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是孩子们新的保护伞吗？

编者按：儿童有时需要智能手机来填补内心的不安全感，这与如今的成年人小时候需要毛绒玩具一样，它能够帮我们与世界建立联系，还可以缓解我们内心的压力。所以父母不用紧张孩子是否过于沉迷电子设备，而是需要引导孩子正确利用这些工具。本文译自Medium原标题为" Smartphones Are the New Security Blanket for Kids"的文章。

我大儿子六、七岁时，我刚刚离婚，忙于处理复杂的共同监护权的问题。家庭生活很混乱，日常生活也很不稳定。但我儿子在他的任天堂DS游戏机上找到了安慰。这也许是因为在电子游戏的世界里能够预测，而且规则总是一致的。他一直拿着那个游戏机，如果把他从我家送到他妈妈家后忘了带游戏机，他就会大发脾气。即使在他不打游戏的时候，他也要求把游戏机放在他能够碰到的地方。这个游戏机成了他的“过渡对象”。

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D.W.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在20世纪中期首次提出了“过渡对象”这个概念。他发现年幼的孩子往往会被一条特殊的毯子、一只泰迪熊或其他玩具所吸引。不久之后，“保护伞”一词因《花生》中吮拇指的角色Linus van Pelt而广为流传。连环画把温尼科特的理论变成了常识。父母能够接受理解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为未来孩子的行为做好了准备。

现在，我的儿子13岁了，“过度对象”变成了他的安卓智能手机。我认为在一定的程度上，仅仅知道手机24小时都可以互相发短信的这个功能，就已经有助于营造一种两个家庭之间可以建立联系的感觉——它弥补了离婚加剧的距离感。同样，休闲游戏可以给他一种控制感。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度假的时候，他几乎一刻不停的在玩游戏。

在触摸屏上，他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可以成形，能够从抽象到具体。

“嘿，哥们儿，”我说，在最近的一次西行中，我恳求他看看出租汽车的窗外。

“你可以在家里的卧室里用Discord（一款语音聊天软件）聊天，但你能看到几次犹他州的雪山呢?”

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些想家，也没有注意到手机可以带给他安全感，我只是想让他参加我们的冒险活动。但他是个孩子，他仍在想弄明白，拥有一种与地点没有关系的自我意识意味着什么——一种即使熟悉的环境离他有数千英里远，也能保持稳定的自我意识。手机做到了这一点，它帮助他进入了一个熟悉的世界，把他和同伴联系在一起，给他一种他的朋友就在身边的感觉。

智能手机也让人感觉非常个体化。在触摸屏上，他的个人想法和情感可以成形，这些想法能够从抽象变为具体，就像在治疗师咨询室里的野生动物。智能手机可以让他在三维空间里控制那些符号。它使他能够在真实和想象之间，在内部和外部的叙述之间转换。他其实没有忽视外面的山脉，而是正在努力地与它们打交道。

不过，我还是很生气。因为这次旅行我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星期，我非常激动能带他看看新风景。我想让他接触一些并不熟悉的东西。

“你对那东西上瘾了吗?”我问。

“对不起,爸爸。”他低下头，尴尬而羞愧，不情愿地关掉了屏幕，把它塞进了口袋。但他还是不关注周围的一切。相反，他心不在焉，完全心不在焉。他迷失在自己的想法里，又受伤又生气。

理应如此。

试想一下，当孩子们听到我们把他们的“过度对象”比作香烟、可卡因、安非他命和毒品的时候，他们会是什么感觉。这样做一点帮助也没有，这样的类比没有任何用处。当然，玩电子游戏会激活大脑的多巴胺通道。因为如果没有激活的话，那他们就不会感到快乐了。所有愉快的经历都会提高我们的多巴胺水平——在外面奔跑，读一本好书，坐过山车，吃一杯热巧克力圣代。但是大量的药物可以使多巴胺水平直接提高10倍，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把手机比喻成危险的东西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伤害。

这样想：孩子不需要无理由的感到羞愧和内疚，他们需要支持和同情。青春期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孩子们发现他们对自己的自我感觉，不一定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一样。青少年内心的想法和外界现实是不一样的，内部和外部的经验也是不同步的。我儿子现在处理内心和现实之间不协调的方式，将会影响到他余生。“人们会用一生的时间来接受现实，”温尼科特写道，“没有人能摆脱把内在想象和外在现实联系起来的压力。”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没有处理好，比如说错话了，那就真的会把事情搞砸。我对科技的抗拒恰恰可以帮助我努力避免社交、情感和亲密的问题。毕竟，温尼科特认为，只有通过合适的过渡对象，一个人才能培养出在成人世界中自信而富有同情心生活的必备技能。

想想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母亲。她享受孩子和泰迪熊之间的关系，假装和它说话，称它为熊先生。也许她会给熊先生一个晚安的吻，也许她让它和家人一起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每次她接受熊先生的时候，都在强化一些思维习惯，这些习惯将帮助宝宝长大后更好的表达自我并与人建立自信的关系。借助熊先生，妈妈帮助宝宝培养健康的自我意识。当然，宝贝知道熊先生并不是真的。但当妈妈这样做的时候，她证明了内在的、主观的幻想是有价值的，即使它与外在的、客观的现实相矛盾。

成年人可以接受毛绒玩具作为“过渡对象”，但当孩子们对电子产品产生依赖时，他们就会感到恐慌。为什么?我猜他们担心电子设备会让孩子沉浸在无法与现实区分开的虚拟幻想中。他们认为，一个由实物构成的有形的幻想世界，一个由玩偶组成的茶会，或者一个在家庭活动室地毯上的动作玩偶的大型冒险，都比电子产品更符合儿童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熊先生”只是一个特定的经济和技术时代的产物。

所有的泰迪熊都是以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名字命名的。在密西西比州的一次狩猎之旅中，他拒绝射杀一头拴在树上的黑熊幼崽。虽然罗斯福是一个狂热的猎人，在他的一生中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动物，但射杀一只无助的小熊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成就。因此，《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幅名为《在密西西比划界》的政治漫画，画面中总统身穿狩猎服，手里拿着步枪，避开了那只脖子被拴起来看起来很害怕的小熊。这只卡通熊不仅是泰迪熊的灵感来源，也是整个填充类玩具行业的灵感来源。

填充动物玩具是20世纪的发明。历史学家史蒂文·明茨(Steven Mintz)认为，它们反映了“与童年和现代消费萌芽有关的新观念”。它们最初是为了帮助受到惊吓的宝宝安眠，他们通常是不久前刚被分床到私人卧室睡觉的宝宝。在那个时代，父母对孩子的个人恐惧和焦虑放任不管是一种激进的做法，所以，买一只泰迪熊让父母们感到自己做的不错。当时，成年人接受美国第26任总统体现的个人前沿例外主义也成为一种时尚。也就是说，熊先生帮助婴儿进入了独立人格的年龄阶段，帮助婴儿培养出了坚定而又执着的内在意识，为成年做了很好的准备。

大多数成年人认为泰迪熊是童年经历很正常的一部分，泰迪熊肯定一直都有。但实际上，它是独特的，是适合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模式的产物。那么我儿子的智能手机呢?他的游戏相当于现代版的“熊先生”吗?这可以教会他健康的思维习惯吗?这会帮助他在互联网世界里培养强大的内心吗?那就要看他怎么想。

如果关于智能手机所有的一切就是有关屏幕的无边框显示，超高速处理器，或者广角自拍摄像头，那就有问题了。如果他沉迷于升级和配置，总是想要拥有最高级的配置；如果他认为更好的眼镜能帮助他适应环境，或者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酷的孩子，那他就错了。他把社会地位和社会技能混为一谈。他在用物质来弥补自卑感。我需要告诉他，从长远来看这种盲目迷恋只会强化他的自卑感。毕竟科技公司将继续在每六个月内推出让人更高端的产品。广告一直鼓励消费者期待每一次新的产品换代。营销人员会利用我们与智能手机之间形成的深厚的情感，利用我们的这种心理依赖来获利。

我们确实依赖手机。我们离不开电子设备。但这未必就是件坏事。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生活总是与特定时代中的工具相伴，就可以与科技建立健康的关系。智能手机可以成为个人和大众经验之间的桥梁。当我们用积极向上的方式来使用的时候，它们可以缓解内在思想和外部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协调我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因此，作为家长，我要做的不是限制看手机的时间。我不需要担心我儿子这种年龄可能会有的沉迷。相反，我需要教他如何在一个互联网作为主导工具的世界里生活得更好。我需要告诉他如何更好地利用电子设备——它将我们与那些和自己有着共同兴趣的陌生人联系起来，让我们接触不同的视角和多元文化，让我们拥有不同的认知方式，让我们更加方便地获取信息和数据，让我们为自己和他人争取权益。

我希望所有成年人都能认识到，我们不能只是限制孩子们参与数字世界，而是要作为一个互联网世界的长者、向导。我们要帮助孩子们成为这样一代人：未来他们能利用互联网工具建设一个更加善良、富有同情心、公正和道德的文明社会。

原文链接：https:///s/love-hate/smartphones-are-the-new-security-blanket-for-kids-4e1963d2eaa4

编译组出品。译者：Jane，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