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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 琼 第一次，舒婷、傅天琳、蓝蓝和她们的女性诗人朋辈组团“回家”——“家”落在广东四会。经过长时间筹备，2018年12月18日至20日，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广东四会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玉润四会——首届女性诗歌周”在四会举行。这里也成为倡导女性写诗、带动诗歌写作的全国女性诗歌写作基地。 本届诗歌周期间，首届女性诗歌奖揭晓。98岁的九叶派诗人郑敏获“终身成就奖”，舒婷、傅天琳、蓝蓝获“杰出贡献奖”，孙晓娅获“评论奖”，郑小琼获“优秀青年女诗人奖”，艾莉森·库克获“优秀外国女诗人奖”。 目前，中国的诗歌写作群体有五六百万人，其中的1/3是女性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怒波说，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这些诗人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其一，以傅天琳为代表的专业性诗人，这一群体以上世纪50年代的诗人居多，他们现在仍在坚持写作；其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的中生代女性诗人，如舒婷、王小妮、蓝蓝等，她们构成了改革开放40年来诗歌写作的主流；其三，“90后”诗人，这个群体很大，文化层次比较高，精神文化需求也比较高，这一批诗人构成了当下诗歌写作的大潮。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娅称，上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诗歌创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10年间出版了19本女诗人诗集、4部女性诗人选集。“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沉淀，到了上世纪80年代，老中青三代女诗人集中出现，女性诗歌发展攀上新高峰。”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润霞说，其中以九叶派诗人陈敬容为代表的女诗人重出文坛，朦胧诗派的舒婷、王小妮尤具代表性。 由新诗发轫，中国女性诗歌创作随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走过了令人瞩目的百年历程。百年探求，中国女性诗歌不再是被忽略的角落。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诗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维度则是理解女性诗歌写作的一把钥匙。冰心在她的散文后记中有过这样一段名言：“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傅天琳强调“真”，她的写作与生活保持紧密联系，与土地血肉相连、与果园生命相依。“打工诗人”郑小琼对自己的诗集《女工记》作了检索，发现“爱”字出现了上百次，“痛”字出现38次。她说：“通过这些女性化的词汇，我找到了自己思想中不经意出现的属于女性的一面。”美国诗人艾莉森·库克表示，女人独特的洞察力代表着女性诗歌写作的特殊性。作为印第安原住民诗人，她的诗歌写作往往充满对土地、对家乡和对本民族语言的关怀，所以，当经过四会市江谷镇杨村的百年红豆树群时，她在一分钟内创作了一首《The Yang Village》。 当然，诗歌批评同样需警惕仅从性别视角出发，而忽略女性诗人对写作的内在突破。大理大学教授耿占春表示，女性诗歌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尝试与探索。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诗歌从抒情的复苏向性别意识的觉醒转变，女性诗歌写作从内省转向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转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场景。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周瓒认为，互联网兴起后，女性获得了更大的写作权利和表达舞台。黄怒波说：“在纸质诗集时代，一首诗可能只有两百人阅读，而在互联网时代，一首诗可能有两百万人阅读。” 四会被誉为“中国玉器之乡”，有玉的地方应该有诗。正如傅天琳在被授予首届女性诗歌奖杰出贡献奖时所说：“就像那样一块石头，它究竟要经历什么样的创伤，它内心要拥有多么美好的情感，它才能变成一块玉，我想女诗人大概也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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