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中国传统医学
盖建民
道教与中国传统医学关系之密切程度，在世界宗教史和医学史上极为罕见。过去中国
民间有一种流行说法：“十道九医”，杏林中人也声言：“医道通仙道”。纵观道教发展流变的历程，历代兼通医术的道门名士层出不穷，同时在道教和中国医学这两个领域建功立业、彪柄史册的道教医家也不乏其人，可谓代代有之。清代陈梦雷主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特辟有“医术名流列传”，汇集自上古至明末历代知名医家1308人，其中道士出身和深受道教影响、崇尚道教的医家达129人之多。除大家所熟知的葛洪、陶弘景、孙思邈这三位著名道医外，还有董奉(汉代，与华佗、张仲景齐名，时称“建安三神医”)、鲍姑(葛洪之妻，中医史上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位女针灸家)、杨上善(隋唐道医，著有《黄帝内经太素》)、王冰(唐代道士，对《内经》作了系统整理)、孟诜与张鼎(唐代道士，著有中医史上第一部《食疗本草》)、王怀隐(宋代道士，至修《太平圣惠方》)、张伯端(北宋高道，著有《八脉经》)、崔嘉彦(南宋道医，中医脉学流派西原脉学的祖师)、刘完素(金元四大家之首)、赵宜真(净
明道四祖，刊有《仙传外科秘方》)、傅山(明末入道，著有多种医书行世)等等，不一而足。
据笔者对历代知名道医占同时代医家比率的统计分析结果，自汉末道教创兴及至隋唐五代，道教与传统医学的关系十分密切，道教医学发展迅速，东汉至五代道教医家所占比率都在20%以上，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达28.3%，表明这一时期道教医学得到蓬勃发展，道医队伍日益壮大，业已成为一支推动传统医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宋辽金元时，道教医学得到
持续发展，其中宋代道医所占比率超过10%，金元时期略低于10%，平均值仍在10%以上。及至明代，随道教发展的逐渐衰微，道教医学发展的势头也受到制约，明代道医所占比率降至7.2%，而清代知名道医人数则大大下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东汉至明末，道教医家占整个医家总数的比率平均值约10%，这就雄辩地表明了道教医学流派的客观存在及其历史地位。
道教医学是一种宗教医学，作为宗教与科学互动的产物，它是道教徒围绕其宗教信仰、教义和目的，为了解决其生与死这类宗教基本问题，在与传统医学相互交融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医学体系，也是一门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道教医学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包罗宏富、多样性的特征。道教医学是在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土壤中滋生出来的一朵奇葩，它与传统医学在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手段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受道教博采众生、合修众术的“藉众术共成长生”的修仙思想影响，道医在治病防疾过程中，不但善于运用传统医学的本草、汤液、方剂(各种膏、丸、丹、散)及针灸手段，而且能根据临床症候，灵活地应用导引、吐纳、行气、服食、辟谷、存思、按、房中、守一、制魂等内修外养之术，辨病施功，攻治病灶；而且还配合以符水、禁咒、祝由、斋醮礼仪等手段和宗教仪式对疾病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治疗和预防，导致道教医学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丰富多样性特点。
日本学者吉元昭治曾根据道教医学与现代中医学在内容上的差异程度，以现代中医学为参照系将道教医学区分为三个不同层面，即中心圆部分，如本草、针灸、汤液等，与现代中医学大致相同；中间圆部分，包括导引、调息、内丹、辟谷、内视、房中等项，是道教医学最具特色的部分，这一部分的“自力”倾向极强；外周圆部分，其内容包括符、占、签、咒、斋、祭祀、祈祷等，这一部分与民间信仰、民间疗法有很密切的关系，包括在戒律、伦理和“他力”的范围之内。这种将道教医学与现代中医学进行对比，以现代中医学为参照标准，对道教医学内容与体系进行分类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由于道教医学内容极为宏富，它与传统医学有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以现代中医学(关于这一概念目前存在很大分歧，许多人是以现代医学实即西医的眼光来使用这一概念的)为标准，只能大体勾勒出道教医学的内容与属性。所以要揭示道教医学的真正内蕴，还必须进行细致深入的微观研究。
道教医学模式是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精神信仰治疗和社会治疗于一炉的综合性、多元化医学模式。这一医学模式从人之身心内外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联、协调的视角出发，强调理身、治心与医世的统一。这一医学模式具有二大鲜明特征。其中，道教医学作为一门宗教医学，并不排斥世俗医学，而是采取积极的态度，重视并广泛运用传统中医学的药物、针灸疗法，将符咒治病术与药物疗法相结合，肯定并重视发挥药物疗法在治身(生理治疗)中的作用。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二十九《禁经》上就认为治病疗疾的救急之术共有五法，即“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主张学医者都应精通，反对偏执一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道医对世俗药物疗法始终采取的是一种较为理性的态度。道门采用符咒治病实际上是针对病人病情不能为常规汤药、针灸治愈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补充救疗措施。也就是说，道医在给病人诊断治疗时，首先选用的治疗手段是药物、针灸、只有当正常医药手段无效时，才采用符咒之术“救疗久病困疾，医所不能治者”。道教医学这种“先医药，后符咒”的治疗原则在历史上有深刻的影响，这不但为道士行医济世所尊奉，而且成为官方太医署选择、施行符咒治疗术的准则。其二，道教医学善于运用各种自然疗法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类疾病的产生不仅仅只有生理上的因素，而且与心理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主要体现为形神关系的协调一致，而人体的病理变化，则可反映为形神关系的失调。情志刺激可以导致形体活动异常而生病。所谓“因郁致病”，而生理活动的异常亦可影响情绪的变化，即“因病致郁”。道教从其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观出发，在形神关系上一般主张形神统一、身心相关。因此道教医学在疾病产生的生理基础和病理机制的认识上，虽然深受道教神仙思想、鬼神致病思想的影响，带有浓郁的宗教神学色彩，但道教医学业已认识到情态等心理因素对保持身心健康、防止疾病发生的重要性。故道门中人在追求长生久视的实际活动中重视精神摄生，强调服气炼形与修心养性并举，既修命又修性，以性命双修为修炼圭臬。落实到具体的治病祛疾措施上，就突出地表现为道教医家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当然，受宗教神学的局限，道教医家常常将心理致病因素归结为鬼魅、尸鬼注身、
三魂七魄作怪等等，其心理、精神治疗方法带有强烈的玄秘色彩。因此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鉴别，去芜存菁。
道教医学模式对现代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和启示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道教医学模式贯注着发人深省的整体把握精神，它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养生医学方法论的指导。众所周知，由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承受着比以往更大的压力；而物质的丰富又使人们也更加注重日常养生问题。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养生途径?这取决于人们对生命存在的正确认识。人之为“人”，这不仅意味着一种个体的存在，而且是在宇宙联系中的生命存在。如果我们仅仅从人的个体层面来思考养生问题，那么就必然导致方法的偏狭性。省思道教医学的基本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其富有启迪性的理念。道教医家深明其宇宙性的理则，把人的健康与疾病放在宇宙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来加以考察，从而引申出顺应天地自然的养生医疗原则，这在当今看来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道教医家在分析疾病成因时也充分注意到社会生活中那些不良干扰信号的作用，认为社会要是病了，作为个体的“人”也难于真正获得健康。“治人”与“治世”两者必须兼顾。这其中包含着广义的环境治理意蕴。而所谓“环境”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现代的角度来分析，治理社会之病，可以看作对“丑恶”现象的清理，例如扫除那些违背社会美好道德的行为，这对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来说也是有启发性的。事实上，一个社会如果精神文化程度高，良好的道德情操成为社会公民的共同追求，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人体内在的精血气液也就可以避免许多有害干扰，身心自然和谐健康。
第三，道教医家所使用的许多心理、精神疗法，如“祝由”之术，让人宣导情绪，通过反省以往的道德过错而放下包袱，这种做法尽管带有一定的神秘因素，但其所包含的“做心地功夫”的性命修行在今天依然有现实价值。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不注意道德修养也会导致身心失衡，引发疾病；要有健康的身体，也应通过道德来滋养身心。古人所谓“大德之人必得其寿”，其中道理值得我们深思。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世界卫生组织曾经给健康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全安宁的状态，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病症。道教医学强调修身与治心、养生与治国相统一，其理论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思想，我们应当以理性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对其丰富的医学内蕴加以研究与挖掘，取之菁华，造
福当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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