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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铭文最值得骄傲的是它在书法方面的价值。秦代及西汉初年的铜镜，其铭文真实地记录了秦代小篆的标准书体，如“见日之光，所言必当”，“思君何伤”，“长毋相忘”。这些铭文书体规范，温雅俊美，设计大方，构图不俗，若非秦汉文士直接参加创作，是断不会有这样成果的。我们可视这些小篆书法是秦代“书同文”的遗迹。秦篆除《峄山碑》《泰山碑》《琅邪台碑刻》等少数碑刻外，社会流传很少，铜镜能得以再现，十分可贵，可惜时下人们并不认识。 铜镜的铭文可称是一部中国文字的演变史，以汉代最为典型。铭文入镜以汉代为最，如把汉镜铭文编汇成典，那将是文化方面一大盛事。汉镜铭文的观赏性、大众性、实用性、普及性、多样性，都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文字遗存，可惜对此人们缺乏研究。汉镜的铭文除了记录对人的思想意蕴和社会风貌之外，从文字角度来看，它真实地记录了文字的演化过程。这个演化过程，与汉代历史与汉镜的分期是一致的。汉镜的书体可分为如下几个演化步骤： 一是标准秦篆。散见于四字或八字的“毋忘铭镜”，八字或十二、十六字的草叶纹镜，也包括双圈铭文镜。这些铜镜大致流行于秦代及西汉初期。文字工整，意蕴温雅，书体规范，与秦篆相同，是秦代“书同文”的结果。 二是变体篆书。这类铭文基本结体为篆书，但由于铸作等原因，文字中出现严重的简化、减笔、通假、缺漏等现象，致使文字变形，改篆书的长方结构为正方结构，但未改变篆书的结体。可见于典型的日光铭镜、昭明铭镜、铜华铭镜、清白铭镜等，流行于西汉中晚期。文字结构有两种，早期为圆润自由的书写体，漏字较少，以圆笔为主；较晚的则是方正锐角，带有印刷体韵味，以方笔为主，曾被称为象脚文。漏字现象普遍。 三是美体篆书。悬针体、鸟虫体镜铭，可称之为是篆书的美术书体，是铜镜在铸作时极度美化的结果，也是篆书地位下降的结果。当高浮雕的铜镜出现后，铭文不再成为主要纹饰，于是趋于美化变形。铭文虽然与以往相同，但往往只用半句，甚至是几个字。此铭文见于东汉早中期之高浮雕的龙虎镜、内连弧之四字吉语铭镜及人物神兽镜。 四是篆意隶书。新莽及东汉早期，隶书登上了铜镜舞台，但铭文仍保留着浓重的篆意。主要出现在博局镜、龙虎镜的铭文，多为七言韵语，书体成扁势，但隶书铭文从没有出现过典型的蚕头燕尾波折。 五是印铭书体。汉印是我国独具一格的文化瑰宝，极具中国特色，至今仍为印家迫寻效仿之典范。汉代铜镜早已吸收了这一艺术营养，以印为饰，篆书入铭。这种被称为方枚神兽人物镜上，其镜边内侧铸成印纹，绕镜排布。有一字一印者，有四字一印者，铸作文字精美清晰，是汉镜制作的技术标志。印铭皆以四言韵语，用时行的篆书体，简易通俗，十分规范。此印铭书体流行于东汉中期及魏晋时江浙铸制的铜镜。 上述五种镜铭可视为是汉镜文字流行的先后脉络，其走向是由篆书向隶书的过渡。但直至晋代，铜镜从未出现过楷铭，尽管楷书这时已在社会流行。这说明镜铭之文字是处于被动接受的。楷书入镜首见于隋代，其铭之文字的壮丽、书法的规范、铸作的精美，都不亚于汉镜。楷铭是隋镜的一大特点和一个重要成果。这说明楷书自晋代形成后，至隋代已十分成熟，为唐代楷书奠定了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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