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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遗物的风格和分布来讨论它们的产地，白云翔先生给出两点意见：一是不同产地会形成不同的产品类型和风格；二是不同产地的产品，往往以其产地为中心而流通（专供产品、定向产品等除外），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形成以产地为中心的分布区。简言之，就是产地形成产品风格，流通形成产品分布。循此思路，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在造型或纹饰上具有共性、分布范围集中且铭文内容具有联系的成组的青铜器，来推定存在区域性的生产中心？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以下就尝试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三组青铜器的产地以及一些相关问题。 一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中，发现了多件带有“燕侯旨”铭文的铜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一对大小略微有别且内部盛放有一组酒器的铜卣，铭文内容为“燕侯旨作姑妹宝尊彝”。其中个体较大的一件高34.5厘米（图一， 1），个体较小的一件高30.8厘米（图一， 2）。此外，还有一件铭文和纹饰风格与两件卣相似的尊。这一组器物，均是燕侯旨自作之器。这种一件尊与两件大小有别的卣的组合，在陕西宝鸡竹园沟M7、M8，湖北随州羊子山M4等西周早期墓葬中均有发现，是比较常见的酒器组合。 大河口墓地发现的这一组带有燕侯旨铭文的尊、卣，整体造型和中原的铜器十分接近。盖缘及颈部饰常见的夔纹，但夔纹的构图方式十分罕见，是直接用粗的阳线勾勒轮廓，夔纹上又有与云雷地纹风格一致的阴线纹饰（见图一； 图二， 3）。这种构图与中原地区常见的，由云雷纹衬地的平面状夔纹（图二， 1） 或弧面状夔纹（图二， 2） 都不相同。 图一 大河口墓地发现的燕侯旨铜卣 1.M1︰276 2.M1︰271 图二 铜卣夔纹比较 1.曲村墓地M6210︰11 2.叶家山墓地M28︰167 3.大河口墓地M1︰276 与这一组燕侯旨尊、卣纹饰位置及风格极为接近的器物也都是尊、卣。我们逐次对它们进行分析。 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M52中发现有一件复尊，高24厘米（图三， 1） 。铭文内容为“匽侯赏复 图三 三件纹饰风格相近的铜器 1.复尊 2.髟师耳尊 3.北伯卣 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馆，传出自河北涞水张家洼的北伯卣，通高30厘米（图三，3） 。铭文为“北伯 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了一件髟师耳尊，通高25.7厘米（图三， 2） 。铭文为“隹六月初吉，辰在辛卯，侯各于耳 上述器物中，大河口M1中出土的一件尊和两件卣，因为带有“燕侯旨”铭文，自然与燕国有关。琉璃河墓地中的复尊，铭文中说受到了燕侯的赏赐，也和燕国有联系。北伯鼎出自涞水张家洼，出土地点与琉璃河燕国遗址的距离不远。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髟师耳尊，从铜器铭文来看，髟师应该是指在髟地驻扎的武装，耳是器主私名，应是这支武装的领导。“髟” 还见于与燕国分封相关的太保罍和太保盉铭文， 其中的“命克侯于匽，使羌、狸、 目前所见到的带有这种特殊夔纹的铜器，仅有上述几件。其中燕侯旨器、复尊均与燕国有直接联系；北伯卣从出土位置来看，也和燕国近邻；髟师耳尊，从铭文内容看，和燕国也具有一定联系。因此，从带有这类纹饰器物的稀少性、分布地域的集中性及铭文内容的系联来看，它们应该有共同的产地来源，鉴于它们分布集中在燕国周围，而且在琉璃河遗址中曾发现陶范，所以上述铜器很可能是燕国附近的铜器生产作坊一段时间内的产品。 二 夔纹是商周青铜器上最为常见的一类纹样，一般的夔纹，主体的躯干没有分支（参见图二）。但晋南地区发现的一组铜器上，带有一种特别少见的夔纹。这种夔纹躯干分为上下两支，身躯中部填有横置的“S”形纹饰。带有这种纹饰的铜器有如下几例。 天马-曲村墓地M6197中发现一件霸伯簋（图四， 1） ， 铭文为“ 霸伯作宝尊彝” ， 通高13.4厘米。 图四 三件纹饰相近的铜簋 1.霸伯簋 2.晋侯簋 3.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两件铜簋。 其中一件晋侯簋，器、盖同铭，铭文内容为“晋侯作田 此外，笔者在山西侯马参观时，还见到横水墓地M2158中出土的一件盉、北赵晋侯墓地M110中出土的一件西周早期的铜簋，它们的颈部也饰有这种特别的夔纹。 传世铜器中，也有4件铜器带有这种纹饰。 现藏法国巴黎塞努斯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的一件西周早期的分裆鼎（图五） ，通高18厘米；英国私人收藏的一件壶，铭文为“父癸，亚集。
图五 塞努斯奇博物馆藏铜分裆鼎
图六 纹饰风格相近的两件铜壶 1. 英国私人收藏 2～4.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藏
图七 子鼓 由于这类纹饰极为稀少，目前背景比较明确的器物均与晋南地区有联系。因此，上述流散的带有这种纹饰的4件铜器，也可能与晋南地区有关，只是它们缺乏出土信息，而且铭文又过于简略，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线索来揭示它们与晋南地区的联系。鉴于这类纹饰的稀少和分布地域的集中，这一组流散的铜器，在晋南地区生产的可能性也很大。 三 结合曲村、琉璃河遗址发现的陶范以及上述两组纹饰特殊的铜器群，可以说明在燕国和晋国附近，应该存在铜器生产中心。当然，有区域性铜器生产中心存在，并不是说诸侯国所见的铜器都是在当地生产的。目前从青铜器形制、纹样及铭文来看，也能看到诸侯在宗周参加相关的仪式之后，在当地订制铜器，之后再运回诸侯国的例子。 近年发掘的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M2出土一件荆子鼎，通高20.9厘米，重1.6千克。铭文为：“丁巳，王大 荆子鼎是商末周初常见的分裆鼎，器身的兽面纹以柱足为中轴对称分布，这种分裆鼎及纹饰构图方式在晚商到西周早期的铜鼎中都很常见。比较特殊的是，荆子鼎的兽面纹为分解式，尤其是兽面的耳朵上带有小的花瓣形纹样，是非常少见的装饰手法。形制及纹饰与荆子鼎极为接近的器物，有现藏日本泉屋博古馆、传出自北京城外的燕侯旨鼎和西安文物保护中心从该市废品回收站征集的臣高鼎。 燕侯旨鼎，通高20.4厘米，重1.9千克。铭文为“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廿朋，用作姒宝尊彝”（《集成》2628）（图八，2）。臣高鼎，通高20.9厘米，重1.3千克。 铭文为“乙未，王赏臣高贝十朋，用作文父丁宝尊彝。子”（图八，3）。
图八 形制及纹饰相同的三件铜鼎及其铭文 1.荆子鼎 2.燕侯旨鼎 3.臣高鼎 这三件鼎，形制、纹饰极为接近，应该是由相同的陶模翻制的陶范生产的，但为何三者的尺寸、重量略有出入，也应该进行说明。三件鼎中，燕侯旨鼎最重，是因为器口有一部分经修复； 臣高鼎最轻，是因为一足上端的器壁有残破。另外就是生产铜器的时候，每一件铜器都有独立的陶范，铜器器壁的厚度，是由合范时范、芯之间的空腔决定的，工匠也不能保证每次合范时芯、范的间距完全一致。因此，同一作坊生产的同一批次的器物尺寸和重量略有出入，是正常的事情。 从上述三件鼎的铭文来分析， 并不能看出它们是在哪里生产的。但是我们把荆子鼎和保尊、保卣的铭文系联之后，可以推断荆子鼎和燕侯旨鼎应该就是在宗周的作坊订制的。在随州叶家山墓地座谈会上，李天虹指出，荆子鼎和保尊的铭文可以系联。之后，李学勤、于薇、黄锦前等学者根据铭文的历日及记述的事件，详细论证了荆子鼎与保尊、保卣中涉及的荆子、太保以及东国五侯， 应是同时参加了周成王举行的一次大型典礼。 保尊和保卣（《集成》6003、5415）铭文为：“乙卯，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
图九 保尊（左） 和保卣（右） 为了明了一些，我们将相关的月份、月相、干支、史实及器物整理成表一。 表一 荆子鼎及保尊、 保卣所记相关史实
这几天发生的事件梗概大体如下。 二月既望乙卯，是周王会合四方诸侯举行 与荆子鼎极为相似的燕侯旨鼎铭文提到“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说明是旨成为燕侯之后，第一次返回宗周朝拜周王。甚至不排除，燕侯旨参加的这次朝会，就是上述荆子鼎、保尊、保卣中记载的那次周王举行的典礼。 无论怎样，燕侯旨鼎、荆子鼎、臣高鼎，它们的形制、纹饰如此接近，显然这些器物应是同一作坊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的产品。由于燕侯旨鼎和荆子鼎铭文都记载他们分别从燕、楚两地到宗周朝见周王，臣高鼎铭文则记载臣高受到了周王的赏赐，那么这三件铜器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宗周地区的铜器作坊订制、生产的。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形制、纹饰极为接近之外，燕侯旨鼎、荆子鼎、臣高鼎的铭文书体并不完全相同。从常理分析，在青铜器上制作铭文， 需要有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人参与铜器铭文的制作； 或者顾主至少要给作坊提供一个成熟的文本，然后由生产者转录在铭文模上。从形制、纹饰来看，这三件鼎应是同一作坊相近时间内的产品， 铭文书体不同， 推测是铭文文本的提供者不同抑或是分别由作坊内不同写手书写的缘故。 四 以上通过三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尝试对西周早期铜器的生产和流通进行了例证说明。 在宗周地区订制的铜器应该是在王室控制的作坊生产的。 而从上述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西周早期的晋国、燕国应该存在区域性的铜器生产中心。 前述北伯卣与燕国的铜器相似，出自曲村墓地的霸伯簋和晋侯簋的纹饰接近，而霸伯簋与大河口霸国墓地有联系。 从地理位置来看， 发现北伯卣的易县涞水与琉璃河燕国遗址距离较近； 晋国与霸国的距离也不远。这两组例子反映出这些区域性的铜器生产中心的产品似有一定的覆盖范围。这些区域性的生产中心，是在周边的诸侯国控制之下，还是在王室的控制下，也需要讨论。 目前琉璃河燕国墓地和曲村晋国墓地出土了大批西周青铜器，绝大多数铜器的造型及纹饰都与丰镐、洛邑等地出土的铜器完全相同。上文中两组与燕、晋两地有关的带有独特纹饰的铜器，其造型又与典型的周文化铜器全同；而且这两种独特的纹饰，也都是典型周文化铜器纹饰的变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这些区域性生产中心在创建的初期，与周王室在技术、资源等方面的支持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周天子与燕侯、晋侯这些姬姓封臣，是大宗与小宗的关系，而且周天子是全国最高的宗子。从目前成组的铜器铭文内容来看，大宗对铜器的制作、分配、使用，至少具有名义上的主导权；如果考虑到王室对铜器资源的控制性，青铜器与政治、祭祀等重要事项的特殊联系，那么这些区域性生产中心也应该是在周王室的直接控制之下。此外，整个西周时期，在相当大的一个区域内，青铜器的整体风格以及演变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这种现象能从侧面反映出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生产应有高于各个区域的力量在进行主导。很明显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个别诸侯国，大概只有王室才具备这样的控制力。所以笔者倾向认为，与西周王朝有统属关系的区域内的铜器生产中心，多数应该是在王室控制下，其性质可能和后代的工官相近。 从荆子鼎和燕侯旨鼎的铭文来看，诸侯朝见周王受到赏赐后，就地在宗周订制铜器。个别铜器的铭文也能反映出订制铜器需要支付费用。这种就地订制铜器的行为，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如果带有消费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王室回笼部分举办大型朝会的开支。遽伯睘簋的铭文记载“遽伯睘作宝尊彝，用贝十朋又四朋”（《集成》3763），李学勤先生认为“用贝十朋又四朋”是记录了这件簋的造价。这件簋的铭文为铸铭，很明显是在预订阶段就知道价格后，才能把造价也写在铭文中并浇铸在铜器上的。由此可知，在订制铜器之前，至少要和生产作坊的管理者沟通，按照订制产品的规格支付相应的费用。这些王室控制的作坊内生产铜器的盈余，自然也会是王室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综上，从政治、经济、宗法制度及文化发展脉络等方面考量，区域性的铜器生产中心，也应处在王室的掌控之下。这种区域性铜器生产中心的存在，既对丰镐、洛邑等全国性的生产中心主导的铜器资源配置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同时也加强了王室和诸侯国的联系，甚至还可能是王室财政收入的一项来源。 五 最后，再对几个相关的问题进行一点说明。 利用遗物的风格和区域分布来讨论它们的产地，出发点是建立在遗物自身的独特性上。但西周时期具有周文化风格的青铜器群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西周早期这一特点尤其突出。这种一致性，对于寻找铜器的不同产地很不方便。本文在论证燕国、晋国附近存在铜器生产中心时，利用的是纹饰非常少见、发现地域集中的器物来进行说明的。这两组器物，通过铭文的内容，也能反映出它们分别与燕国和晋国有密切联系。燕侯旨鼎、荆子鼎、臣高鼎三件器物形制、纹饰如此接近，而且从它们的铭文来看，都和宗周有联系。这些器物，应该是在宗周地区的作坊订制的铜器。上述这种分析方法，说到底是对同一作坊一段时间内，同一批次或者相近批次产品的一种探索，对于讨论是否存在区域性铜器生产中心比较实用，但对研究同一作坊内产品的多样性作用十分有限。 如果区域性铜器生产作坊在王室的控制之下，那么它的生产规模、产品的流通应与王室力量的兴衰有密切的联系。目前，西周中期的考古材料整体缺乏，还不能评估西周早期之后各个地域间青铜器群的差异。但从铜器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直到春秋早期，周王朝控制的各个区域内，铜器的风格依然基本一致，这一现象反映出王室依然具有相当的控制力。但到了春秋中期之后，原本相对统一的周文化风格铜器逐步裂变，到春秋晚期形成了秦、晋、楚等造型、纹饰具有自身特征的各系铜器。这一风格的变迁过程，正与周王室共主地位衰落到列国称霸这一历史进程相合。所以，虽然本文所讨论的资料年代集中在西周早期， 但大约直到春秋早期，周王朝管辖区域内的铜器生产作坊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受周王室控制的。考虑到王室实力的阶段性变化，不排除出现阶段性的地方控制下的区域性作坊，但总体趋势应是在王室控制之下。 本文的研究是从铜器的形制和纹饰出发，利用铭文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来确认铜器的生产地点。将考古发掘出土的成批量的铜器资料进行分析，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通过相关合金元素的聚类分析、铜器芯土微量元素的对比，对探索铜器的原材料来源、产地分析也都会十分有益。本文根据形制、铭文内容系联的铜器群， 来探究其是否在同一区域的作坊生产，也期待得到科学技术方面的检验。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发现与综合研究” （17ZDA218） 的阶段性成果 图文来源：《考古》2018年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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