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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1904年5月11日-1989年1月23日） 在一个平庸的年代，不妨看下上世纪一群疯子的故事吧。他们曾经志同道合，也曾经反目，在共同反抗庸碌日常的年轻岁月，邂逅了另一群仿佛来自地狱的神祇，不羁、放荡,令人费解，然而在反抗这个意义上，却遵循着坚定的“破坏性”道德——即使功败垂成，也是异彩纷呈的世纪末挽歌。 几年之前，在一次采访中我曾表示，不管怎样，我将很高兴在死前同达利喝一杯香槟。 他读了那篇采访录并说：“我也很高兴，但是我不喝酒。” ——布努埃尔——
马德里1917-1925 大学公寓时光
日后被称为超现实主义三人组的达利（左一）、布努埃尔（左三）和洛尔伽（左四） 萨尔瓦多·达利是费格拉斯一位名门之后，比我晚三年到大学生公寓。 他想专修美术，而我们不知为什么，称他为捷克斯洛伐克画家。 一天早晨，我路过他的房间，见门开着就往里扫了一眼。 他正在给一幅巨大的肖像画添最后几笔，我很喜欢这幅画，立刻就告诉了洛尔卡和其他人： “捷克斯洛伐克画家正在完成一幅非常美的肖像。” 大家都赶到他的房间，十分赞赏那幅画。 于是，达利被我们接纳，加入了我们的小团体。 说实话，达利和洛尔卡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三人总在一起。 洛尔卡对达利确实热情，但达利却常常无动于衷。 达利是个胆怯的青年，声音浑厚，头发很长，后来剪短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对生活常规的挑衅者，他身着奇装异服，戴一顶大帽子，长长的围巾，一件盖住膝盖的西装，下面还打着绑腿。 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这身打扮意在触犯众怒。 其实事情很简单，他这样穿着就是因为他喜欢，而这就难免有几次在大街上遭人羞辱。 达利也写诗，而且他的诗还发表了。1926 年到1927 年间，年纪尚小的达利就和贝那多·伊·比涅斯等画家一起参加了马德里的一次画展。6 月份，在他参加进入美术系的考试时，面对为他进行面试的考官，他突然喊起来： “我不承认你们有权考我，我走了。” 他真的走了。 他父亲从加泰罗尼亚赶到马德里想尽力与学校领导把事情处理妥当，结果没用。 达利被驱逐了。 我不能把受教育那些年中每一天的所见所闻都讲清，我们的神侃，我们的功课、散步、醉酒、逛马德里的妓院（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还有在公寓举办长时间的晚会。 爵士乐使我着迷，我甚至开始弹六弦琴了。 我买了一部电唱机和几张美国唱片，我们一边狂热地听唱片，一边喝我自己调制的朗姆酒（公寓里禁止饮酒）。 我们经常演出话剧，而总是演索里亚的《唐·璜·特诺里奥》，我现在还记得台词。 我保存了一张我演唐璜，洛尔卡演雕像的照片，这是第五场戏。 我还组织过我们称为“春天的沐浴”的活动，说来愚蠢，就是把一桶水浇到每个人头上。 看到影片《欲望的隐晦目的》中费尔南多·雷依在车站站台上浇了卡洛里·布盖一身水，阿尔贝蒂可能会想起“春天的沐浴”。 聚众胡闹是西班牙特有的一种行为，包括冒犯他人，男人间言行无礼，自得其乐。 我曾有几次卷入其中，主要是在公寓生活的时候，可我立刻就后悔不迭。 举个例子，我曾很喜欢《冰宫》里的一个女舞蹈演员，她举止优雅可爱，因为不认识她，我就称她为“金发美人”，我经常去那个舞厅，只为了看她跳舞。 她经常表演，但不是专业舞蹈家。 一天，达利和贝宾·贝略听我不住地谈她，听得厌烦了，决定和我一同去看她。“金发美人”当时正和一个神情严肃、留小胡子戴眼镜的家伙跳舞，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夫”。 达利说他极度失望，问我为什么烦扰他。 那个“金发美人”既不迷人，也不优雅。 "那是因为她的舞伴不是个东西."我答道。 我起身走近那个姑娘和“大夫”刚坐下来的那张桌子，对他说： “我和两位朋友专门赶来看这位小姐跳舞，可您使她跳得很糟。 别再跟她跳了，就这样。” 我转身回我们的桌子，等待着头顶飞来一只酒瓶，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那个“大夫”一声不吭地起身同别人跳舞去了。 我感到羞愧和后悔，又走到“金发美人”面前说： “我对刚才的事很抱歉。 我跳得比他还糟。” 这是真话。 当然我从没有和“金发美人”跳过舞。 托莱多团
“托莱多团”，借用了古代西班牙骑士等级编制的名称，当时是荣誉的象征。从左至右：萨尔瓦多·达利、玛丽亚·路易莎·冈萨雷斯、路易斯·布努埃尔、胡安·彼森斯以及伊诺豪萨；坐者：莫莱诺·比利亚（拍摄于战争期间） 大约是在 1921 年 — 由语言学家索拉林德陪着 — 我初次走访了托莱多城。 我们从马德里乘火车去，在那里逗留了两三天。记得看了一场《唐·璜·特诺里奥》，还在妓院参加了一个晚会；由于我一点也不喜欢跟着我的那个姑娘，就给她施了点催眠术，让她去敲语文学家的房门。 从第一天起我就被托莱多迷住了，不仅因为城中有美景，而且因为它那难以防守的地势。 我时常和公寓的朋友们一起回到那里，在 1923 年圣·何塞日那天我建立了“托莱多团”，自我委任为统帅。 接下来是骑士们。 那名单上都是老相识，有埃尔南多、伊·鲁路·比涅斯、阿尔贝蒂、乌加尔特、我妻子让娜、乌尔戈蒂、索拉林德、萨尔瓦多·达利（后面标注他“被贬级”）、伊诺豪萨（“被枪杀了”）、玛丽亚·特雷萨·莱昂 — 阿尔贝蒂的妻子以及法国人雷内·克莱维尔和皮埃尔·尤尼克。 更低一级是持盾侍从，其中有豪尔赫斯·萨多尔，罗赫尔·德索米雷斯和他妻子科莱特，摄影师埃利·洛泰尔，马德里法西学院院长的女儿阿列特·莱亨德雷，画家奥蒂斯和阿娜·玛丽亚·古斯托迪奥。 要想晋升到骑士级必须毫无保留地热爱“托莱多团”，至少要在一整夜喝得酩酊大醉并满街游荡。 那些喜欢早早就寝的人最多只能得到盾牌侍从头衔。 至于“特邀”和“特邀的特邀”我就不用说了。 我就不像其他的创建人一样，我是在一次奇遇之后决定创建“骑士团”的。 两群朋友在托莱多偶然相遇，就跑遍酒店痛饮。 我跟着一帮人，喝得醉醺醺的，在教堂的哥特回廊里游荡，忽然听到千百只鸟鸣，有声音告诉我，我应该即刻加入卡门教派，这样做不是为当教士而是要去偷修道院的宝匣。 我去了修道院，看门人打开门，走出一个修士。 我对他讲了我想成为修士的急迫热烈的愿望，而他无疑已闻到了我的酒气，他把我送出大门。第二天我就决定建立“托莱多团”。 团规很简单：每人向公共钱匣投十个比塞塔，就是说付给我十比塞塔的食宿费，然后必须尽可能经常去托莱多并准备好经历最难忘的事情。 我们落脚的地方大多是“血客栈”，它离常规的旅馆很远，塞万提斯笔下的“尊贵的女佣”就住在那里。 客栈从那个时代起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圈里的驴子、车把式、脏兮兮的床单，还有些学生。 当然这里也有活水，而这一点相对而言也是重要的，因为“骑士团”的成员在圣城逗留期间是禁止沐浴的。 我们差不多总是在位于城外像“西北风”这样的小酒店吃饭，总是要夹猪肉的饼、一只石鸡和叶佩斯白葡萄酒。 在步行返回的路上我们必定要在贝鲁克特雕刻的塔维拉主教墓前稍作停留。 在主教的遗体雕像前沉吟片刻，雕像雪白，死者面颊苍白凹陷这一细节，在尸体腐烂前的一两个小时被雕塑家捕捉到了。 这张面孔在《特丽斯塔娜》中出现过，卡特琳·德纳芙弯腰望着这个一动不动的死神形象。 然后我们来到城里，在街道的迷宫中丧失方向，寻求冒险。 一天，一个盲人把我们领到他的家中，并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盲人家庭。 房内没有一盏灯。 但是四壁上贴着墓地风景的画，是用头发制成的，陵墓和松柏都是发丝做成的。 有时候，在朦胧醉意中，我们亲吻大地，登上教堂的钟楼；去唤醒一位上校的女儿，我们知道她住在哪里；在深夜聆听从圣·多明各修道院传出的修女和教士们的吟唱。 我们沿街游荡，这座西班牙古都，伊比利亚、罗马、西哥特、犹太和天主教的城市的街墙间回荡着我们高声诵诗的声音。 一天深夜，大雪纷飞，乌加尔特和我正在街头乱转，忽然听见孩子们在唱弦板重唱，歌声不时中断，传来嬉笑和老师严厉的声音，随后歌声又响起来。我踩住朋友的肩膀攀到了一扇窗前，可是声音突然消失，我眼前只见一片黑暗，什么也听不到。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不太离奇的经历。 托莱多有一所士官生学院。 如果一个士官生和一个平民发生纠纷，士官生的同志们就会同仇敌忾狠狠地报复那个胆敢同他们的人较量的无礼家伙。 他们的确令人生畏。 有一天，我们在街头碰到两个士官生，其中一个拉住阿尔贝蒂的妻子玛丽亚·特雷萨的胳膊说：“你可太够味了！”她受了侮辱，怒斥他们。 我上前保护她，挥拳把他们俩打翻在地，皮埃尔·尤尼克过来帮我，也不管他们已倒在地上，踹了其中一个人一脚。 我们没什么可夸耀的，因为我们有七八个人，而他们只有两个。 我们走开了，这时，两名刚才在远处看到这场打斗的警察赶上来，没有斥责我们，反而告诫我们说，要尽快离开托莱多，以免士官生们报复。 我们没有听他们的，而且这一次也没发生什么事。 加拉：恶魔 or 缪斯
达利以加拉为形象创作的《利加特港的圣母》（1949） 她是我始终尽量回避的女人，我无需掩饰这一点。 我是 1929 年去参观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时在卡达盖斯认识她的。 她与丈夫 — 保罗·艾吕雅及女儿塞西丽同行。 马格里特夫妇和一位比利时画廊的主人高曼斯陪着他们。 所有起因都源于一次失言。 我住在离卡达盖斯一公里远的达利家里，他们住在镇上的旅馆里。 达利很激动地告诉我：“刚刚来了一个很迷人的女人。”下午，我们一起外出喝酒。 而后，他们决定陪我们散步走回达利家。 一路上我们闲扯一些琐事，我说：“我最厌恶女人的地方就是她的腿并不拢。”（此时加拉就走在我的身边）第二天，我们去游泳，我发现加拉的双腿正如我说过的令我讨厌的那种模样。 一夜之间达利就变了，我们之间共同的想法全都消失了，甚至发展到我拒绝与他合作编写《黄金时代》的地步。 达利只是谈加拉。 他重复她说过的每一句话。 真是彻头彻尾的转变。 艾吕雅和几个比利时人过了几天就走了，加拉和她女儿塞西丽留在了卡达盖斯。 一天，我们和一位渔夫的妻子丽迪娅一起乘船去岩礁上用午餐。 我指着一处景物对达利说，它让我想起巴伦西亚很平庸的画家索洛亚。 达利生气了，冲我叫道：“你怎么能面对如此美丽的礁石说这种蠢话？” 加拉插嘴说达利有道理。 于是情况开始变糟了。午餐时我们喝了不少酒，加拉又向我发起攻击，我不记得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我猛地起身，把她摔倒在地上并掐住她的脖子。 小塞西丽吓坏了，她和渔夫的妻子撒腿顺着岩石跑了。 达利跪下求我饶了加拉。 虽然我怒火中烧但仍能控制自己，我知道我不会杀死她，我只想看到她的舌尖从牙缝间吐出来。 最后我松开她。 两天后她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告诉我，在巴黎，艾吕雅 — 此后我们曾在位于蒙巴特尔公墓上方的一座旅馆同住过一阵 — 出门都带着手枪（枪的柄上镶着珍珠），因为加拉曾告诉他我想杀她。我说这些是为了承认，50 年后，在墨西哥城的一个夜晚，我已 80 岁的时候竟梦见了加拉。 在梦中我看到她背向我坐在剧院的包厢里。 我低声叫她，她起身朝我走来，并亲切地吻我的双唇。 我还记得她的香水味和柔滑的肌肤。 这无疑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惊奇的梦，它比圣母的梦更惊奇。 超现实主义主义时期 洛尔卡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左）与布努埃尔 1924 年在马德里狂欢节 （照片提供：乔治·萨杜尔档案馆） 1925—1929 年间，我曾数次返回西班牙，看望大学生公寓的朋友们。 其中一次，达利很热情地告诉我，洛尔卡根据《花园中的贝丽萨》写了一部精彩之作《堂·贝尔林普林的爱情》。 “我一定要读给你听。” 费德里科·洛尔卡显得不大情愿，他常认为，我过于浅陋、粗俗，难以欣赏戏剧文学的清雅，当然，这也不无道理。 不知他要去哪位贵族家里，竟然拒绝让我陪他去。 但是在达利的坚持下，他同意了朗诵这部作品。 我们三个人聚在“国家饭店”的地下厅酒吧里，那里像中欧的啤酒屋一样，用木隔板围出一个个小隔断。 洛尔卡开始朗读，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他读得精彩绝伦。 然而那段关于老头和姑娘的故事中有些情节让我厌恶，在第一幕结尾他们就上了一张有华盖幔帐的床。 这时，从提示台走出一个小侏儒说道： “就这样，亲爱的观众们，堂·贝尔林普林和贝丽萨……” 我一拍桌子打断了他，我说：“够了，费德里科。 这是什么臭玩意儿！” 他脸色变得苍白，合上手稿又望望达利。 达利用他浑厚的嗓音附和道：“布努埃尔说得有道理，这是什么臭玩意儿。” 我未能知道故事的结局。 坦率地说，我不太欣赏洛尔卡的剧作。 他的生活和人格却都远远高于那种我一贯认为过于追求修辞、矫揉造作的作品。
梅尔尼科 | 加西亚·洛尔伽之死 ........关于他的死有许多传说，而达利 —实在卑鄙 — 竟说这是一桩同性恋罪行，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实际上，费德里科之死是因为他是诗人。 《一条安达鲁狗》 这部影片产生于两个梦的汇合。 达利邀我到他家去住几天，我到了费格拉斯之后，向他讲了我不久之前做的梦：一片云切削了月亮，一柄剃须刀割开一只眼睛。 他也向我讲了头天晚上的梦，他在梦中看到一只爬满蚂蚁的手。 他又补充说：“我们根据这些拍部影片如何？” 开始我犹豫不定，但很快我们就在费格拉斯动手写剧本。 不到一星期，剧本写好了，我们共同遵守了一条极简单的规则；拒斥一切有道理的、从心理上或文化上进行解释的想法和形象，为非理性敞开所有的大门，只采用给我们留下印象的形象而不追究为什么。 我们之间从未出现任何争论。 那一周我们取得了完全的共识。比如，一个人提出说“那个人取出一把低音提琴”，另一个说“不行”，那么出主意的人立即接受对方的否定。 他会认为这是妥当的。 反之，如果一个人提出的形象被另一个接受了，我们会立刻觉得它清晰明朗无需再讨论，即刻就写入剧本。 达利在停机前三四天才赶到。在摄影棚里他负责向驴头标本的眼睛里塞小鱼。 在拍摄的一个镜头中，达利扮演由巴舍夫费力拖着的马利教徒，但是这段画面在最后剪辑时被剪掉了（我记不清楚这是为了什么）。 在主角倒下死掉后，我们能够看见他在远处跟我的未婚妻让娜在一起。 拍摄的最后一天是在哈维尔，达利和我们在一起。
《一条安达鲁狗》（1929）中的泪水 当我和达利写《一条安达鲁狗》的剧本时，实行着一种自动书写，我们是没有标签的超现实主义者。如同往常那样，我们在气质上有某种相似之处。 然而我必须指出，就我个人而言，和这一团体相遇对我日后的生活有着重要和决定性的意义。 西哈诺咖啡馆 我们在布兰舍广场的“西哈诺”咖啡馆相见，这个团体在此处举行日常聚会。 我被接纳参加在“西哈诺”举行的日常聚会，被介绍给马克斯·恩斯特、安德烈·布勒东、保罗·艾吕雅、特里斯坦·萨拉、雷乃·夏尔、皮埃尔·尤尼克、坦居伊、让·阿普、马克西姆、亚历山德烈、马格里特，有时候还到芳丹路 42 号布勒东家里去。 “西哈诺”是一家真正具有比卡尔风格大众化的咖啡馆，那里有妓女和小流氓。 我们一般在下午五六点钟到那里。 饮料有“佩尔诺德”酒、满洲柑香酒、比贡啤酒（加一滴石榴汁）。 后一种饮料是画家坦居伊最爱喝的，他一杯又一杯，到第三杯时，他只好用两个指头捏住鼻子。 这有点像西班牙团体的小聚会。 朗读、讨论这篇或那篇文章，评论杂志，谈论要出具的证明、要写的信、某次示威活动。 每个人表明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如果谈话要围绕一个具体的、更秘密的题目，聚会就在离此不远的布勒东的工作室进行。 像团体的其他成员一样，我感到一些革命的思想对我有吸引力，超现实主义者并不被看作恐怖分子、暴力行动分子，他们以毫无顾忌地批判为主要武器同他们所厌恶的社会斗争。 面对社会不平等、人剥削人、宗教专制的影响和求利的野蛮军国主义，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可以从那种放肆喧哗中看到对以上问题的强有力的揭露，它能使那个应该被摧毁的制度中那种见不得人的可憎的伎俩暴露出来。 有些人很快从这种行动路线上分离出去，投入到所谓的政治运动中去，主要是投入到我们认为唯一有尊严的被称为革命的运动 — 共产主义运动中去。 这使得讨论、分裂、争吵无休无止。 不过，超现实主义的真正目标不是要创造一种新型的文学和造型，也不是开创一种新的哲学，而是在于促使社会变革，改变生活。 大多数的那些革命者 — 就像我在马德里碰到的少爷们 —都来自富裕家庭，是叛逆资产阶级的资产者。 我就是这种情况。我身上汇聚着某种逆反、毁灭的冲动，我对此的感受比对所有的创作冲动更强烈。 例如，对我来说，焚毁一座博物馆比开放一个文化中心或建一座医院的想法更具有吸引力。 然而我们在“西哈诺”的讨论中最吸引我的是道德的力量。我一生中首次遇到一种严格一致、毫无差错的道德。 当然，那种有洞察力和攻击性的超现实主义道德与我们视为可憎的世俗道德总是相违背的，因为我们完全排斥传统价值。 我们的道德另有标准可依，赞扬激情、迷惑、辱骂、恶意的笑、深渊的诱惑。 但是在这种指认的范围日趋扩大的新环境中，我们的言行、反应、思想对我们来说是合理的，是不容丝毫质疑的。 一切都有根有据。 我们的道德是最严格、最危险，但又是最坚定、最一致和最严密的。 我还要说 — 是达利使我发现的 — 超现实主义者都很英俊。 安德烈·布勒东具有雄狮般光彩照人的美，摄人心魄。 阿拉贡的美很柔和。 艾吕雅、克莱维尔和达利本人以及马克斯·恩斯特有令人惊奇的鸟型面孔和炯炯双目，而皮埃尔·尤尼克及其他人是热情、英俊、令人难忘的一群人。
安德烈·布勒东和路易·阿拉贡 我向团体提及达利并给他们看了几张他的作品的照片（其中有他给我画的肖像），他们觉得一般。 然而当看到达利从西班牙带来的原作时，超现实主义者们改变了态度。 他立即被吸收加入团体并参加聚会。 他与热衷于“偏执狂—批评”方式的布勒东的最初几次接触十分精彩。 由于加拉的影响，没过多久他们就把萨尔瓦多·达利看成是“贪恋美元者”。 三四年之后，他被逐出这个团体。 《黄金时代》
拍摄影片《黄金时代》的留影：站立于左侧最高处的是超现实主义创始人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站在下面的是布努埃尔，坐在地板上的则是皮埃尔·普雷韦尔（Pierre Prévert） 我拍摄完《一条安达鲁狗》之后，根本无法想象再去拍一部当时已称为“商业片”的影片。 我希望不惜一切继续走超现实主义的道路。 由于不可能再向母亲要求资助，没有办法，我决定放弃电影。 然而我已设想了二十多种构思和片断，比如一辆满载工人的大车穿过一间华丽的厅堂，或一位父亲用猎枪打死了亲生儿子，只因为儿子向他丢烟头，我把它们都记下来，以备万一用。 在一次去西班牙旅行的时候，我向达利讲了这些想法，他表示很感兴趣。已经有了一部影片的构思了，但怎么拍呢？ 我回到巴黎。《艺术手册》的塞尔沃让我接触了乔治 - 亨利·里维尔，他建议我去找曾“崇拜”《一条安达鲁狗》的诺埃里斯家族。 起初我做了必要的回答，因为我对贵族并不抱期望。 “你错了。”塞尔沃和里维尔对我说，“他们是很好的人，你有认识他们的必要。”最后，我答应和乔治及诺拉·欧里克一起去他们府上赴晚宴。 坐落在埃塔特—优尼广场的诺埃里斯府第富丽堂皇，收藏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艺术品。 晚宴后，在壁炉前，查理·德·诺埃里斯对我说：“是这样，你拍一部约 20 分钟的影片。 那是 1929 年的圣诞节。 我从巴黎到费格拉斯，途经萨拉戈萨（我总要在这里停留以便探望家人）。 到了达利家后，我听到了怒气冲冲的叫喊声。 达利父亲的事务所在楼下，一家人（父亲、姑母、妹妹安娜·玛丽亚）住在二楼。 达利的父亲猛地打开门，愤愤地把达利赶到街上，说他是无赖，达利反唇相讥为自己辩护。 我走上前，他父亲指着他对我说，再也不愿意在家里看到这头猪。 父亲生气的原因（很合理）是这样的：在巴塞罗那举办的一次画展上，达利在他的一张画上用黑墨水写下了恶毒的语句：“我啐我母亲的画像。” 达利被赶出费格拉斯后，要我和他一同去他在卡达盖斯的家，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两三天。 但是我感觉创作《一条安达鲁狗》的那种愉悦已荡然无存。 这是由于加拉的影响吗？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达成一致，一个人总觉得另一个人的提议很糟，并予以拒绝。 我们友好地分手了。 我一个人在耶尔的查理·伊·玛丽亚—洛莱·德·诺埃里斯的庄园写剧本。 白天他们让我安静地工作，晚上我把写好的篇章读给他们听，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一切 — 不是我夸张 — 他们都感觉“美妙、有趣”。 最后，我写出一部一小时的影片剧本，比《一条安达鲁狗》长多了。 达利来信提出一些构思，我至少用了其中之一：一个人头上顶着石头在公园里面走着，他路过一座雕像，雕像的头上也顶着一块石头。看过完成的影片后，他很高兴并对我说：“这像一部美国影片。” 影片像《一条安达鲁狗》一样，在“第 28 制片厂”首映，连映六天全都爆满。 后来，随着右翼报刊对这部影片的抨击，“保皇派售报人”和“青年爱国者”的成员袭击了影院，他们撕毁门厅里张贴的超现实主义展览的图画，向银幕扔炸弹并捣毁座椅。 这是一场“《黄金时代》的丑闻”。 一个星期以后，警方负责人夏普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由干脆禁演这部影片。 禁令持续了 50 年。 影片只能在私人放映场所或电影俱乐部放映。 最终在 1980 年，影片在纽约发行，1981 年又在巴黎得以发行。 ....... 人们常问我，超现实主义最后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有时我说，超现实主义在次要方面取得成功而在主要方面失败了。 安德烈·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跻身于 20 世纪法国最优秀的作家之列，他们的著作在所有的图书馆都占据重要位置。 马克斯·恩斯特、马格里特和达利是价格最高、最受欢迎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在所有的博物馆里都占据着显要的地位。 而艺术上的承认和文化上的成就却是我们大多数人最不予重视的东西。 超现实主义运动光荣地漫不经心地进入了文学和绘画的编年史。 最渴望的、一种迫切但又不能实现的愿望就是变革世界和改变生活。在这个方面 — 主要方面 — 只要瞥一眼周围的世界就能觉察到我们的失败。 除了政治上的分歧之外，另一个促使我远离超现实主义的原因，是我发现了他们某些追赶时髦奢华的风气。 第一次，是我看到布勒东和艾吕雅的照片摆在拉斯佩尔大街一家书店的橱窗里，对此，我十分惊讶（我想这大概是为宣传《无玷受胎》而设）。 当我向他们提起此事，他们说自己有绝对的权力为其著作增光。 我对杂志《人身牛面》的发行并无热情，它是资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玩意儿。 渐渐地，我不再去参加聚会，我抱着加入团体时的态度退出了团体。 然而我始终与所有的老朋友们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 争论、分歧、有用意的判断都离我远去。 如今，那个时代的人有少数仍活在世上：阿拉贡、达利、安德烈·马松、蒂里昂、胡安·米罗和我。 不过，我对所有已去世的人仍保留着亲切的记忆。 西班牙内战时期 我常和达利一同在圣米歇尔广场的“罗蒂塞里·佩里戈蒂奈”吃午餐。 某日，达利向我提出了一项极为古怪的建议：“我想把你介绍给一位英国大富翁，他是西班牙共和国的好朋友，他想向你提供一架轰炸机。” 我同意与这个英国人 — 爱德华·詹姆斯见面，他是莱昂诺拉·卡灵顿的好友，刚刚买下达利 1938 年的全部作品。 他对我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机场确有一架超现代化的轰炸机听我们调遣。 因为他知道共和国急需飞机，就把它送给我们，并以此换取普拉多博物馆中的几幅大师作品，他想用这些作品在巴黎及其他城市组织一场展览。 这些画将置于海牙国际法庭的担保之下。 战争结束后，有两种可能性：如果共和派获胜，这些画将归还普拉多；如果情况相反，它们将被列入到流亡的共和国财产名目之中。 我把这一草拟的建议通知了我国的外交部部长阿尔瓦雷斯·德·拉·帕约。 他表示拥有一架轰炸机会令他很高兴，然而普拉多的藏品却不能因世上的任何原由而摘下来。“人们会怎样谈论我们？报界会怎么说？说我们出卖国宝换取武器吗？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这个交易告吹了。 帕乌尔教士会的教士把达利在大学生公寓给我画的肖像包装好，带到纽约给我（一张毕加索的、一张坦桂的、一张米罗的，我肯定已经丢了，我对这些东西总是粗心大意）。 美洲岁月
布努埃尔与达利 1928 年在费卡洛斯 达利 达利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他也住在纽约。 前几年我们一直分道扬镳。 因为 1934 年 2 月，巴黎骚乱的第二天，我去看他，当时发生的事情令我激动不已，而达利 — 当时他已经和加拉结婚了 — 却正在塑一个趴在地上的女人裸体像，而且还把她的臀部塑得奇大。 他对我的心情完全无动于衷。 后来，西班牙发生内战时，他在一些场合表露了对法西斯分子的同情，甚至还向长枪党提议建一座相当荒谬的纪念碑，就是说要熔合战争中所有死者的白骨，准备铸五十多个基座，然后把真的骨架安放在基座上，放在马德里到埃斯科里亚尔的沿途，每公里放一个。 这些骨骼的体积要一个比一个大。 而马德里出口处的第一个基座应只有几厘米高，到了埃斯科里亚尔，最后一个要高达三米或四米。 正如预料的那样，该计划被拒绝了。 在当时出版的他撰写的书《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中，他把我说成一个无神论者。 从某个方面说，这是一种比对共产主义更严厉的指控。 同一时期，一位叫普林德加斯特的先生，他是天主教徒利益在华盛顿的代表，他开始通过政府渠道施加影响，想让人把我赶出博物馆。 我本人对此毫无所知。 我的朋友们在这一年之中尽力平息了此事，他们并没有告诉我。 一天，我来到办公室，见到我的两位女秘书在哭。 她们给我看了电影杂志《电影先驱》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说一个叫路易斯·布努埃尔的外国人 — 臭名远扬的影片《黄金时代》的导演，正在现代艺术博物馆身居要职。 我耸了耸肩，他们已经辱骂我好几次了，我并不介意，然而我的秘书们说：“不，不，这件事很严重，当我到放映室的时候，一个也读过这篇文章的放映员用手指头指着我说：‘坏孩子！’” 我去找埃丽斯·巴里，看见她也在哭，仿佛我已经被绑在电椅上了。 一年前，她曾告诉过我，自从达利的书问世之后，受着普林德加斯特影响的国务院已向博物馆施加压力，要他们把我赶走。 现在，由于这篇文章，这场纠纷公开化了。 同一天，美国舰队在非洲登陆。 埃丽斯给博物馆馆长巴尔先生打了电话，他建议我顶住。我却宁可辞职，一夜之间，我又浪迹街头了。 我再一次陷入黑色时期，更何况我的坐骨神经痛得特别厉害，有几天我只能拄着拐杖走动。 多亏乌拉迪米尔·波兹奈尔的帮助，我被雇用，为一些关于美军、工程兵和炮兵等的纪录片配解说词。 这些影片很快发行到了拉丁美洲。 那时我 43 岁。 辞职以后，一天我约达利到“雪利·尼德兰”酒吧。 他准时到了。 我要了香槟。 当时我怒气冲冲，准备揍他。 我对他说，他是头猪，因为他，我失业了。 他回答了我，他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听着，我写这一本书是为自己扎根立业，可不是为你树立根基的。” 我把那记耳光留在了自己的衣兜里。 由于喝了香槟 — 还因为那些怀旧和情感 — 我们几乎是很友好地分了手。 不过，积怨已深。 此后我只见过他一面。 毕加索是位画家，但仅仅是画家而已。 达利则超越了这一界线。 尽管他人格的某些方面令人讨厌 — 狂热地宣扬和炫耀个人，疯狂追求古怪新奇的姿态或字眼。 有些句子，如“你们要互相爱恋”我就觉得很陈旧。 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天才，一位作家，一位雄辩者，一位无与伦比的思想家。 我们曾是多年的密友，我们在《一条安达鲁狗》剧本创作上志趣相谐的合作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达利性格中不谙世事的方面被忽视了。 人们认为他是位做生意的奇才，冷酷无情的理财人。 实际上，在遇到加拉之前，他根本没有钱的概念。 比如，我的妻子让娜曾不得不帮助他买火车票。 一次，我们和洛尔卡一起在马德里。 洛尔卡让他穿过阿尔卡拉大街，到“阿波罗”去买几张票，那里正上演一部说唱剧。 达利去了半个小时，没买票就回来了，还说：“我一点也不懂，我不知道怎么买。” 达利在巴黎过马路时，他的姑母得拉着他的胳膊。 付钱的时候，他总是忘记要找钱，他干什么事都这样。 他是受了加拉的影响，被她所迷惑，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后半生，他把钱（或者是黄金）当成主宰命运的上帝。 然而我肯定，即使到今天，他仍然缺乏必要的处世经验。 住在蒙马特的时候，一天，我去他下榻的旅馆看他，见到他光着上身，背上敷着药。 原来他感觉到似乎有一只臭虫或其他什么虫子在背上（实际上是个疙瘩或疣子），他就用剃须刀把后背划破了，流了许多血。 旅馆老板让人叫来了医生。 所有这一切不过源于他想象出来的臭虫。 他说过不少谎言，然而他并不会撒谎。 例如，为了让美国人震惊，他写道，有一天，参观自然史博物馆的时候，他受到恐龙骨骼的强烈的刺激，以至于不得不在走廊上鸡奸加拉。 很明显，他在说谎。 但是他被自己的谎言弄得头晕目眩，他所说的一切都以蒙蔽真相的力量给他留下了印象。 达利的性生活实际上并不存在。 那只是一个略有施虐狂倾向的想象，他完全没有情欲，年轻时就不停地嘲笑那些爱上女人或追求女人的朋友……直到被加拉夺去他童贞的那天，他给我写了一封有六页长的信，用他的方式向我解释肉体之爱的所有美妙之处。
达利与加拉 加拉是达利唯一与之真正做爱的女人。 后来，他也诱惑了另外一些女人，特别是美国的百万富婆们，但他只是敷衍了事。 比如，在他的寓所里他把她们脱光了，并把两个鸡蛋放在她们的肩膀上，然后就一声不响地送走她们。 1930 年代初，达利首次来到纽约 — 这是一次由一位画商组织的旅行。 他被介绍给那些亿万富翁们，在他们面前达利感到了真正的虚弱。 达利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化装舞会，当时全美国都沉浸在著名飞行员林白的儿子遭绑架的悲痛之中，而加拉入场时，穿着儿童的服装，脸上、颈部和肩膀上涂着血。 达利介绍加拉时说：“她化装成林白被杀害的儿子。”这个举动受到了异常的冷遇。 因为这涉及一个几乎是神圣的人物，一段不得以任何借口触犯的历史。 达利受到了他的画商的严厉斥责，随后他立即退却，用深奥的精神分析的语言向记者们说，加拉的化装实际是受到了一个X情结的启发，是弗洛伊德主义式的化装。 回到巴黎，达利不得不面对整个团体。 他的过失十分严重，他公开放弃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行动。 安德烈·布勒东亲口对我说过，在那次我没参加的会议上，萨尔瓦多·达利跪在地上，眼含泪水，合拢双手发誓说，那些记者们在撒谎，而他一口咬定，而且坚持说，那天就是化装成林白遇害的儿子。 过了许久，到了 1960 年代，达利住在纽约的时候，一天他接待了三位正筹拍一部电影的墨西哥人。 卡洛斯·富斯特思写好了剧本，由胡安·伊巴涅斯执导。 亚美利哥做他们的制片主任。 他们只求达利一件事：允许他们拍摄达利走进“圣·莱吉斯”酒吧的镜头，拍摄他像日常那样，牵着一只拴着金链的豹，走向他的习惯座位。达利在酒吧间接待了他们，然后就立刻让他们去找“负责这些事的”加拉。 加拉接待了这三个人，请他们入座并问道：“你们想要什么？” 他们讲了他们的请求。 加拉听后突然问：“你们喜欢吃牛排吗？好牛排，又厚又软的。” 这三个人有点不知所措，还以为她在邀请他们吃午饭呢，就做了肯定的回答。 于是加拉说：“达利也喜欢吃牛排。 你们知道一块好牛排要多少钱吗？” 他们不知该如何回答。而加拉就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十分过分的要价—— 一万美元。 这三个人空手而归。 达利同洛尔卡一样，十分惧怕肉体痛苦和死亡。 他有一次曾写道，在一次事故中遇害的工人们的尸体，塞满了三等车厢，再也没有比这更刺激的场面了。 达利认识的一位王子的死使他认识了死亡。 这是上层名流的一个主宰式人物，姆迪那维亲王。 他应画家塞尔特之邀去加泰罗尼亚，死于一场车祸。 那天，塞尔特和大部分客人乘一条游艇出海。 达利留在帕拉莫斯工作。 他是第一个接到姆迪那维亲王死讯的人。 他赶到事故现场，他说自己惊慌失措，六神无主。 一位亲王的死对他来说是真正的死，而填满工人尸体的车厢与他毫无关联。 我们有 35 年一直没再见面。1966 年的一天，在马德里，当我和卡里埃尔写《白日美人》的剧本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发自卡达克斯的奇怪的电报，用法文写的（冒充高雅），文字浮夸。 电报中，他请我立即去见他，和他共同写《一条安达鲁狗》的续集。 他肯定地说：“我的想法会使你喜极而泣。”并说如果我不能去卡达克斯，他就准备来马德里。我用那句著名的谚语回答了他：“覆水难收。” 不久，他又来了封电报，祝贺《白日美人》在威尼斯获得金狮奖。 他同时还想让我与之合作办一份他预备推出的杂志，名为“犀牛”，我没有答复他。 1979 年，在巴黎布堡博物馆举办的大规模的达利画展期间，我同意把我们都在马德里求学那一时期，他为我画的像借给他。 这是一幅十分精细的画像，在画布上打小格画的，我的鼻子和嘴唇测得十分精确，而且应我的要求，他在画上添了几缕我非常喜欢的蒙泰格那一幅画中的细长的云彩。由于这次展览，我们必须在巴黎聚首，但是，因为要有一场官方宴会，要拍照、要沸沸扬扬，故而我拒绝参加。 当我想起他的时候，尽管有对我们年轻时代的一切回忆，并且至今我仍敬佩他，他的作品仍给我以启迪，但我不可能原谅他那种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癖，他无耻地拥护佛朗哥主义，特别是他公开宣称的对友谊的仇恨。 几年之前，在一次采访中我曾表示，不管怎样，我将很高兴在死前同达利喝一杯香槟。 他读了那篇采访录并说：“我也很高兴，但是我不喝酒。” （本文摘编自《我的最后叹息：布努埃尔回忆录》）
达利 | 布努埃尔像 布努埃尔 × 达利 年表 1917 在马德里大学就读，住在著名的大学生公寓。 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与加西亚·洛尔卡，萨尔瓦多·达利等人建立了友谊。 1928 拍摄了《一条安达鲁狗》。 创建西班牙电影俱乐部。达利为电影创作了剧本。 1929 参加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活动。 1930 拍摄了《黄金时代》。 该片的上映引起了丑闻。 1933 疏远了超现实主义团体。 1982 布努埃尔回忆录《我的最后叹息》出版。 1983 7 月 29 日路易斯·布努埃尔在墨西哥城去世。
汉译“电影大师”书系
作者: [意] 皮耶尔·保罗·帕索里尼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副标题: 帕索里尼访谈录 译者: 艾敏 出版年: 2018-5-10
作者: [西]路易斯·布努埃尔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副标题: 电影大师布努埃尔回忆录 译者: 傅郁辰 / 孙海清 出版年: 20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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