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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印度佛教故事随着佛典的翻译而大量进入中国[1]，阿育王故事是其中之一。阿育王(Aśoka，公元前268-232年在位)是中印度摩羯陀国(Magadha)孔雀王朝(Maurya)的第三世君主，其生平和崇佛弘法事迹主要见载于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萧梁僧伽婆罗译《阿育王经》、苻秦昙摩难提译《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等教史经典中，多呈现为传记的文本形态;除此之外，佛教史传和注疏(如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等)也多有提及。在南诏大理国(约653-1254年)统治云南的五百年间，佛教盛行一时，阿育王故事借助汉文佛经的播布和僧侣的讲经说法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相较于佛经，南诏大理国的阿育王故事出现了显著的“地方化”变异，被嫁接到本地始祖神话的体系中，成为解释祖先来源和南诏建国的标准版本。
云南的阿育王神话为中印古代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证，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佛教传统的往来融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民间文学样本。不过，对于佛经文学与民间故事而言，仅仅进行文本的“微观研究”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梳理各种故事版本在情节类型上的对应和差异之外，更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文本为何会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时间，发生特定的变化。沿循这样一种思考路径，本文对云南阿育王神话各个组成要素进行剥离，从静态的文本分析进入动态的语境分析，来考察特定的地域历史与风俗信仰如何造成了经典的通俗化变异;同时，本文把阿育王神话还置于其所属的区域脉络中，将这一文学文本视作一类有关南诏大理国历史叙事的“地方性话语”，由此来探讨当地统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如何通过讲述阿育王神话，来对云南古史、对祖先来源进行表述，这样的表述又揭示出什么样的集体心态与族群身份的主观认同。
根据云南本地史乘方志的记载，阿育王纵神骥至滇，命其三子追赶，三子滞留云南不归，化为山神，分别成为金马碧鸡神和妙香国之主，后裔蔓延，其中一支与土著女子沙壹成婚，生“九隆”，为南诏始祖。各本阿育王故是的内容虽有些许差异，但其情节则是大同小异。总的来看，这一故事是由如下核心情节连缀组成的：王子封滇故事、兄弟追白马故事、金马碧鸡山神故事和九隆感生故事。下文将运用划分情节类型的方法，逐一解析这四个故事的原型、衍生与变异，以及它们出现“层累叠加”的时间和原因，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阿育王故事的叙事形态在其流变的过程中如何受制于文本所扎根的“语境”，又如何反向地塑造了“语境”本身。
二、阿育王神话与南诏建国的历史叙事
1 阿育王子封滇
阿育王早在南诏时期就已是僧众熟知的佛教人物了，云南的阿吒力教经典和大理国写经残卷对其宣教事迹的叙述很明显受到汉译佛典的影响。除了地方佛教资料之外，滇中方志、史书也多有提及阿育王在苍山洱海修造梵刹塔寺之事：“大理塔基有数百处，皆阿育王所建旧址也。”[2];佛图寺塔“源自无忧王遣使臣张罗造浮屠八万四千，此其一焉。”[3]
阿育王子入滇一事，则最早见载于元人张道宗《记古滇说集》：
(周)宣王时，西天竺亦有国曰摩耶提。乃王也，是净梵王摩耶之后裔也。摩耶提名阿育,生三子，长曰福邦其名也,次曰宏德,季曰至德。三子俱健勇,因父阿育王有神骥一匹,身高八尺,红鬃赤尾,毛有金色,三子共争之。王莫能决……乃命左右曰：将我神骥纵驰而去,有能追获者主之。乃一纵直奔东向而去,三子各领部众相与追逐。其季子至德先至滇之东山,而获其神骥,就名其东山以为金马山。长子福邦续至滇池之西山,闻季子已获其马,停憩于西山之麓,忽有碧凤呈祥,后误目山曰碧鸡，次子宏德后至滇之北野[4]。
三子追白马至云南，为哀牢夷所阻，无法返国，阿育王令其舅氏前去援救，不料四人均滞留于此，遂“归滇各主其山”。元代之后各类滇中典籍对“王子封滇”的叙述大致都沿循了《记古滇说集》所奠定的“三王子追马至滇，封神开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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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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