拆，就是不拆你的信，直接给扔了。 所以义律见不着邓大人，英国商人则卯足了劲走私鸦片。此时的中国上至王公大臣，下到贩夫走卒，僧道尼三教九流都有吸食鸦片的了。 这一切都让道光皇帝忧心忡忡，夜不能寐。 朝中有识之士也都看到了皇帝所优，纷纷上书请求禁烟。这其中最出名的一段话就是我们从小课本里面看到的。 “鸦片流毒于天下，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两广总督林则徐 应该说这短短几句话，说到了大皇帝的心坎里，没兵没钱谁跟你混？中国历代的皇帝必修课都是外儒内法。道光皇帝在1838年年底7次召见林则徐，更赐予林则徐在紫禁城骑马的特权，特命他前往广州禁鸦片。 福建人林则徐冒着被吃了的危险赶赴广州，前去禁烟。 就在林则徐出发之前，大臣琦善特意提醒林则徐，不可轻启战端，宜徐图之。林则徐看了看琦善脑门上写着的“反派”，并没有在意。 林则徐说，我了解过了，英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大黄通大便，没那个就憋死了，我们治他们办法有的是。 林大人的这句话常被现在人拿来说道他的莽撞，造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但真是这样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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