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球型治理;人类;变迁;历史 作者简介:何哲,博士,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网络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战略等。 当前人类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之中,这一历程甚至超过工业革命对人类的改变。无论从技术影响还是到社会结构,从微观的个人生活到宏观的国家组织乃至全球秩序,人类社会都正在经历彻底的转型。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正在深刻重构原有金字塔型僵化的分治竞合的传统人类社会结构。人类正在向着新的技术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飞速前进。作为社会基本结构与秩序提供的治理而言,也同样将发生深刻的变革。 本文尝试对人类的治理形态变革进行分析,其尝试回答三个层面的问题:1)传统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和困境在哪里?2)新社会变革所引发的治理形态将会怎样?3)新的治理形态的特征是如何? 一、当前的社会转型超过工业革命对人类的意义 人类至今而言,经历过若干次大的社会变革,根据诺斯的观点[[1]],大概在一万年前,人类产生了第一经济革命,从采集渔猎时代,进入到大规模农业时代。人类解决了食物的来源问题,产生了剩余产品,并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人类正式形成社会结构。大约在三四百年前,人类经历了第二次经济革命,也就是工业革命,解决了制成品与机器的大量制造问题,并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分工和更为复杂的等级科层社会体系。 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当前人类正在发生的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作为核心驱动的重大时代转型,可以与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影响相比,还有观点认为,当前的转型是工业革命的一部分,属于新的工业革命。这些观点,当然是承认与肯定现有时代的重要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还认识得有所不足。当前人类进行的新信息革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人类演化的历史中,将远远超过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原因有三: (一)网络社会创造了新的社会存在空间,而工业革命没有 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并扩大了人类的活动场所,人类文明从欧亚大陆逐渐传播到整个世界。然而,工业革命乃至此后的几百年的持续技术进步,都没有创造出人类新的活动与存在空间,人类始终生存在真实的世界是。直到网络社会的出现创造了人类的数字化存在空间,使得人类可以长时间浸入与存在于数字化空间之中。一开始是网络社区的出现,随后是各种即时通讯平台的社群交流,继而是虚拟游戏场景中创造的虚拟空间,最后是与现实融为一体的完全浸入的虚拟-现实混合场景。在新的社交空间中人们可以沟通信息,完成工作,乃至长期以意识浸入方式存在其间。这些对新空间体系的创造,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也是工业革命不能相比的。
(二)网络社会将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而工业革命没有 从农业社会以来的过去的社会形态,一直都呈现出金字塔型的等级科层结构。包括奴隶时代就具有的贵族爵位体系,一直到工业革命后,这一社会结构被更为严密的工业化社会所继承和加强下来,社会也同机器一样,形成了越来越分工细致而又体系庞大的从上至下的复杂结构。所以,工业革命进一步强化而不是改变了农业社会的等级体系。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时期无法解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信息的大容量流通与处理问题,只能通过层层分解与专业化以及中心型的社会结构来实现全社会的有效信息沟通与组织。然而,网络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点。任何社会中的个体可以形成点与点的直接连接,穿透了传统社会中原先漫长的组织层级障碍。社会由此逐渐摆脱必须依赖中心科层型结构组织与运作的基本逻辑,通过致密的网络结构,在网络的任何位置,都可以不依赖原有的中心节点,形成复杂丰富的各种形态社会组织并发挥功能。就这一点而言,工业革命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三)网络社会创造了新的社会主体,而工业革命没有 工业时代的变革,无论怎样,都是以自然人和自然人结成的组织为主体的。而网络社会的出现则创造出了新的社会主体。简而言之,网络通过三个途径创造新社会主体:首先,网络中自然人可以具有多个虚拟主体的身份,从而使得个体身份呈现出多样性,在不同的社区与情景下,同一主体可以不同身份存在;其次,不仅自然人,各种社会中的组织也可以抽象拟人化的身份存在于网络之中,如政府、企业开通的微博、微信等,都赋予了新的社会主体形象与身份;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机器程序具有了类人甚至某些领域远超过人类的智慧,并结合网络,将智慧赋予给各种机器实体与虚拟形态中,也就是各种机器都成为可以与人交互,扮演原先人类才能完成的角色。这种新的主体的创造,也是工业革命所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 因此,可以发现,当前人类正在经历的以网络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其意义远超过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冲击与组织重构也将远超过去所有的工业革命[[2]]。如果非要勉强与之相比,沿着诺斯的逻辑,将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称之为第一次经济革命,将3、400余年前的工业革命称之为第二次经济革命,那么,今天的革命,可以与一万年前的经济革命相提并论,称之为社会革命。无独有偶,《网络社会的崛起》的作者曼纽尔·卡斯特尔也语重心长地认为“人类拥有网络…人类的历史才刚刚开始”[[3]]。也正因为此,人类要更为慎重地考虑当前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在社会、政治、管理领域。 二、金字塔型治理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治理结构 从有史以来的所有治理结构来看,无论何种领域,何种基本的决策模型,何种人来操作,金字塔型结构都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最基本治理结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长期以来的整个社会都是金字塔型结构的。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治理结构与社会结构是同构的,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治理结构与之相对应。金字塔型结构有以下若干特征: 首先,社会呈现等级分布,越往上人数越少。社会形成自下而上的不同阶层,并给每一个体根据其出身、血缘、种族、家族、地域、权力、能力等形成等级序,上层的个体在物质分配、饮食、出行、服饰、职业、社会权力、尊重等方面都高于下层。早期的奴隶与封建贵族社会根据出身、血缘、家族等先天性的因素决定等级序,古代中国隋唐后,科举制度的建立,实际增加了权力与能力作为等级排序的因素。工业革命后,西方文官体制的建立,也逐渐构建了根据能力排序的等级体制。 其次,社会的信息和资源是从下向上汲取的。等级序在社会信息与资源方面,存在着垂直方向的优先权力,下一层生产出的物质满足本层基本必要需求后,剩余产品要优先供给上一层并逐级向上传递,这导致了最高层反而拥有最多的物质产品分配权,尽管他们不直接生产和接触物质产品。而信息也是一样,社会管理的信息,从最下层逐级过滤传递到上层,将全社会的信息通过过滤后选出最重要的全局信息供决策使用。这样就形成了少数上层就可以控制庞大的整个社会的结构与能力。 第三,命令与权力是从上向下的。与信息与资源方向相反,等级社会的决策与强制的权力是从上而下的。上层拥有对下层的绝对指挥与命令权,这种权力是以不服从就实施经济、社会或者暴力惩罚为保障的。为了确保对下层的绝对控制,不同时代发展出了不同的方式,如奴隶制以强制的人身自由为约束,封建制以土地、赋税、劳役、保甲制为约束,工业革命后则以高度的生产生活资料控制为约束。通过这些方式,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能够围绕着少数上层的意志有效运转。 第四,社会上层控制着多个领域。由于资源不断从下向上汲取,因此,整个社会在权力分配、知识创造、财富占有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同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在传统金字塔型领域,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商业精英是互相重叠的。上层阶级同时占据这些领域的顶端。这种趋势在工业革命初期有所分离,资产阶级获得财富后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随之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资本又和权力牢牢捆绑在一起。知识阶层则从古代到近现代,都与权力阶层密不可分,只有上层社会才有闲暇才能研究学问,同时,上层社会也吸纳学问家变成权力拥有者,给予其社会地位与财富。 尽管如此,但是金字塔型结构同样也有很多优点和特质,使得能够在长期的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稳定存在。 首先,是简单。金字塔型的体制能够在很小的人群里就快速形成稳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在三个人的关系里,一位管理者,两位下属,就可以实现长期稳固的管理关系。随着组织人数的增加,直接管理的幅度则可以增加到七、八人到十余人。而组织规模进一步增加,只需要通过增加基本单位数量和管理层级就可以形成复杂而稳定的组织形态。 其次,是高效。金字塔型体制通过简单的信息链与命令链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公共事务的组织。几十万人的军队调度、国家税赋征缴、水利工程和防御工程修筑都可以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 第三,是稳定。金字塔型关系中,由于只存在汇报-命令-执行链,因此,任何个体都可以理解和执行。并且,即便遇到组织突然涣散的情况,由于整个社会存在下层服从上层的命令关系,即使直接上级无法找到,但在特殊情况,其他高等级阶层人员也可以指挥低阶层人员。只有遇到实在没有更高阶层人员时,才会推举出临时的管理与指挥者。 之所以金字塔结构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人类治理结构,乃至近现代以来不断涌现的技术革命与社会管理思想的进步,都真正没有动摇这种内在的结构(例如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但是其官僚体系依然保持甚至加固了这种金字塔型等级制)。是因为这种金字塔结构具有深刻的时代需要和时代现实性。换句话说,从根本意义上,金字塔型结构是为了解决落后的信息条件下,社会大规模组织的必然手段。 由于传统时代,无法解决远距离的社会直接通讯问题,同时也无法解决少数个体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困境。因此,社会就必须形成通过中心型节点来交换个体之间的信息并形成逐级处理和过滤信息并减少信息复杂度的模式。最后使得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能够传递并处理自己能力和职责范围内的信息。当然,金字塔型结构的形成,当然有统治阶层为了加强自身权力、地位与实现享乐的目的,这是从社会内部的主观因素,从社会外部来看待其组织形成的客观性要求,落后信息能力下维持全社会范围的信息处理和社会运转,是金字塔型结构长期维持的客观现实要求。 三、金字塔型治理结构遭遇的困境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人类历史上长期稳定的金字塔型治理结构不断经受着深刻的内部与外部的冲击与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 (一)金字塔型结构无法有效解决命令-信息快速传递与响应问题 理论上,在金字塔型结构下,所有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都应该逐级向上汇报并由金字塔最高层决定。因此,金字塔型结构,在当其管理的层级与组织规模相对较小,例如只有两三层时,具有较高的信息与命令传递响应能力。而其传递与响应能力则随着金字塔层级和规模的增大呈指数增加。因为当层级增加一倍时,假定每个金字塔内的部门规模不变,则的总的部门数和体系规模增加为原来的8倍(23),由于全局问题的决策还需要征求多个内部部门的意见,则其沟通的次数,消耗时间和决策效率则同样相应增长。这些都是由于传统体系下信息与管理能力手段有限的结果。 (二)金字塔型结构无法有效解决治理的适应性变革问题 金字塔型结构的优点在于其强大的稳固性,但其缺点也在于其强大的稳固性和刚性。由于金字塔内每个单元都只处理某些具体的事务,并长期专注于此。为了提高管理效率,还将连续的管理事务划分为某些具体的专业片段,并由金字塔内的某些具体部门负责管理。这种体系在静态的社会下可以长期保持其稳定性。例如漫长的农业社会和相对稳固的工业社会早期,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大量新的社会事物不断出现,导致原先的管理金字塔没有相应的管理职能,这时候,只靠调整原先的金字塔内部功能,则很难实现(因为刚性训练导致能力不足和资源不足)。只能通过新设立部门的方式解决。则又往往导致金字塔规模增长过快,整体效率进一步下降,最后又不得不削减职能人数。从历史来看,传统时代的治理金字塔始终处于这种不断增加规模以求适应又不断精简以求效率的循环振荡之中。 (三)金字塔型结构无法有效解决体系内部跨部门协同问题 金字塔型结构内部的基本关系是上下级的信息汇报-决策命令关系,而不存在水平的沟通关系,水平的沟通关系,只是负责通报情况,而不履行具体的任务职能和接受命令。因此,从最小的金字塔型结构基础而言,水平方向的沟通与协作就不是金字塔结构的必要组件。而整个金字塔型结构同样没有负责专门协调的正式架构。因此,当需要多部门协调时,实际上等于在其内部临时生成了一个管理金字塔,并由一高级别领导协调,这一结构在任务完成时取消。然而,由于这一临时金字塔存在着能力不适应、责任不明确、激励不清晰等问题,所以只能在短期内有效(如应急体制),而无法长期有效。如果需要多水平部门的长期化协作,则就会演化形成新的固化的金字塔结构组件,这就又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复杂化。 (四)金字塔型结构无法有效解决社会权力参与与分享问题 金字塔型结构始终是一个自底向上传递信息并自顶向下传递命令并执行的体系。对于奴隶贵族国家与封建王国时代,最顶层是世袭的奴隶贵族和王权,并无任何对外部的社会权力分享。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方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看起来构建了公民授权的原则,然而,由于公民数量众多和非专业化,只能依然形成庞大的金字塔型结构进行国家治理。以至于美国总统被称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西方民主最终成为精英手中的政治手段,更遑论资本在选举中的操控作用。金字塔型结构在过去的各种人类时期都无法真正解决权力参与与分享问题,因为,在传统时代,即便真正想实现人民主权,受制于落后的信息传递与处理能力,人们还是不得不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一保留的权力是定期的重新选举,然而在大量的公共事务上,依然缺乏有效的权力参与与分享。 (五)金字塔型结构无法有效解决社会多领域治理分离问题 由于传统金字塔型结构的社会中,只存在唯一与社会同构的金字塔型治理结构,这一结构同时包括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将全社会通过官僚等级化方式形成稳定的科层体系[[4]]。然而,当新兴的领域和新的治理要求出现时,传统的官僚等级化就无法提供相应的位置来容纳新的领域精英。同时也无法形成新的有能力的机构来进行治理。因为这会极大增加金字塔型结构的复杂度。农业时代,通过地主庄园制,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是基本重合的。工业革命后,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获取了政权,形成了稳固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联系。然而,二十世纪中后期,不断新兴的知识领域和新信息经济领域以及社会组织领域,都产生了大量的新的精英和治理需求,这其中有些无法通过原有等级化的体系实现权力的分享解决,有些并不需要传统的政治权力的干预和认可。原有金字塔结构同时面临着在新兴领域失效和无意义的问题。 四、人类社会的转型与治理变革 尽管金字塔型结构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牢牢占据治理的核心形态,然而这一结构在面对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引发的社会转型时,第一次遇到了严重的冲击,并可能最终实现解构与转型。其根本原因在于,新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原先传统社会必须形成中心等级科层化结构的社会存在基础,从而引发了治理结构发生同构性的变革。 (一)从中心型社会向非中心型社会转型 如前所述,由于传统社会中无法构建基于每一个体到每一个体的信息连接体制以及实现伴随着信息交换的相应的直接物质交换,因此,传统社会是通过构建从大到小的中心型散射状结构来实现整个社会的信息连接与物质交换的。对于任何两个节点的通讯而言,如远在偏远山区的个体,其信息发送是先发送到小的区域中心(如集镇),再到更大的中心(小城市),再逐级到较大的城市,再根据发送目的地逐级下降到对方相应的中心,最后抵达目的地。物质的交换也是这样的,通过从小到大,再到小的逐级的中心型市场交换实现。管理与政治架构也是如此。这些同构的中心型结构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庞大社会中的最优信息传递问题。因此,中心型社会作为金字塔型社会的水平截面,是有深刻的历史客观性的。 然而,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社会中任何两两个体之间必须要基于中介体系才能实现信息传递的困境,构建了遍布社会的致密的网络信息架构,最终形成了非中心型的网络信息结构和社会结构。目前而言,尽管人类互联网的架构也是存在层级关系的,但一方面,互联网在各国间存在着复杂的信息交换关系,形成了相对稳健的多中心的架构,包括从IPV4到IPV6的发展,都致力于打破网络体系的单一的顶级控制权,形成一种环状的非中心交换网络。另一方面,层级的网络信息交换体制,并不影响社会中任何个体之间的直接连接,光速的信息传输,使得任何个体之间的连接不需要考虑在地球上通过哪一具体层次信息路由结构。社会中每两个个体之间的交换,都是平等和高效的,也不需要第三方的人和组织体系的支撑。那么,整个社会就逐渐从中心型的社会信息结构转为非中心型社会信息结构。与信息结构相对应,在经济、社会、知识创新等领域,也会逐渐适应这种结构转型,最后影响到治理结构的同态转化。 (二)从层级型社会向整体型社会转型 当社会横向的信息联通渠道变得简单与多样后,社会通讯网络也会逐渐向纵向延展。在传统时代,社会层级与层级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信息隔离,上层社会只能通过固定的信息收集与过滤渠道,或者通过偶发的主动接触下层社会(如古代的微服私访)来了解到其他阶层社会的整体信息。这种逐层过滤的信息体制,既是一种必要的管理手段,更是低下的社会信息能力条件下的现实必然。与之相对应,社会下层的个体,则更难以接触到上层的信息和整个社会的全局信息。 然而,网络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网络构建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直接信息交换渠道,从而回避了传统时代必须要通过上一层或者专业的第三方交换信息的局面。这就导致了,所有的信息不必汇集到社会的上层管理者手中,社会自身就能够流通大量信息。并且,网络同步也形成了社会自我发布信息与交换信息的渠道,例如从最早的BBS,再到微博、微信、视频网站等,都构架了大大小小数量众多的非中心型社会信息交换体系。而这一交换信息体系,对原来社会的不同阶层在权限上都是开放的,上层阶级并不比下层阶级获取更多的信息。甚至由于上层更依赖于传统的有限的信息渠道,反而只能获取更少的信息。也就是说,社会信息的分布与掌握能力,逐渐从原先上层远高于下层,变成了上下层基本均等的现状。在整个社会阶层的任何一点,只要连接上网络,具有足够的阅读和信息检索能力和一定的推理能力,都可以得到大体相等的社会全局信息。这使得在信息分布上,社会就呈现出一种整体的信息形态。 除了信息分布的整体性,网络更构建了上下层直接的个体连接。在传统时代,上下层的分层是依赖于血缘、权力、资本等,在智力、体力上,人类的各个阶层不存在根本性的先天差距。当打通阶层的个体连接形成后,源源不断的跨阶层的信息与活动交互就会形成。原先的社会下层会得到足够的信息和教育以及工作训练,使其在后天的知识储备和判断能力上与原先的上层社会没有任何区别。社会越来越无歧视地对待不同群体,也会使得整个社会逐渐消除阶层鸿沟。整个人类社会就会逐渐重新更为密集地融合在一起。世界范围内,公正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念,将不只会停留在思想观念上,更因为互相的接触和能力的均衡,而变成现实。 当人类社会在横向完成了从中心型结构向非中心型结构的演化,而纵向完成了层级结构向整体结构的演化后,社会的金字塔型结构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相应的社会治理形态,也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型,新的治理结构形态就会自然产生。 五、从金字塔型治理到球型治理 随着新信息技术等的影响与推动,社会结构从中心等级科层形的金字塔型结构向非中心、跨科层的整体与均匀的社会结构转型,治理结构也会相应转型,这种转型的结果,从外在来看,最终会朝向一种球型的均衡结构演化。 图1 描述了从金字塔型治理到球型治理结构的演化过程。可以发现,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种立方体式整体型治理的过渡,最终形成完整的球型治理。 在第一阶段,由于社会结构在新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信息在全社会充分流动,跨阶层和跨专业的信息交换与社会活动与日俱增,基于原先金字塔型的专业等级科层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治理的需要。为了打破部门界限,促进跨部门沟通和整体政府效率的提升,通过信息化和组织重构,试图建立起广泛的内部纵向与横向联系,部门逐渐打破固定的专业分工,同时,促进上下层级的信息与人员互动,打破等级森严的严密金字塔型结构,演化形成整体治理的结构[[5]]。整体治理体系在外在会呈现出立方体的几何形态。这种立方体在内部充满了信息孔洞,有助于信息在部门间和层级间的交换。而对外,则呈现一种全方位感知的信息态势。包括公民的诉求和环境的变化等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体系之中。同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治理都被纳入到这一立方体系之中。
然而立方体型治理结构天生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具有强大的内部稳定性,这会导致,试图构建松散垂直于水平通路的组织体系,在明确任务后,很快会回到金字塔型结构,这导致整体型政府很难在长时间稳定存在。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在组织内部全向连结形成的内部张力,促使遥远的组织内间个体进一步连通和形成互动体系,社会外部新的治理要求也被吸纳进来,与原有体系融合,最终会形成一个任何一点都可以等距发起任务命令、组织临时性架构,实现多领域治理的球型结构。这就形成了治理结构演化的第二个阶段,从整体型治理结构,形成球型治理结构。 就球型治理的基本特征而言,由于球型治理是人类未来社会形态最终可能会形成的理想状态,因此其基本特征,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完善性和理想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球型治理结构的内部等距全向连结性 在球型治理中,整个内部中的所有主体,都与其它所以主体之间具有可达的连接,然后所有个体之间的密集连接,最终在整体上呈现出高度复杂完整的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的支撑下,在需要时可以形成任意形态和任意成员组成的任务型组织。球型结构更重要的还包括社会结构的等距性,也就是在治理结构中,任何一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的距离,由于网络的作用,实际上是相当的。这同时也保证了每一个体权力的均等性。 2.球型治理结构的广域性 球型治理结构,本质上将社会中的所有主体通过全向连接纳入了完整的治理体系中,因此,已经无法严格区分治理结构与社会结构。整个社会也是球状的,社会结构也是治理结构,每一个体,既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对象,所有的治理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以及各类公共服务需求都在球型治理体系之中,这可以成称之为球型治理的广域性。用静态的视角观察球型治理,可以看成从球表面每一点发起的无数金字塔型结构,共同构成了稳定的球状结构。 3.球型治理结构的动态性 球型治理结构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结构的球体。而是在多个维度都呈现出高度的动态性。首先,在球状空间内的每个主体的社会位置是持续变动的,由于社会呈现出各个维度的开放性和连接性,每个主体都可以根据自我的兴趣和努力向任何领域和社会位置移动,整体上呈现出所有个体在球状空间内的密切的互动和位置变化。社会内部不存在严格划分的等级空间。其次,球型治理结构的表面与内部也是不断互动的,球状表面的个体意味着在某一领域某一时段的该个体处于社会效率最优前沿面上,也就意味着在这一具体领域,该个体拥有更高的科学性与判断性,其可以发起治理诉求和领导治理活动。但这种效率最优随着时间和场景的变化,可能会改变,这时候内部其他效率更好的个体就会替代原有个体处于效率前沿面上,从而发起和领导新的治理活动。第三,整个球型治理的外表面也是不停在旋转的,这意味着所有的治理结构,都是相对和临时性的。 4.球型治理的的多主体发起性 与传统的治理必须要由金字塔型的治理结构内部发起不同,由于社会形成了开放均等的球状结构。因此,每一球体表面的个体(球体表面意味着那些处于各领域效率前沿面的个体)都可以在球状结构内发起治理要求,并形成动态的治理结构,从而解决某一专项问题。由于未来的社会结构中,每一个体都有可能在某一细分领域占据效率前沿面,因此,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处于在球型治理结构的效率表面。也就意味着,实际上每一个体都有可能成为某一治理活动的发起者与领导者。 5.球型治理主客体的轮转性 由于社会内部的高度动态性并推动球状空间本身的不断旋转和内部的高流动性,从而导致无论是治理的主体还是治理的对象客体,都呈现出一种不断转换的状态,同一治理主体所面对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而同一领域也在不同时间由不同的主体进行治理,主客体之间持续的在进行相对的轮转。 从以上的一些特点而言,可以看出,球型治理结构,本质上描述的是一种无差别的均等的社会状态和相应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在内部通过足够的网络化的信息连接从而保证了信息的均等分布,以及在个人权利与能力上的均等性保障了个体间消除阶层差异,并通过动态的社会内部流动机制,形成均匀混合的社会内核。这种理想化的社会状态,最终在拓扑结构上,形成完美的球状结构。因此,球型治理,实际上是基于未来社会结构和新信息技术驱动下的人类平等、正义、自由的理想治理结构的几何形态。 六、结论 本文探讨了由于新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历史转型,认为当前进行的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对社会结果的深刻改变,其意义甚至远超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影响。新信息技术产生了新的社会空间、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体,这些都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革命所没有带来的。网络所带来是社会结构内部的全向连接,从而导致了更为均等的穿透与打破传统的等级社会结构。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以金字塔型为基本形态的治理结构。人类最终会形成一种均匀、平等、自由、动态、稳定的球型社会与治理结构。这一结构将呈现出内部等距全向连接性、广域性、动态性、多主体发起性、主客体轮转性等特点。体现出人类将在新技术驱动下,进入更为公平、正义、自由的理想文明阶段。 参考文献 [基金项目]国家行政学院院级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世界治理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8ZDXM001)。 [1][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80-97. [2]何哲. 网络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形态与秩序构建[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4):64-74. [3][美]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578. [4]俞可平. 官本主义引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学反思[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3(9):52-61. [5]曾维和. 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跨部门协同——评希克斯的整体政府理论[J]. 社会科学, 2012(5):36-47。 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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