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人樊增祥,最初在陕西出任渭南县令,“判治各狱,发奸摘伏”,有神断之名。时渭南县发生一起李氏雇工彭某被杀身死、凶手为雇主侄儿李虎娃的案子。十八岁的少年李虎娃投案自首后,声称前一晚跟自家佃户彭某同睡一炕时被骚扰,愤不可遏,就拿刀杀了彭某。虎娃侃侃而谈自己“拒奸杀人”的原委,并表示甘愿抵命。 县令樊增祥却不肯轻信:所谓“奸”,死无对证;退一步假设彭某真有意,而虎娃抗拒不从,未使彭某得逞,男子拒奸于名声无损,为何还定要将彭某杀之而后快?况且彭某身强力壮,怎会不敌一个弱质少年?樊增祥屏退左右,反复开导,要求虎娃说出实情,虎娃这才哭诉,吐露实情。 原来,虎娃父亲年老久病,其母杨氏长期与彭某私通,虎娃也听过一些风言蜚语,只是不曾亲见。一晚,虎娃父亲忽然想吃红糖,家中雇工多已下工归家,彭某也在忙碌饲养家畜,虎娃母杨氏便让虎娃到集市去买。当时暮色沉沉,虎娃带刀防身而去,等他归家时,其母房内烛光灿亮,虎娃偷窥,发现了母亲与彭某私情,大为惊骇。 虎娃随即冲入举刀连砍,奈何彭某身形粗硕如牛,筋肉坟起,受创甚微,其准备转身时,被杨氏拽住,无法反击虎娃,不禁大声狂吼,虎娃怯怕跑到屋外。这时彭某也挣脱杨氏拉扯,奋力追至院子,却不慎被粪堆绊倒。虎娃见状连忙返身胡乱下刀,不想大多刺中对方要害,杀死了彭某。 县令樊增祥闻言得知真相是当日被虎娃撞见其母与彭某私情,激愤之下,杀“奸夫”灭口,而讳言母亲的“奸情”,报官时声称是自己拒奸杀人,是虎娃不惜为死者偿命,也要保全母亲的名声。 这起案件,具有表里不一的性质:表面上,虎娃投案自首供述的拒奸情节,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存在疑点;背后是,杀人者有意隐瞒真相,杀人动机并非防卫而是泄愤,杀人行为性质是不折不扣的故意报复。然而,在当时重视道德教化的儒家弟子樊增祥看来,虎娃的智勇双全与孝心可嘉均契合纲常伦理价值取向,为此樊增祥绕开法律,渲染虎娃的“义举”,请示朝廷免虎娃死罪,更将其无罪释放。 从清末回溯清初,从案发当地的审讯转移到被判死刑案件上报到中央的复核,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理学名臣李光地记录其随侍康熙帝时的见闻:一年一度的秋审是慎刑大典,死刑监候案件均要从地方到中央报送复核,拟情实、可矜、缓决等,由皇帝定夺生死。康熙帝在地方拟报的“矜疑”类案件中,发现了问题。 有一十七八岁的少年杀人犯,杀人手段是推人下井、落井下石。犯人自述杀人原因乃是拒奸——小时候曾被此人奸过,长大以后再也不肯。在对方又一次挑逗威胁中,因抗拒不从,就被对方强拉着要一同跳井自尽,只好在二人路过水井时先下手为强,将对方推下井去。因对方在井中骂不绝口,又扔砖石下去,致井中人死亡。 对杀人者上述陈说,皇帝不肯轻信:且不说你二人关系因何交恶,旁无见证、死无对证;只说死者被你推落井下,想必灌了一肚子水,怎还顾得上骂人?即便他骂人,落井之人不能再有奸非之举,你正好趁机脱身,何必再站着挨骂,又落井下石,痛下杀手?皇帝据此推断,少年本有杀心而杀人,犯罪性质较重,不属于“矜疑”;不妨定为“缓决”,既不杀,也不放。不放的原因自然是杀人之罪,不可宽纵;而不杀则是因为,少年落井下石之举固然过分,但毕竟无法排除被死者侵犯在先、挑衅在先,少年杀人或多或少表现为羞愧、恐惧、愤怒等情绪作用下的不得已,其行为中的“拒奸”成分尚且值得同情。 樊增祥判决李虎娃杀彭某一案,其宗旨见仁见智,有其时代性。但虎娃案中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奸情”,情节多样,查证不易。有清一代,能否判别杀人者所提出“拒奸”理由背后是否还有隐情,始终是办案的难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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