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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烈 建 议 盟 友 星 标 我 们 我 们 一 起 ☆ 见 证 成 长 实证会计理论：十年回顾“译文与简评” 摘要： Watts and Zimmerman1978年和1979年的两篇文章对实证会计研究有重要意义。本文对Watts and Zimmerman(1978,1979)以后的实证会计文献进行了回顾和评论。1978年的文章推动了实证会计理论的产生，这些文献为会计实务提供了解释，提出了契约成本的重要性，并促进发现了一些以前未知的经验规律。1979年的文章对方法论进行了探讨，但并不是很富有成效。 本文试图消除上述讨论中对方法论的一些常见错误理解。同时本文指出了会计选择领域实证文章的改进途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加强理论和经验测试的联系。第二个重要改进途径就是发展可以识别回归分析中变量间内生性问题的模型。第三个途径是减少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测量误差。 本文转自：国外会计文献回顾与展望微信公众号，作者丁大大译 原文Ross L. Watts and Jerold L. Zimmerman.1990.”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A Ten Year Perspective”.The Accounting Review, 65(1):131-156.  内容概要 自两位作者1978年《关于会计准则确定的实证理论》（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和1979年《会计理论的需求与供给：市场解释》（The Demand for and Supply of Accounting Theories: The Market for Excuses）的发表已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本文是两位作者在这十几年时间中的进一步思考以及对以往的回顾。 自上述文章发表后，会计实证领域涌现了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对揭示会计实务的经验规律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经验规律被不断的复制，印证了会计选择和一些公司变量（如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等）之间明确的关系。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当前会计选择领域文献的复杂度已经远超过1978年的文章，但时至今日并没有一个文献对上述研究中的阐述和检验进行系统性的回顾与解释。 本文的第一个目的是对实证会计理论的演变和现状进行回顾，并对已得出的会计领域中的经验规律进行总结（本文第一部分）。第二个目的是对研究中证明经验规律的方法和方法论进行评价，本文对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些批判性的意见（本文第二部分）。第三个目的是对未来会计实证研究的发展提出了一些观点（本文第三部分），虽然当前实证会计文献试图解释会计实务，但是仍然有很多未被解释的部分。  实证会计理论的演变与现状 1演变 当代实证会计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自从Ball and Brown （1968）和Beaver（1968）等相关研究开始。这些文章将实证金融方法引入到了财务会计中，这一系列文章假设会计数据为资本市场投资决策提供了信息，并利用信息观来研究会计数据和股票之间的关系。信息观教会了我们会计数据的市场有用性，但是除了对存货方法的选择外，信息观没有对预测和解释会计选择提供假设。信息观不能解释为什么整体行业从加速折旧法转换到平均年限法却没有变更其税务折旧方法。 为什么信息观不能为解释和预测会计选择提出假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财务理论中，会计选择本质上是和公司价值无关的。信息是无成本的，在MM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没有交易成本。因此如果会计方法不会影响纳税那么就不会影响公司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依据预测和解释会计选择，会计是无关紧要的。 为了预测和解释会计选择，会计研究者不得不引入信息成本或者说交易成本。最初的会计选择实证研究用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中的正的代理成本，以及政治过程中的正的信息和游说成本来产生影响公司价值的因素，进而提出会计选择的假设。财务研究中引入会随着债务比率增加的债务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来解释（结合税收差异）最优资本结构如何在不同行业间变化。债务成本最初是指破产成本和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引起了会计人员的兴趣，是因为会计在最小化代理成本上可以发挥作用。债务契约的目的是运用会计数据降低机制失调（Smith and Warner , 1979; Leftwich, 1983）。会计研究者发现了会计选择的意义并开始运用债务契约中的会计数据提出关于会计选择的假设。 会计数据同样被用在管理者薪酬契约中。假设提出这一运用同样是基于最小化代理成本的考虑（Smith and Watts, 1982）。奖金计划中对会计数据的运用意味着会计选择具有影响财富的可能性，因此会计研究者开始运用这一原理解释会计选择。Watts and Zimmerman（1978）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早期例子。 借鉴经济学中产业组织的文献（Stigler, 1971; Peltzman, 1976），这些文献假设存在正的信息成本和游说成本。会计研究者假设认为政治过程会使得公司产生成本。这些政治成本是报告利润的函数，因此就产生了管理会计数据的动机。在政治过程中，信息和游说成本是契约成本的一部分。依据于政治过程产生的财富转移的程度和形式被这些契约成本影响。 当早期的文献集中于运用债务和薪酬契约以及政治过程来解释和预测会计选择时，以实证工作为基础的理论则更为广泛，并以企业理论的经济学文献作为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试图通过解释公司组织结构来发展企业理论。这一基本概念是不同形式机构间的竞争导致了这些机构在产品和服务供给上以最具成本效益的形式存活。生产活动可以通过市场或者公司内部活动实现。在市场中，直接的生产活动和合作是通过市场价格实现的；在公司内部是通过标准成本。这些生产活动有些由市场决定，有些由公司的成本效益决定。在竞争的公司之间，那些最小化契约成本的公司更可能存活下来。短期的视角认为会计方法影响公司组织成本因此会计方法的形成是经济均衡的结果。会计研究者最近开始重新运用一套有效的会计方法概念来解释会计选择。 正如上文所述，在早期的实证会计选择研究中，代理成本和是债务契约和管理层薪酬契约相关的；代理、信息和其他契约成本是和政治过程相关的。但是更为普遍的是认为和代理和其他成本相关的其他契约（例如销售契约）同样会影响会计选择。许多契约在解释组织选择（包括会计选择）的时候起到了潜在的作用，并且事实上运用代理成本解释契约经常出现在不同的标准代理问题的契约情景中，这导致了研究中开始运用契约成本代替代理成本。契约成本的核心和会计方法的概念是有效组织技术的一部分并在当代实证会计理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当代实证会计理论 契约成本会在以下情况下产生：（1）市场交易（例如出售债务和权益需要法律费用和承保成本）；（2）公司内部交易；（3）政治过程中的交易（例如确保政府契约或者避免政府监管需要游说成本）。契约成本包括交易成本、代理成本、信息成本、重新谈判成本、破产成本等。本文用契约成本来涵盖广义的上述成本。契约方包括内部雇员、管理者和外部的供应商、消费者、索赔持有者。 契约成本的存在是企业组织和会计选择模型的关键。Meckling and Jensen（1976）认为在公司内部，市场价格的缺失被管理者之间分配决策、测量、奖励和惩罚管理绩效的系统所取代。会计在这个系统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是公司有效契约系统的一部分。试图以零契约成本预测和解释企业组织是无意义的。公司的组织构成、财务政策和会计方法等都和公司的生产方法一样，是促进公司生产的技术手段的一部分。因此会计选择模型以假定零契约成本为前提是不可行的。 会计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契约方的价值取决于契约成本的相对程度。例如，假设以会计为基础的债务协议比以会计为基础的奖金计划具有更高的重新谈判成本。因此基于FASB推动的会计程序强制变更对于债务契约而言比奖金计划具有更高的相对成本。具有债务协议的公司相比只有奖金计划的公司会进行更多的游说和承担更多的会计、财务和生产变化成本以抵消强制变更带来的影响。因此会计选择实证理论的发展需要对多种不同类型的契约成本的相对程度有一个清楚的把握。 如果管理者对报告的会计数据有完全的自由裁决权，那么运用会计数据的契约并不能有效的使得契约方利益达成一致。如果管理者知道（或可以决定）哪种会计方法可以最好的激励下属，那么契约方就会希望管理者在会计数据上具有一定的自由裁决权。因此，我们预期虽然会有一些对管理者自由裁决权的限制，但是一部分自由裁决权还是会保留的。管理者使用这些自由裁决权可能的原因是（1）实施这些自由裁决权可以增加所有契约方的财富，（2）实施这些自由裁决权可以使得管理者的情况更好，这是以牺牲其他契约方为代价的。如果管理者选择行使自由裁决权以谋取职位上的利益，并且自由裁决权在契约方之间具有财富再分配效应，那么我们说管理者的行为“是机会主义的”。 事前，被契约方限制下的会计选择范围是由效率原因决定的（最大化公司价值）。允许管理者拥有一定的自由裁决权的成本之一是增加了事后通过会计程序进行管理层机会主义的可能性（例如向管理者转移财富）。但是事前契约方预期到了再分配效应并减少他们声称的支付价格。事后，财富被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再分配，但是事前一些再分配已经被预期到，价格是在契约方基于保护自身利益条件下产生的。价格保护并没有消除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也不会消除管理者采取机会主义的权重成本。事前签订的契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消除上述的事后行为将导致自重成本提高公司在竞争环境下生存的机会。 管理层自由裁决权内的会计程序范围被称为可接受集。这是由契约方自愿决定的。管理层对会计方法选择的自由裁决权（即“接受集合”）会随着限制的成本和效益的变动而变化。因此即使没有政府强制规定的会计准则，这些限制也会产生最好的或者可接受的会计原则。作为对管理者机会主义地实施会计自由裁决权的反映，可接受集包括了保守的（例如更低的成本或市场）和客观性的（例如可验证性）会计程序。 图1表示了会计方法可接受集的概念。A1表示了公司1的可接受集。事前，可接受集由契约方按照最大化公司价值的目的联合决定。管理者在可接受集里具有自由选择方法的权利（例如图中X1）。同时公司2的管理者被事前可接受集A2限制，并选择X2。例如，在奖金计划的可接受程序中，管理者可能选择最大化自身效用的方法，即使这一方法会给契约方带来成本。管理者事后选择可以增加契约方的财富也可以对契约方财富进行再分配。实证表明，很难区分事前和事后，因此契约一直在不断的修订、再修订。可接受的会计程序集的变化可以解释横截面上会计选择的变化，例如公司2的管理者不能选择方法X1。 会计方法可接受集的概念 许多会计选择研究假设管理层选择会计方法以向自身转移财富，即使是以牺牲其他契约方利益为代价。因为管理层可以通过可观察的、给定的契约决定会计选择。一些学者研究界定会计方法是以效率原因被选择的。但是，至今没有研究同时解释事前可接受集的选择和事后会计方法在可接受集中的选择。多数研究在假定会计方法机会主义选址时没有控制这一事实，即不同公司的管理者很可能是在不同约束下的可接受集中进行会计方法选择的。 会计方法可接受集是公司隐含契约和明确契约的一部分，包括公司的资本结构、薪酬计划和股权结构。所有的契约条款（包括会计政策）都是内生的。资本结构的选择和薪酬政策有关、和会计政策也有关。但是这一关系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资本结构的变化并不必然会引起会计方法可接受集的变化。然而，一些外生事件，例如新的发明或者政府放松管制都可能会导致包括会计方法在内的契约变量的变化。 3理论证据 理论上常进行的测试有两种，股价测试和会计选择测试。股价测试已经被多次回顾 (Foster 1980; Ricks 1982; Holthausen and Leftwich 1983; Lev and Ohlson 1982; Watts and Zimmerman 1986; Bernard 1989)。对于这一理论的股价测试解释了强制会计变更的股价反应，例如油气会计。股价研究相对而言是对这一理论的较弱检验。更有意义的是会计选择研究。 在会计选择研究中，很多研究试图用单一会计方法来进行解释，而不是结合多种会计选择方法。仅关注单一会计方法会降低解释力度，因为管理层更关注的是如何运用多种会计方法影响盈余，而不是单一的某一种方法。也有一些研究用会计应计来进行解释。会计应计是不同单一方法作用的累积（如公众号上篇文章Healy1985年的《奖金计划对会计决策的影响》）。但是用应计作为会计选择的测量变量同样存在一定问题，例如如何控制哪些应计不是由于管理层决策导致的，即非操纵性应计？ 大部分会计选择研究结合三种变量进行，即出于奖金计划的管理层会计选择动机、出于债务契约的管理层会计选择动机和政治过程的管理层会计选择动机。奖金计划和债务契约变量因为可观测而常被使用。三个假设中最常被测试的是奖金计划假设，然后是债务契约、政治成本假设。文献利用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解释上述假设。奖金计划假设认为具有奖金计划的公司管理者更可能运用会计方法增加当期报告收入。这一选择被认为会增加奖金的当期价值，如果薪酬委员会没有对薪酬办法进行调整的话。 实证结论大致与奖金计划假设一致。早期的奖金计划假设的测试并不是很有解释力，因为依据的理论过于简单且并不适用于多数情况。例如，奖金计划并不会总是让管理层产生增加盈余的动机。如果在不进行会计变更的情况下，盈余低于奖金支付的最低要求水平，管理者就有动机降低当期盈余，因为当期很可能不会得到任何奖金。并运用“earning bath”提高未来年度的奖金。 债务假设预期公司的债务比率越高，管理层越有可能运用会计方法提高收入。更高的债务比率，导致更严格的公司债务契约限制。更严格的契约约束，导致违反债务契约的可能性更高，技术违约成本更大。管理者运用自由裁决权选择可以增加收入的会计方法降低债务约束，降低技术违约成本。所得到的证据也与债务假设基本一致。 政治成本假设预测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可能运用会计选择降低报告利润。规模是政治关注的一个代理变量。这个假设的基础是，对于个体而言要变得消息灵通是有成本的，如判断会计利润是否代表了真正的垄断利润，同时对于个人而言和政治过程中的其他方联系来制定提高自身福利的法律法规也是有成本的。因此，理性个体都是不完全知情人。政治过程和市场过程在这一方面没有差异。考虑到信息成本、监督成本，管理层有动机对会计利润实施自由裁决权而政治过程中的参与方会考虑事后机会主义的合理量。所得证据和政治过程假设一致。但是结果仅在大公司和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显著。以公司规模作为政治成本的代理变量存在很多问题，因为规模还可以反映很多其他方面的影响。实际上很多研究都发现公司规模和会计选择有关，即大公司倾向于运用降低收入的会计方法。 虽然在上述模型中，奖金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过程变量都在统计上显著，但是在许多的研究中模型的解释力度很低（R2）。Zmijewski and Hagerman（1981）的研究中，尽管Press and Weintrop获得了稍微改进的解释能力，但横截面选择会计方法的模型并不比选择最常用的组合要好。另一种预测模型是每家公司使用最常用的会计方法组合，这一模型几乎没有解释力度，同时这一模型回避了什么决定多数会计选择的问题。许多会计教师会对管理者以多数其他公司行为进行会计程序选择的解释感到不舒服。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缺乏一个具有更大解释力的替代模型，而不是现有理论的低解释力。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解释低解释力，接下本文第二部分的内容讨论这些问题。  本部分首先用表1对1978年和1979年两篇文章后的主要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表中的第二、三列是文章中对1978年和1979年两篇文章的具体引用数量。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探讨研究方法为主（Ball and Foster , 1982; Holthausen and Leftwich , 1983; McKee et al., 1984）；另一类以探讨科学哲学问题为主。 研究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未来应该不断尝试解决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本文认为要完全解决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本文的目的在于消除文献中的普遍误解。本部分接下来讨论两个问题：研究方法问题和科学哲学问题。 1978年和1979年两篇文章后的主要相关文献对这两篇文章的具体引用数量 1研究方法问题 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模型解释力不足；一个是替代性或竞争性假设问题。
模型解释力不足 导致模型解释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模型具体设计问题，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选取问题以及遗漏变量的问题。 首先从模型具体设计上看。所有当前的研究都假设会计选择是由效率原因（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者管理者机会主义动机导致的。这样的模型设计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在probit模型中会计方法的选择依赖于选择对管理者财富的影响，反映选择对财富影响的解释变量是以奖金计划、债务协议和政治过程体现的。研究者隐含的前提是假定公司的投资机会和契约等不会变化，并用管理者机会主义动机解释奖金计划这一变量。但是债务契约变量和政治过程变量可以同时反映效率原因和管理者机会主义动机。第二个错误的原因在于忽略了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高盈余会导致政治成本提升，因此降低了契约方手中分得的利益；同时高盈余会导致管理者奖金报酬提高。奖金计划和政治过程相互影响。但是这一相互作用却被忽略了。 被解释变量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进行过讨论，即选择单一会计方法还是多种会计方法？单一会计方法可能会导致模型解释力度较低，但是有的学者选择了多种会计方法，模型力度仍然较低。实际上，变量的设计是以会计选择对盈余的相对作用为前提的。Healy（1985）用净应计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净应计仍然是一个噪音严重的测量方法。因为它无法准确衡量管理层的决策，有些应计的产生是以前期间的决策导致的。理想的净应计应该相是对于没有操纵的情况下而言的。当前这样的模型还没有形成。 解释变量的问题。一些解释变量存在测量误差。在会计选择的决定上，契约的接近度（契约要求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和存在性是很重要的。但是债务/权益比率并不能准确的衡量契约的接近度和存在性。同样的，以零一变量衡量奖金计划也过于简单了。实际上在报酬支付过程中，除了奖金还有工资等部分也是和会计盈余相关的，但是这部分报酬却没有正式的薪酬计划，即使有也可以被随时调整。因为未来的研究应该考虑更多奖金计划的细节，而不仅仅是以零一变量度量，这样可以提高解释力度。同样的，以公司规模度量政治过程也是不准确的，应该寻找更有说服力的替代变量。 遗漏变量问题。主要存在三种遗漏变量问题，即遗漏了标准会计基础契约的变量，遗漏了其他非标准契约变量以及遗漏了可接受集变量。首先，对于标准契约的契约成本变量，例如奖金计划偶尔被忽略掉，因为收集这些是需要很大成本的。这会导致解释变量中包含了遗漏变量，使得回归系数存在偏误。第二个是遗漏了其他的契约。当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与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但是一些其他契约也会影响管理层的会计方法选择。例如与奖金计划相关的股票期权计划。这一契约可能影响了最终的会计选择而不是奖金计划。因此将奖金计划替代变量的解释效用都归因于奖金计划是不正确的。公司内控的问题可能同样被忽略了。DeAngelo（1988）发现净应计在代理严重的公司中更高。忽略了这些信息也会导致产生有偏的系数。第三个就是遗漏了公司可接受集。不同公司的可接受集（会计政策的可选择集）是不同的。但是大部分研究没有控制公司可接受集之间的差异性，这一问题在跨行业研究中更为严重。 替代性假设 本文主要讨论了两种可能的替代性假设。 首先是效率基础假设。契约的使用和签订是和公司的投资机会相关的。而会计系统实际上是公司隐含契约和显性契约下的公司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会计选择是内生性的。已有的研究证实了债务契约、奖金计划和会计选择的关系，但是都将这一结果归因于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没有考虑效率基础假设。 其次是税务识别。会计选择在政治过程中也同样是内生的。财务政策、薪酬政策和会计政策可能影响公司的纳税政策。即使一些会计方法选择不会影响到纳税，但是由于纳税和公司财务都是一套账目，那么未来的纳税可能就会需要用到当前报告的利润，这便导致了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之间的联系。 研究不能声称自己的变量，如债务比率、公司规模等是竞争性解释的替代变量，直到这些竞争性假设可以被识别。当前投资机会和税务识别是可能的解释变量。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以这两个替代性假设进行解释。例如，会计方法的变更可能是由于公司投资机会的变化导致了有效契约和会计方法变化。或者一些外生事件发生（如市场降低了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导致管理层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消除外生事件对薪酬或者债务契约的影响。会计变更可以归因于效率原因和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证明这两者在会计方法变更中的相对重要性需要对理论进行更多的提炼以及理论和实证检验的更好的结合。 2科学哲学问题 本部分重点阐述了五个问题：实证研究的价值取向；会计研究的社会学属性；研究方法对构建解释理论的影响；“positive”一词的由来以及方法论的讨论（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争锋相对！）。 首先作者提出了实证会计是由价值取向的。实证研究是一个“if...then...”的问题，即研究预测和解释。研究者的偏好和预期回报（出版和引用量）会影响到选题、方法和假设。所以说所有的研究，包括实证研究在内都是由价值取向的。实证研究的使用取决于它的预测和解释力以及用户的偏好。如果研究者价值观影响到了理论的预测和解释能力，那么理论的作用就会降低。 而研究会计问题的方法与其说是会计理论，更准确应该是说会计社会学。不同于化学理论，即使没有化学家，化学实验的结果依然存在，会计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会计人员、管理者等相关人员，会计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人是维持这个系统的关键。会计研究是一个社会科学。会计理论试图寻找解释和预测会计现象，这都不能与人这一因素分开。会计研究中的契约方法要求研究者明白不同契约方的动机。 我们当前运用来自于会计、金融、经济领域中的传统的被普遍接受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经济学的方法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命题：为了预测和解释个体行为，我们认为个体要考虑一个行动的个人收益与成本，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个体选择这一行动。这一研究方法可能存在缺点，但是会计研究却运用这一方法有效的对世界的运作进行了预测（如盈余和股价的关系，盈余的随机游走模型，契约和规模变量和会计选择的关系）。在一个领域内有效的方法论不应该因不能预测所有人类行为而被遗弃。 “positive”的由来。选择这个词的目的在于强调这一理论在解释和预测会计实践上的作用。我们用“positive”一词来和建议类（应该是什么）研究区别。在经济学研究中，“positive”一词已经有了明确的含义（和normative相对应），因此作者认为利用这一词可以明确这一理论的研究内容。这一研究也不是和规范类研究相对立的，实际上，虽然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不同，但是在一个确定目标函数下，实证研究也会有规范的含义在内。回顾过往，“positive”一词的使用使很多学者产生了困惑，这是作者没有意料到的。作者使用这一词的目的仅仅是与规范研究区分开来（文章再三强调）。相比“positive”一词，可能使用的词还包括“经济后果”。但是这个词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作者认为经济后果暗示着会计准则是被一些更高等级的原则决定的，只有当首要决策在更高原则下被制定后才会考虑经济后果这一次要因素。
 1本文的贡献 构建了系统性的会计选择框架大纲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解释，是本文的理论贡献。同时作者认为本文还有以下其他贡献：首先，为理解会计提供了一个直观合理的框架。一个合理的框架可以为会计教学提供一个有用的教学方法。这篇文章还鼓励研究者解决会计问题并且强调了契约成本在会计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这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会计被使用，为预测会计选择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一会计选择没有为更好的测量一些会计构成，如盈余提供帮助。但是这一会计选择为解释个体目标和会计方法在实现上述目标上的作用做出了贡献。例如，有些会计老师会教到一些特定的会计方法要好于其他会计方法，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更好的方法没有被采用。实证会计文献给出了解释：会计选择的范围是以最大化契约方财富为条件的，接着试图理解财富是如何被具体的会计方法影响的。 这篇文章强调预测和解释会计现象，鼓励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采用这种方法的第一个问题之一是要求建立一个与预测和解释会计实践相关的新模型。 本文的另一个贡献是强调了契约成本的重要性（包括信息成本、代理成本、破产成本和游说成本） 。自科斯（1937）以来，契约成本长期以来都是经济领域中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实证会计研究开始认识到了契约成本在解释会计问题的重要性。在此之前经济学家构建的价格模型，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都是基于信息是没有成本的假定。这样的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股票有不同的相对价格，但是不能解释机构间差异。为了解释机构间差异需要假设信息是有成本的以及契约。同样的，没有契约成本会计也不会存在，因此很难构建一个理论是不用假定相对成本而进行会计预测和解释的。契约成本在实证会计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使得我们不能忽视它。 2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第二部分讨论了两个主要存在的研究问题：结果的低解释力和经验规律的替代性经济学解释。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这两个问题。 第一，摆在实证研究者面前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加强理论与实证检验的联系。理论预测债务契约再谈判成本的程度会影响管理者会计方法的选择并会为违约成本设置上线。但至今为止，研究者没能证实债务契约总体的违约成本或者再谈判成本。因此更大的关注点应该集中在发展一个完善的理论，这个理论应该既包括事前效率对管理者会计方法可接受集的限制以及事后管理者在可接受集中对会计方法选择的自由裁决权。实证检验不仅要假设会计选择是基于效率或者机会主义原因，而且要同时考虑这两种情况。同样的，估计契约成本的不同构成的相对程度可以进一步精炼理论和实证的关系，通过识别这些成本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可以推动会计选择的发展。 为当前的经验规律发展和检验替代性假设同样可以促进理论和实证的联系。通过预测新的经验规律可以发展假设。在契约方法下，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只是众多影响公司现金流量契约中的一部分。其他契约（隐含契约或者显性契约）都可以被用来发展新预测。尤其要关注是内部控制的会计程序对外部报告的影响。因此内部契约方在外部财务报告决策上可以和外部契约方起到一样的作用。 政治契约也可以通过除简单政治成本假设外的其他方式影响公司现金流量。依赖于会计数据的政府规定过程中的详细规定可以被用来发展新的假设，加强理论与实证的联系，而不仅仅是以公司规模作为替代变量。 第二，当会计契约作为公司有效契约的一部分时，实际上用来解释和预测会计选择的变量往往是内生性的。例如会计程序的变化经常与公司投资机会、财务和薪酬政策、组织结构或者是政治环境等的变化同时发生。管理者会选择一揽子的会计政策、财务政策、组织结构。模型应试图解决内生性问题。 不同行业对会计数据的使用也不一样。除了金融机构和公共部门在会计规定上的显著差异外，行业间不同的机会集也同样会影响会计方法的接受集。有两个方法来改进模型的解释力。第一，研究不同行业间投资机会集、会计政策、组织机构、财务政策的差异性。第二，在具有本行业专业知识研究人员的支持下研究某一行业内的会计选择。第三，降低对净应计的测量误差可以提高检验的解释力度。这要求模型要不受管理层会计自由裁决权的干扰（即分离出非操纵性应计）。此外，用连续变量代替用于表示奖金计划或基于会计的债务契约的简单指标变量，这些连续变量能更好地测量各种契约成本的相对程度，这可能会增加理论的预测能力。 3结论 可以看出在实证会计领域还有很多的研究机会，当前对于债务、奖金和政治成本的假设研究还很有限。将研究从事后的再分配效应扩展到事前的契约有效激励可以提高研究的有用性。同样的，将研究从债务契约、奖金契约扩展到更多的其他内部契约和外部契约也会丰富研究成果。最重要的突破在于解决会计选择的内生性问题，虽然这一突破很难实现，但是通过加强理论与实证检验的联系，以及调查行业间和行业内会计方法及其他组织选择可以为研究奠定重要基础。 “打造全球华人会计金融生态圈” 欢迎有缘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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