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仪虽为秦相，以纵横著名天下，而险诈多端，以大言胁六国事秦，欺楚怀王，谮陈轸，孟子所不齿也。景春问孟子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景春以孟子之言语张仪，仪大怒，曰：“孟轲何轻吾太甚！视吾为妾妇，吾当往说以辱之！”乃见孟子，问曰：“或云夫子言吾纵横为妾妇之道，有之乎？”孟子曰：“有之。”仪曰：“何轻纵横也？孔子弟子子贡不为是乎？”孟子曰：“子贡之说，以解鲁难也，子之说，以取富贵耳，何可并论乎？”仪曰：“好富贵，人之常情，子何怪之？”孟子曰：“非曰富贵不可取也，君子之于富贵，取之有道，非其道，不进也。非其道，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君子不轻见诸侯，不枉尺直寻，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子之取秦相，因苏秦之激也，谋入秦廷，枉尺直寻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而君子居富贵，以安天下，济苍生，俾其太平康乐，尧舜之治，泽及鸟兽；成康之化，刑措百年。武王伐纣，解民于倒悬；周公兼夷狄，驱猛兽，使民安宁。故《易》曰：‘崇高莫大于富贵。’君子不轻富贵，君子居富贵而易行其道也。君子之富贵，济天下也，子之富贵，何为也哉！子为秦相，不以德义辅秦王平天下，而教以欺诈之谋，助之为虐，陵六国，欺楚怀王。陈轸之智与子不相上下，子又欲谮之，幸其辩之明，非怀王之愚也，秦王善待之，不入子谮也。夫纵横，亦圣人之一术，君子亦兼纵横也，君子以纵横排纷解难，自苏秦出，以纵横愚人主，倾人国，多为欺诈，子更甚之，而纵横之名污矣，天下益乱，战争益烈，不复仁义，皆尚诈力，非子与苏秦之过与？” 仪闻之大怒，骂孟子曰：“汝孟轲何能！乃敢数我也？汝言吾之欺诈，岂不知儒家大伪，天下可证：儒家之自大，人皆小人，唯我君子；学皆异端邪说，唯我正道。墨子兼爱，汝骂为无父绝后；杨朱言利，汝诋为禽兽之学。法家强国富民，而曰虎狼苛政。老庄超脱，而曰逃遁虚无。兵农医工，而曰末技细学。纵横策士，而曰妾妇之道。汝何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尽天下诸子百家耶！犹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平心而论，儒家究有何物？汝孟轲究有何物？一言以蔽之，尔等不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书痴耳，沉迷于已去之大梦，空为大言，欺世盗名而已！国有急难，邦有乱局，儒家何尝出有用之策？尔等尽日高谈文武之道，解民倒悬，实则恢复井田，使万民流离失所，无田可耕。尔等信誓旦旦，称‘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实则维护周礼、贬斥法制；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也；使万千平民有冤无讼，状告无门，天下空流几多鲜血？如此言行两端，心口不应，非大伪而何？而敢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哉？儒家大伪，更有甚者：尔等深藏利害之心，而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观其行，则孜孜谋官求爵，若不得，则惶惶若丧家之犬；三日不见君王，其心惴惴；一月不入官府，不知所终。究其实，利害之心，天下莫过儒家！趋利避害，本为人性。尔等偏无视人之本性，不因势利导，反如阉割而防其淫也，不亦甚乎？食不言，寝不语，坐怀不乱，如柳下惠之木偶，乃称圣人，锢人如僵尸，如毫无无血性之阉人！儒家弟子数千，有几人如墨家子弟生龙活虎为其真也？有几人非唯唯诺诺，弱细无用也？阴有所求，却形如谦恭君子，求之不得，则骂尽天下。亦更有甚者，尔等儒家公然以伪为德，诱人作假言：为圣人隐，为大人隐，为贤者隐；教人自虐，教人恭顺服从，犹曰吾为妾妇之道耶？教人愚昧自私，教人守株待兔；终使民不见丑恶，不敢面对法制，沦为无知茫然之下愚，使贵族永欺之，使尔等上智永愚之！险恶如斯，虚伪如斯，竟大言不惭，奢谈解民于倒悬耶？春秋以来三五百年，论荒诞离奇，厚颜无耻之学？非儒家而谁与？非孔丘孟轲而谁与？自儒家问世，尔等素不与天下生机活力，使人亦步亦趋，因循拘泥。天下诸侯，自春秋三百六十，至今战国三十二，三五百年，竟无一国敢用尔等。儒家至大，无人敢用乎？非也，用儒者无不亡！方今大争之世，若使儒家治国理民，天下皆茹毛饮血矣。千年之后，后世子孙或为不肖，欲万世不移，教国人泯灭其雄心，儒家僵尸或抬之出而奉之矣，孔子为庙矣，汝亦得配享孔子，食冷猪肉矣，居然大圣大贤。然已为千秋大梦，绝非尔等生前能享也！儒家于此大争之世，充其余，不过一毫无用之书虫，取人耻笑耳！” 孟子仰天大笑，以目睥睨之，既而曰：“鄙哉仪也！不能以理论之，何如泼妇骂街乎？”仪曰：“吾为泼妇骂街？汝有理，可逐句驳之。”孟子乃曰：儒家本诚，贵诚贱伪，曾子曰：“诚其意，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君子必慎其独。”又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诚也如此。吾先师子思亦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又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又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所作《中庸》，多言诚，仁义礼智因诚而达也，言之也彰明矣。乡愿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而孔子恶之，曰：“德之贼也。”不诚也，伪也。又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不诚也，伪也。夫子以四教：文、行、忠、行，教人尽诚，岂教人为伪哉！学儒者或伪，其人之伪也，非儒家教之伪也，汝不责其人，而责儒家，岂不悖乎！儒家之士，欲为君子，耻为小人也，而以君子自居，则非君子矣，何尝皆以其他为小人耶？学之正，莫如儒家，异端邪说与正道，天下自有公论，汝何唯恐人之言汝异端耶？吾固尝言：“墨氏兼爱，无父也；杨氏为我，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非言墨子、杨朱，以其流弊至于如此耳。兼爱，则他人与父母同爱，轻重不分，至于无父；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则只顾自己，人己不与，至于无君。其徒之不肖者，蔑君父而无忌，叛君父而无惭，岂非禽兽哉？非言杨墨之为禽兽也，其道之流于禽兽也。吾道亦有流为小人者，孔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已戒之矣，而严人禽之辨，未流于禽兽也。 吾言其兼爱之至于无父，何尝咒其绝后耶？而为此诬。法家亦当区分，管仲子产李悝之法家，尊主庇民，固强国富民也，若商鞅之法家，名曰霸道，实为霸术，损下益上，弱民强国也，岂欲民之富耶？严刑法而奴使其民，自商鞅之法行，秦虽强，而风俗败矣，三代之政教皆陵替矣，吾曰其虎狼暴政，何为过乎？以言商鞅之法也，非尽言法家也。然管仲小器，唯辅其君以霸，有苟且者，非吾道所贵，曾西犹羞与之比，况商鞅乎？老子犹欲治国，其言清静不扰民，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尚刑，贱刑名，贤于商鞅矣，近于吾道也。然掊礼乐，击刑政，解纽决防，以与天下相委随，使其民宕佚而不得游于仁义之圃，与圣人之道不合也。弛过而荡，苟且之俗起。庄子何人？吾不闻也，闻其多荒唐之言，轻蔑古之圣王，而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君子为善，出于本心，岂讳于近名而不为也，不求其名，名亦不避也；君子不为恶，义之所耻而不为也，岂畏刑而敛之乎？为善为恶皆由于外，非由于内矣，伪也。庄子以此全身于乱世，而非吾道所贵也。其治也可达于小康，而不能至于王道之太平；其乱也，恐召夷狄之祸，则生民之苦矣！其曰君臣父子，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君臣，义也，父子，性也，尽之且不及，岂可逃乎？虽不逃之，而有逃之之心，后知其无可逃而叹之耳。其惩乱世而欲为散木，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以全身远害，而曰：“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心乎哉！”尚自然而薄人伦也。言其逃遁，又何过哉！兵农医工，君子之一器，民之一业，未之轻也，但君子不偏于一器耳。纵横之士，如吾先儒子贡说齐伐强吴，勿伐弱鲁，破吴存鲁，则非妾妇之道，汝以大言胁六国事强秦，以顺为正，非妾妇之道而何？说弱小以事强大，而不敢合弱小以抗强大，犹不及苏秦之合六国以拒强秦也。吾言是非道理耳，何刻薄之有？何尝损尽诸子百家？管仲、子产、李悝，吾未尝非也，柳下惠、曾子、子思、子夏、田开方、段干木、匡章，吾所敬也。距杨墨，辩告子，不齿汝与公孙衍耳，老庄未尝言也，子以此相诬，欲合百家以敌吾儒耶？ 问儒家有何物？仁义礼智信也，为五常，礼乐刑政四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孔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贤； 《诗》、《书》、《礼》、《乐》、《春秋》、《周易》六经，皆传先王之道，通于古今，合于内外上下，质诸鬼神而无疑者也，汝何不知？问吾有何物，所与人言者，皆为性善、仁义，人性为善，其为恶者，习之变也，如木之被伐也，人性之善，如水之就下，水无有不下，性无有不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固有之也。吾所长：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乃配义与道，无则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唯君子能充养之，非汝小人所能学也。知言者，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听汝之言，兼四者矣，唯言纵横法制，非诐乎？而不知先王仁义之道；滔滔之辩，唯欲贬损吾儒，非淫乎？陷于异端，而诋毁圣道也。崇纵横法术，而忽道德仁义，以小人世俗之趋利避害为性，非离乎？与圣人之道相背驰也。不能应吾责汝枉尺直寻，教秦欺诈之言，而唯攻吾及吾儒，且毁及圣人，何遁乎？理屈而辞穷矣，之觉泼妇骂街也！ 井田之法，三代之制也，利民也多矣，今则不可行矣，世变也，或欲恢复之，而非可曰儒家欲恢复也。而曰使万民流离失所，无田可耕，何其言之过乎！民为本者，君源于民也，人类之始，无君也，欲为众利，于众人之中举一人为长，又于众长推一人为君，此君之所由生也，不为众利，而为众害，民之所弃也。春秋礼崩乐坏，而诸侯力政，篡弑相寻，战国益烈，攻城杀人盈城，攻野杀人盈野，生民之苦极矣，礼乐崩亡之故也，维护周礼，有何不可？然以此世道，非周礼可治矣，孔子已言损益，不因循也。儒家之用，礼乐刑政，固包法制矣，以礼乐为教，所以劝善；刑政为治，所以惩恶。先之以礼乐，后之以刑政，不教而杀谓之虐也，礼乐不施，而遽以刑法威之，暴也。先圣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尚礼不尚刑也，岂排斥刑法哉？刑法以补礼治之不足。夫子当年治鲁，鲁国大治，道不拾遗，非以刑法威之也，礼乐之化也，其身正，不令而从，君子之德如风也，汝不闻之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之智者恒少，愚者恒多，士大夫且然，况民乎？固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昔齐桓公问管仲曰：“吾欲举事于国，昭然如日月，使愚夫愚妇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圣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对曰：“夫短绠不可以汲深井，知鲜不可以与圣人言，慧士可与辨物，智士可与辨无方，圣人可与辨神明；夫圣人之所为，非众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则尚与之争，曰不如吾也，百己则疵其过，千己则谁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杀也，可麾而致也；众不可户说也，可举而示也。”礼乐之教，所以明民，岂愚民哉！不示民以利，以启民相争耳。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于义者，必明于利害，喻于利者，未必知义也。君子辨是非而已，小人唯计利害。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昔吾见梁惠王，惠王问吾何以利其国，吾答曰：“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仁义之必利，而利之未必利，且为害也，仁义者交相利，只言利，利于此而害于彼，使人相争，篡弑之祸肇于此也，乱之源也。言仁义，则公而全，言利，则私而偏，非排斥利也，讳之耳。孰能无利，《易》曰：“利者义之和”，先王之政，正德利用厚生，先正德而后利用也。正德为本，仁义者，利之本也，固非汝唯利是视之小人所能知也。小人世俗之言利害，知于一身一时耳，君子之知利害，则知于天下万世也。小人之利以利己，君子之利以利人。为官者所以辅世长民也，非求富贵也；三日不见君而惶惶，忧国也，忧君之政也，非求君之禄也，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卑微之见测圣贤之心，岂不鄙哉！利害之心重，非为一己之利害也，天下万世之利害也。小人忧一己一时之利害，君子忧天下万世之利害，作《春秋》以为天下纲，以为万世法，岂与小人同论乎？ 趋利避害，人之情也，非人之性也，仁义乃人之性，以情乱性，人道亡矣。而人情非可抑也，君子导人慕仁义，而不惑于一时之利害耳。君子无适无莫，义之与比，苟非其义，卿相之利不取也；苟为其义，死亡之害不避也。故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者。君子知利，而不为利诱也；君子知害，而不为害惧也，唯义是从耳。此以责君子，非以责小人世俗，小人不为恶而易使，可也，世俗不为一时之利害蔽，斯善矣。食不言，寢不语，以安其食，安其寢也。坐怀不乱，君子以保其洁，不与人淫乱也，汝何怪乎？汝不能保，而责人之坐怀不乱，非理也。儒家教人尽诚，何尝以伪为德？《春秋》为尊者讳，所以尊尊；为亲者讳，所以亲亲；为贤者讳，所以贤贤。不忍也，不忍者，非诚乎？何伪也？至于教人愚昧自私，教人守株待兔，以何为据？尽咎儒家？胡言乱喷，汝与儒家有仇耶？儒家承先王之道，乃百姓日用之常，汝以为荒诞离奇，汝自不常，而以为怪，非儒家怪也。怪者固以常为怪矣。 亦步亦趋，因循拘泥，人之过也，非儒家使之也，吾儒固贵自得之学，亦步亦趋，吾儒所贱也。孔子已言损益，礼曰：“礼，时为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引汤铭曰：“苟日新，旬日新，日日新。”，君子盛德日新，《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曰：“神无方而易无体”，岂因循拘泥哉？而曰不与天下生机活力，《易》曰：“君子终日乾乾。其生命可谓强矣，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固欲自强不息也，曾子曰：“君子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周游列国，如此其劳也；修六经，教三千弟子，如此其勤也。力能举城门而不以力闻，射于市，观者如堵而不以射闻。勇屈齐景，智堕三都，公良孺力斗蒲人而使之惧，孔子以布衣，而有三千弟子，王公不能害，小者为卿相，大者为诸侯师，何谓不与天下生机，无国用之耶？鲁定公用孔子为摄相，鲁国大治，鲁强矣，齐以为威胁，后疏孔子而国复弱。鲁相季怀子临终亦悔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问：“则召谁而可？”曰：“可召冉求。”于是使人召冉求。冉求为鲁将，大败齐军，季康子问：“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季康子亦终不能用也。楚昭王之贤，欲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孔子弟子，楚相子西皆以为将相官尹之才，而比孔子于文武，恐其覆楚，知其圣，而忌其才德也，诸侯之不用孔子，皆以此与？汤武之王，出于诸侯，据其土，得其位也，汤武之幸也；孔子之不王，孔子为布衣，无土可据，不得其位，孔子之不幸也，非孔子之不及汤武也。孔子曰：“若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岂自诩哉？孔子虽不用，而弟子见用矣，冉求为鲁将之效可见矣。魏文侯以孔子弟子子夏为师，甲于三晋，韩魏皆朝，亦几于霸矣。吴起之善战，威秦，秦不敢出关，吴起亦受学于孔子弟子曾子也。《吴子兵法》称吴起被儒服而见魏武侯，则吴起亦为儒矣，唯其有才无德，曾子薄之耳。[]夫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执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嘄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执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也如此。其为人上，则尤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若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儒者无用哉！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以上多引自《荀子·儒效》），而曰用儒者无不亡，何其诬也！汝固不知儒也。如今大争之世，民之憔悴于虐政甚矣。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若用大儒，行仁政，可解民于倒悬，易于汤武之王也。 且用与不用，命也，君子传道也。百里奚不用于虞而虞亡，用于秦而秦霸，所遇之主异也。伊尹为宰，吕尚为渔，而辅汤武伐桀纣，代有天下，孔子终老于下，所逢之时异也。使遭明时，逢圣主，孔子功业岂不如伊吕哉！虽不遇，而修六经以垂万世，教三千弟子，以育贤才，位不及伊吕，而功贤于尧舜矣，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功岂徒以事业论哉！修文传道，尤为万世之功也。汝侪小人恶能之！君子知进知退，进则登庙堂以治国，退则为人师以教民，或修书传世，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也。进非为功名富贵，自居于万民之上，不体民间甘苦；退非为全身远害，隐居于山林之中，不问世间是非。君子不苟进也，不厌退也。若商鞅、苏秦苟进以取富贵，害亦随之，惨遭车裂；陈仲、鲍焦之厌退而避世人，终生无用而已，死同草木。君子不得其用，君子储存其用，以为后来者之用，以为他人用。圣贤者，或觉其功业无闻，为无用之人，世俗笑其愚不可及，而不知其能量甚大，所储之用足为后人之资。非必登朝堂，建功立业方为用，教书育人或著书传世，为国家培植栋梁，撒播文化之种，何尝非用哉？汝小人何知！ 至于为庙配享，非吾所求也，君子尽其道耳，屈于一世而伸于万世，今生虽苦，又何憾哉！孔子必为万世师表，亿人敬仰，不废江河万古流，汝等小人，虽生前富贵，死后不久，人皆忘之矣。道德与富贵也，道德之为久大，富贵如浮云耳。故君子尽其道也。汝出言则损人，损儒，徒为谩骂，非礼也，不能以理辩之，陵人以为强，非仁也。所骂多为胡言乱喷，无学也，何足驳哉！特以汝为秦相，居高位，误导天下，故以此言训汝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