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之人孙承泽,后世延续清朝官方的观点,持将其“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态度来盖棺定论。虽然他有关北京历史地理、风土方物做过有价值的考察记录,以及他在文物收集方面做出贡献,但关乎大节之事,此等风雅文事便不足挂齿了。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此时,孙承泽已过世百年,乾隆提出编纂附录于《清史列传》卷78、79两卷《贰臣传》,共收录了明末清初为明清两朝服务的臣子120余人的传记。实际上,这是乾隆对当朝官员保持忠心的警示录,是对120位曾为两朝服务的人士的一次精神鞭尸。乾隆在修编诏令中说:“对于这些大节有亏的人,不能感念他们曾经建立的勋绩,就在生前原谅他们。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后人且人之既死就获得宽宥。今天我批准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这些既仕明又仕本朝的臣子们的所作所为,据实直书,不给他们丝毫隐饰。即让他们的所谓孝子慈孙百世不能篡改他们先人的实情!我这是以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立纲常!”(注1)此言冠冕堂皇,将君权至上置于道德高点,举臣子效忠唯一君王为最高伦常,即使明臣仕清,也毕竟是亏失了大节,让后人知晓他们不值得尊重。 孙承泽即是“大节有亏”之人。他的事迹记录于《贰臣传》乙编五十。他不仅是“贰臣”,事实上他是三臣,仕明、投李、降清,节操一地,背负“三姓家奴”的骂名。 孙承泽墨宝 他的悲剧在于生不逢时。他生于1593年的北京富裕家庭,崇祯四年(1631年)中进士,为明朝刑科都给事中,七品官。1644年春李自成攻进破北京,崇祯皇帝景山自缢,许多明朝官员纷纷模仿自尽保节,于是他也在自家书房玉凫堂书架后自缢,他身体肥胖,上吊的绳子恰巧糟粕,便直接重重摔地,引来仆从相救。他悲惧交加,不知如何作出与自己身份相符合的合乎节操的“规定动作”。于是他服了几片有毒的药品,但又被自己的肠胃抗拒全部呕出。最后,他偕同长子跳自家水井,当然还是被救下,“吐血水斗余”,最终没有死成。 有后人讥笑他贪生怕死,还要表演如戏,要死就外出死去,何苦在自家院里当着仆从面贞烈殉节。说到底,他的本意实不想死,因为他只是为大明工作得以俸禄养家糊口之人,类似于今日为政府服务的公务员,是运转国家机器的技术性人员而已,不应比肩崇祯皇帝上吊殉国的道德高度,毕竟,大明是崇祯皇帝他们朱家的,不是孙承泽家的。 对于人们只有一次宝贵的生命而言,为什么要个体牺牲给一个专权的家族?孙承泽选择向生是对君权至上以及奴化思想的背弃,并无耻辱可言。 后来他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抓了去,给胡乱封了个“四川防御使”这个不低的职位。他自己自称是“绝食不赴任”,但也没见他真饿死。还没等他真去了四川,大清的金戈铁马既已冲进北京城。既然已失节于大顺,估计他的心理障碍已清除殆尽,没有再做出多余的不合作姿态。清廷入主北京即下令要求所有在册的明朝官员坚守原位,不必逃亡,清廷一概启用而并不以敌党相待。于是,孙承泽降清。 孙承泽入仕清廷的过程不必细究。因为有相当一批明吏出于各种原因,当然最基本的还是生存的缘由转而为清朝服务。顺治元年,他先任吏科给事中,后历任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务,这些官职高过他在明朝的职位。清廷作为异族统治者将明吏当作技术性的官员,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娴熟地操控国家机器的相应部件,但不会得到信任。孙承泽为清室工作10年后以老病为由请求致仕,此时他已61岁,开始了他尚且漫长的20余年退休生活。 不管怎么说,明朝遗民终是清朝的敏感人物,而他的“三易其主”使其自身的道德建构彻底垮塌,他认为没有更好的理由去谈论经学,并以儒学论道。虽然他是进士出身,却已丧失了可以文论道德文章的资格。于是,如此渴望向生的孙承泽选择了放情山水,桃源隐居的避世生活。但他敏慧的头脑还是要使用的,他不可能放弃立言著说,便转而开始对于文物方志的考察记载并立文研究,以及大量收藏和品鉴散落于乱世的各种书画作品。 他觅得寿安山下一条隐秘山谷,即今天的樱桃沟。那时候,这里有碣石上已写“退谷”二字(有可能是孙自己写的,但出于谨慎,只说来时便有),两侧山上有几处隐蔽的寺庙,他趁势自号“退翁”,修建别墅一幢,起名“退翁书房”,也叫“水流云在之居”,灵感来自杜甫“水流心不竟,云在意俱迟”的诗句;建造一亭,起名“退翁亭”;还在一石门上书“烟霞窟”三字隶书门额。“水源头一涧最深,退谷在焉。后有高岭障之,而卧佛寺及黑门诛刹环蔽其前,岗阜徊合,竹树深蔚,幽人之宫也。”(孙承泽《天府广记》)他继续写道:“万木森森,小房数楹,其西三楹则为退翁书屋,一榻一炉一癭樽,书数十卷,萧然行脚也。”寥寥数笔,写出了一隐逸老翁清静的山居生活。 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修撰的《日下旧闻考》记录,百余年后,“退翁亭”及“烟霞窟”石门还在,其他余迹均圮废。 退翁亭,上面有周肇祥题王维诗 孙承泽在这个叫“退谷”的地方读书、写作、会友、发呆,打来泉水烧茶煮饭,幽深静爽,不觉便是20年已过。虽然他是龟缩起来自觉名声有污之人,但并未枉费天生的好学与勤奋。他可以被称之为著作等身,仅《四库》系列丛书就收集了他各种著作将近二十种。虽然《四库》对他著作的评价之语都不高,但这是一脉相承《贰臣传》的偏见与歧视,并不可抹杀其学术价值。孙承泽传于今天的著作有四十余部,倾尽了他毕生所思所见。《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辑录的大量文献资料,对今天研究明朝及之前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演变沿革,方志掌故,以及明朝中央政府各官署的职掌制度都极具价值。而《庚子消夏记》则是一部关于他自己收藏的及生平所见的晋唐以来名人书画的评论集。他热爱并沉溺于那些美妙的古代字画,享受曾经拥有或今生得见那些字画的快乐,正是以此安慰了他名节有缺的沉重人生。正如他自序所言:“沧桑之后,杜门却轨,日以书画自娱,名迹灿然,备著于录。” 孙承泽著述 一座山谷,孙承泽做“幽人之隐”,却成就了另外一番学问天地,而这其间的书卷字画之乐是否可以洗涤他内心的耻辱感,就不得而知了。他活到84岁,在1676年离世,其一生,痛苦在入仕谋生,欢愉在山水书卷,两者相抵,大约等量齐观吧。 作者:陆波(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律师,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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