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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唐朝之所以还能支撑150年之久的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用江南赋税供养神策军以威慑地方，再说得具体点就是江南的赋税收入成为了安史之乱后支撑唐王朝的经济基础；而神策军则成为了安史之乱后支撑唐王朝的军事支柱。 安史之乱后包括长安、洛阳两京在内的北方大地惨遭荼毒，在此之前北方地区的人口多于南方，经济上也更加富裕，然而安史之乱中大量北方流民为躲避战火和饥荒而逃亡南方，造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中晚唐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已是依赖于江南和四川地区，由于安史之乱并没波及到这些地区，于是出现了韩愈口中所谓的“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通过大运河可以把南方的钱粮直接运输到北方，江南赋税以及运河的畅通对李唐朝廷的重要性在唐德宗时期得到了绝佳的验证——当唐德宗有一次得知江南的粮食运到长安后竟兴奋地跑到东宫对太子欢呼：“江南的粮食到了，咱们父子俩得救了！”既然江南的粮食赋税对朝廷如此重要，那么唐王朝自然要加强对江南赋税的管理，由此启动了以管理江南赋税为核心的中晚唐财税制度改革序幕：其实早在安史之乱尚未平定时宰相第五琦就曾通过超发货币、专卖食盐等办法解决军费问题，但这种饮鸩止渴的理财手段副作用极大。到了代宗朝杰出的理财家刘晏将第五琦食盐专卖法中政府全面垄断购、运、销的模式改为发放运销许可证，盐商从国家获得运销许可证后即可参与食盐贸易，而盐商出于逐利性天然比政府垄断食盐购、运、销的模式更具有效率。与此同时刘晏通过建立常平仓收购粮食的办法增加了国家的粮食储备，在灾年则开发常平仓赈济灾民以稳定民心。刘晏理财的重点在于疏通运河、督造漕船：他曾以市场价10倍的工钱聘请造船工人，在当时朝廷财政紧张的状态下此举曾饱受争议，然而刘晏给出了自己的逻辑：只有让具体经办者捞足了好处才会将国家的漕船造得结实，我们现在看似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可在将来可以大大节省漕船的维护成本。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刘晏的判断，不过刘晏这一系列措施主要集中在治标层面，并没对唐朝的财税制度进行变革。到了德宗朝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不仅拓宽了征税的广度，也对促进税负公平、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两税法”颁布后到建中（780年正月—783年十二月）年间就有了1300多万的两税收益，这比“两税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要多出百万两。 安史之乱的平定并非单纯依赖于唐王朝的中央军，事实上地方藩镇节度使中也有相当部分忠于李唐王朝者参与到平叛过程中，与此同时安史叛军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安庆绪杀安禄山、史思明杀安庆绪、史朝义杀史思明。实际上安史之乱的平定与其说是唐王朝消灭了安史叛军不如说是安史叛军内部的分化瓦解使唐王朝得以集中精力消灭史朝义这一核心叛乱人物，这时有相当多的叛军将领实际上是作壁上观。正因为如此安史之乱平定后的唐王朝其实是无力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的，不过藩镇倒也不完全是和朝廷处于对立关系的——中晚唐的藩镇势力大致分为四类：范阳、成德、魏博河北三镇是直接由名义上归顺朝廷的安史叛军余部演变而来，所以是对朝廷最不恭顺的；山东、河南地区的藩镇主要是负责震慑河北三镇的；西北藩镇则多为防备吐蕃、回鹘等外族势力的；江南藩镇在所有藩镇势力中是最弱的，他们无力挑战朝廷的权威，实际上扮演着为朝廷收缴赋税的角色。在这四类藩镇中西北、江南的藩镇基本上对朝廷不具有威胁性，山东、河南地区的藩镇尽管是为震慑河北三镇而存在的，但他们往往在朝廷和河北三镇之间首鼠两端以尽可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具备一定的威胁，当然威胁最大的还是河北三镇。李唐朝廷为应对来自河北三镇以及首鼠两端叛服不定的山东、河南等地的藩镇一方面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令其彼此牵制，另一方面重整中央禁军——安史之乱前唐朝的禁军分为两大系统：一是沿袭自北周、隋以来的府兵十二卫，二是自高祖李渊晋阳起兵的老班底中选拔出来的元从禁军经历次扩编发展而来的龙武军。然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老牌禁军战绩不佳，反而上演了逼迫唐玄宗缢杀杨贵妃法马嵬哗变，与此同时一支原来驻守在帝国西部边疆的野战部队日益进入朝廷的视野——这支部队叫做神策军，本来是盛唐时期防御吐蕃的边防野战部队，安史之乱爆发后东调平叛。唐代宗时期吐蕃利用唐朝刚平定安史之乱后的虚弱局面占领长安，迫使唐代宗出逃，这时神策军扮演起扈从护卫的角色。唐代宗重返长安后对神策军进行大力扩编，使之发展成为一支十几万人的部队，在平定安史之乱和抗击吐蕃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在战火的历练下涌现出大批名将，士兵的训练素质和装备水平也优于其他部队。这支军队除了镇守京师外还以八镇为主要基地出屯京畿和关内广大地区。神策军与唐前期单纯负责宿卫的禁军相比实际上是一支由中央直接掌握的兼备宿卫和征伐双重职能的国家常备军，这支部队的存在对地方武人的觊觎之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唐文宗时期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曾这样总结道：“左右神策军，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唯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宝。”除了直接受命于中央的神策军之外，那些效忠于朝廷的藩镇的军事实力也逐渐增强：德宗朝的镇海军节度使、《五牛图》作者韩滉就能组织起一直由精锐弓箭手组成的护航部队保护住关中运送物资的漕船安全通过其他藩镇的辖区。 唐朝后期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神策军坐镇中央、服从于朝廷的藩镇戍守地方、通过大运河将江南赋税转运到朝廷控制区以供养神策军的经济和军事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中晚唐还是出了几位强势打压藩镇的雄主：唐代宗李豫在收复两京、平定安史之乱后改革漕运、盐价、粮价等，初步稳定了社会局面。唐德宗李适、唐顺宗李诵尽管在打击藩镇上并无建树，但一方面于内治上锐意改革，一方面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扭转了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唐宪宗李纯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元和元年（806年）刚继位的唐宪宗李纯就平定了西川节度使刘辟的叛乱。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随邓节度使李愬发动雪夜奇袭攻下蔡州，平定淮西军阀吴元济发动的叛乱。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宪宗调遣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平定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发动的叛乱。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然而宪宗驾崩后唐朝连续出现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两代荒于朝政的君主，他们在位期间不仅一度被宪宗打压下去的藩镇势力死灰复燃，宦官干政的现象也愈演愈烈，以致于发展到宦官可以执掌皇帝的废立乃至弑君的地步。唐敬宗李湛之弟唐文宗李昂继位时放宫女三千余人出宫，又放五坊鹰犬，减省冗员，颇有一番励精图治的雄心，然而由于操之过急导致自己企图诛杀宦官的计划泄露，结果宦官势力发动政变将其软禁。之后唐朝又一度出现过唐武宗李炎的会昌中兴、唐宣宗李忱的大中之治：平定泽潞镇、击败回鹘乌介可汗、收复河湟、平定安南。然而宣宗李忱驾崩后的唐懿宗李漼、唐僖李儇都沉迷于声色犬马，在他们的治理下各种政治、经济、军事问题都涌现了出来。从860年起位于今天云南省和缅甸部分地区的南诏政权两次入侵唐朝的安南都护府（今越南北部）。唐朝为防止南方藩镇像北方藩镇一样做大成为割据势力，所以一直致力于限制南方军力的发展，于是不得不临时从中原抽调兵力前去征伐南诏。战后的咸通四年（863）一批从徐州、泗州一带征发来的士兵奉命驻防桂林以威慑南诏，当时朝廷与士兵们约定三年后期满轮换。可三年之期届满后朝廷却像忘了他们的存在似的，压根没调新的部队前来轮换的意思，就这样这批士兵在桂林又驻守了三年。到了咸通九年（868）朝廷为节省调兵的经费再次选择性失忆，这下士兵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他们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率部北上还乡。本来这支部队的兵力并不多，问题在于他们沿途的州府郡县的兵力更少，于是他们出湖南后沿长江东下，过浙西、进淮南，攻占了今天的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等地，至此唐朝的江南赋税生命线被拦腰斩断。朝廷慌忙调集十道兵马将这次起义平息下去。尽管以庞勋为首的义军高层被唐军杀死，但义军残部就此混迹各地，成为当地的不安定因素。 公元875年五月在今天的河南长垣爆发了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当年六月黄巢举事响应王仙芝。起义军转战山东、河南一带，在半年之内“南至寿庐，北经曹宋”，席卷15个州，甚至一度逼近东都洛阳。878年王仙芝战死后义军推戴黄巢为主，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废唐年号，自建年号为王霸元年，一时间昔日的庞勋旧部纷纷投奔起义军。878年王仙芝战死后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新领袖，他见中原各地兵力雄厚，于是带兵渡过长江在唐军防守薄弱的南方地区不断迂回穿插。至此李唐朝廷在地方上的统治体系几乎被完全摧毁，各路征讨将领纷纷拥兵自重成为一方诸侯。到884年六月黄巢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唐朝的统治根基已完全动摇：军事支柱神策军在战争中消耗殆尽，而作为经济支柱的江南赋税也指望不上了，因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唐朝不得不授权地方藩镇自行募兵，于是当初唐朝最不愿见到的一幕发生了：藩镇割据已不再是河北独有的现象，而是普天之下的常态。这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在大唐疆土上一时间出现无数个割据一方的小朝廷。数年后王建入川与西川节度使陈敬暄争夺地盘并阻断剑阁（今四川剑门），至此巴蜀及其南方的岭南也脱离朝廷的管辖，大唐天子已沦落到和昔日的东周天子一样要看诸侯的脸色行事的地步，可以说这时的李唐皇室已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接下来轮到各路藩镇势力轮番登场表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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