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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说是释译，却只见译文，释在其中矣。鲁迅在留日期间发表在《河南》上的几篇文章，汪晖称之为古文，盖相区别与当时通行之文言也，余不停地查字典，证明汪言不妄，词汇多出于上古，《庄子》尤多，秦汉魏晋隋唐有之，宋以下绝少，惟此重复劳动没有太多价值，不再一一列出，尽量把原意（其实是字典的释义）用在译文里，即尽量做到通过与译文对照可以了解原文字词的今义。今译《破恶声论》的难处有三，首宗在于明知道鲁迅是现代人，他若将文章的意思口述给别人的话，必是另一番口吻，绝不会用如此难懂的古文，所以今译时就难免会串到鲁迅的白话文章里去，若换成古人则无此牵挂。其次是文章本身，对鲁迅著作的解读或理解，在专家学者那里尚争论不止，可见之难，用今译这种中学生的功课来认识鲁迅便立显单薄了，甚至有糟蹋原著的危险。好在这次在网上搜到了汪晖同志在清华大学的两次讲稿，作为原文整体理解的主干，想来不会“糟蹋”太多；再次为文章的“语气”，往高里说是气韵，今译出来总不能太像是中学生说的话才好，毕竟是一百年前的文章，毕竟鲁迅，今译太水自己都看不过去，但若全照顾气韵就不如不译，既然选择今译，结果就免不了接近敷衍与对付——聊胜于无耳。 知难而退本是我的一贯作风，但因为想读《文化偏至论》，所以还是下决心译出《破恶声论》——这似乎太不像因果关系了，只好再找补几句：读《文化偏至论》的时候，为了图省事，在网上搜译文，但这些今译一到要紧处便糊涂了（这大概就是第二个难处在作怪，说理性的文章，一字含糊逻辑就断了），只好死心塌地查字典、搜集网上资料，很快发现收在《坟》和《集外集拾遗》中的这几篇“古文”，许多词语是互见的，单读一篇，理解可能会有偏差，于是像贾金斯先生一样又去找其他几篇，最终决定将发表最晚的《破恶声论》今译出来，等于是先“抄底”看一看，自认为这样似乎可以减少一些误解。另外，与前几篇主要“别求新声于异邦”相比，这篇《破恶声论》主要是说中国的事，译起来估计会顺畅些，何况它还比较短（原文标了“未完”字样）。 译的时候又惦记着《文化偏至论》，所以两篇文章都摊在眼前，难免顾此失彼，所幸这篇《破恶声论》的终于收工了，为免自己下次看的时候起疑，将需要说明事项罗列如下： 一、原文共分四个自然段，今译后篇幅更长，故标上序号，序号下的分段纯属自作主张，没有任何根据，好处有二，一免得眼花串行，二是可以喘口气。另，今译的标点符号与原文略有出入。 二、对于因古文句式、语气及表达习惯而省略、代指的内容，按现代汉语习惯需要补全的，今译对补全的部分不另加括号。为使阅读、表达顺畅加上去的文字，一律加括号，以示区别。 三、对原文中重要词汇的今译见文后“说明”项。 四、原文中有两处整句引用了《庄子》，今译处理为：标明出处，引文用原话，括弧内加注释或今译。其他今译用原文词汇处酌情将释义加在括弧内。其他需要在今译中说明的也写在括号内，一般用“指”字开头，表示不是原文的内容。 五、备注与存疑：对今译需要说明的,在括号内标“注”字和序号；几处存疑单列在后面，今译中以**为记，以便求教。
2011年9月17日记
《破恶声论》今译 一、 “根本剥蚀，神形彷徨”，华夏之国将在其子孙的相互攻伐中自行枯槁，而举国上下听不见反对的声音，政治归于荒寂，天地如同闭合。各种蛊惑人心的言论甚嚣尘上，胆大妄为者日益猖獗，庖中投毒，砧上操刀，唯恐父母之邦不早毁灭，而举国上下听不见反对的声音，政治归于荒寂，天地如同闭合。但我并不绝望，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将来，期望聆听到智者发自心底的声音，并感受其内在的光明。这种内在的光明，足以冲破黑暗，发自于心底的声音，必然远离虚伪与狡诈。人群中有了它，就像早春发出的鸣雷，百草为之萌动，如曙光东起，暗夜就会消失。但是，不能期盼每个人都能发出这种心声，都能在内心拥有一份光明，只能期望一二杰出的先觉者，站出来做出表率，让大家看，若如此大约可以使我们免于沉沦。愿望虽很陋小，但也等于留独弦于槁梧之琴，仰孤星于秋夜之空。若连这样也做不到，只有增加叹息了。 外在的力量聚集袭来，只有须弥、泰岳这样的大山或许不为之所动，除此之外的有情之物，不可能没有反应。疾风吹过山洞、骄阳临河直射，受到风蚀日灼，自然都会发生损益变化，这是物质的本性。至于有生物，反应就会更强烈，气温升高，蚁虫就开始奔走，晚秋一到，鸣就会虫归于沉默，昆虫飞翔爬行的活动，无不因外界环境变化而改变其活动的状态，这是生物的生理本能。但人类是顶级的的生命，当他受到外界力量的触动所表现出的反抗与接纳等种种变化，虽与其他生物有类似，但又大不相同。人在春天情绪会跟着畅顺，夏天感到心情凝重，秋风萧瑟，意志又不免消沉，到了冬季又会陷入肃然思虑。人的情绪会受到时令的牵动，但天时却不会尽遂人愿，二者不免相互冲突，天时人事，皆不足以改变人的内心世界，开口出言必忠于自己的内心，如果是违背内心的话，虽天下唱声一片而不与之附和。这种声音，是充满内心的、不能自已（控制）的，是蕴含着内心的光明，是在脑海中激荡的波涛。所以，这种声音一旦发出，天下为之惊醒，它的力量或可超越万物，震荡在人世间，使人惊恐四顾，“惊恐”，正是对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的开始！声音只有发自于自己的心底，我才是我，人才开始真正认识自己；每个人都起来作自己的主人，那么，整个群体的觉醒就不远了。 如果我们像草木一样随风趋势而倒，如群鸟般从口中发出同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是没有经过内心领悟的，仅是人云亦云如同开关按钮一般，这便是草木之声、是鸟类之声，恶俗浑浊，不过如此了，这种声音只能增加悲哀，可视为更严重得荒寂。而今日之中国正处于这种荒寂的境况之中，先前政局动荡，外敌乘虚而入，战火之下，美妇自污其面以避祸，有识之士被困于冰冷的旋流；这种先前经历的屈辱伤痛依然堵塞在后人的胸间，虽不可打量其内心，但观其外表，疲惫蜷缩、蛰伏冬眠的状态，已经很久了。 到了现在，形势又为之一变，各种奇异的思想、奇异的事物，逐渐进入中国，志士们多怀畏惧之心，相继远赴欧美，准备采集其文化，纳入父母之邦。他们沐浴在清新（文化）氛围里，必有全新的感受，他们所遭遇到的思想潮流更与以往截然不同，但流淌在血管里的，依然是炎黄热血。被扼杀在内心的固有的荣耀与神彩，一旦遇到外部的刺激，便勃然怒发了。于是复古纳新，精神焕然通彻，既无限地扩张了自我意识，又能及时（将这种新思想）带回祖国，敞开闭合已久的心扉所发出的声音，其声势必壮如雷霆击物。梦中的人还在梦中，但毕竟觉醒了这一些人，国人也许是靠这些先觉者而不被灭绝，与国人能够存续下来的原因相同，中国也正是靠着这些有识之士（的呼喊）而存活到现在。虽然如此，但时光不断流失，政治荒寂的现状却仍在继续。上下求索却寂静如无人，内不见心声自发，外不见应者，愚昧且沉默，处于一种若存若亡的状态，（如此下去）恐怕就会形成一种偏见，认为受到的伤害太深了，因此会长久地枯槁下去而不能再恢复到昌盛、盛局面了，这种悲观情绪是更让人伤心下泪了。况且我还知道，这种强调困难的人是很会振振有词的。 这今十余年来（注1），受到的外侮日益加深，一些人士逐渐从睡梦中醒来，知道了什么是“国”，什么叫“人”，急公好义之心萌动，独立自存的愿望加深，各种言论波涌而来，行动也日渐多了起来。来中国游历的外国人，莫不惊讶中国维新之迅捷。国内年青的读书人，走出去接受国外的文化、制度，相仿其喜好和说话（即言谈举止），高帽西服走在大街上，见到西方人伸手相握，谈笑风生，而毫无逊色。在国内受了新思潮影响的人，也全都争相对国人提耳面命，大声疾呼，告诉他们生存于二十世纪的公民，应当是何种的状态；而听者无不首肯，尽力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唯恐落于人后，并且又天天在报刊鼓舞，出版各种书籍从旁协助，中国的文言文，虽说诘屈聱牙难于通晓，但终究还算是输入世界文明的有力工具。倘若再革新武备、振兴工商业，那么国家富强，指日可待。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准备时代”，一切事物都在发生着改变，如果把坟冢里的死人叫起来告诉给他这种变化，死人也会开口惊呼现在的筹划和议论，无不超越前人、超越古人，只有去遗憾自己死早了，这怎么能说成是“荒寂”呢？等等。如果这样看，那么今日之中国，便正是一个吵吵闹闹的混浊之世了！人在世间应该说什么样的话？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呢？是发在心底的声音，是照耀内心的光明，却都很难见到。 时局形势发生了变化，人求生的办法也会随之改变，人要担心饥寒，便本能地竞相通过各种途径去谋生，有的人便拉拽上了维新的“外衣”，用来遮蔽其自私的身体，于是乎作为工匠就去赞美自己的斧头，却把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委罪与农夫使用的犁杖（的落后）；猎户则高扬自己的弓箭火铳，却说百姓困乏是因为渔夫过于爱惜渔网了（不肯改进变革），若是游历欧洲，就偏去学习了女子束腰器具的制造方法把它带回国，再把对细腰蜂蚁的崇拜说成是文明，并宣称不能细腰的女子就是不文明的野蛮人。假使他们真的是工匠、真的是猎户、真的是束腰器具的制造者，也算是好的，试想其实际状况，并不是以上各种技能技术所比喻的那样，他们的心是荒诞污秽的，只是把从别处听到东西再从耳朵里拿出来炫耀、蒙蔽一时。因此这种声音纵然高唱声千万，附和声亿兆，也不足以破除人界的荒凉；而是在日日投下鸩毒，正在加速中国的溃败，这种增加悲哀的做法，不是比任由其荒寂下去更严重吗？故而，现在我所看好的所期待的，是在有不随从附和众人喧嚣，独具自我见解的人士，用深远而细致的洞察力，评定出世界文明的高下，向着自己坚信念的理想目标而去，像《庄子·逍遥游》中说的那样“举世誉之而不加劝（劝：努力），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愿意追随者任其来，如果是施以讥讽谩骂，使他孤立于世，也无所畏惧。这样也许就能以天光照亮阴暗，启迪国人内心的光明，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主人，不随波逐流，中国就可以站立起来。 现在，生活在被征服的文明古国里的人民，一向被我们的志士们所鄙视不屑提及，现在他们都进入自我觉醒的阶段了。他们敞开真心地呼喊着，发出的声音透射着光明，人民的精神被发扬了出来，逐渐不为强权暴力与诡诈手段所控制，而中国为何依然独自荒寂无声呢？是因为杂草拥塞了前行的道路，有识之士便难以出世吗？还是因为众声喧嚣充满了人的耳腔，因此听不到发自渊底的心声。于是就宁可闭口不言呢？可叹呀！观察历史所给出的垂示，我知道在人类的前进中需要有先驱者来为之开辟道路、为之扫清障碍，所以也一定会出现强有力的人物，然而恶声浊流如汪洋一般，就连强有力的人物也被吞没了，华夏沃土，如凄冷荒原，黄帝神在长啸叹息，种族本性散失，发自心底的声音与内心的光明，两下遥不可期。虽如此，但事情往往错在自我局限**，自己主动在江中投下一束芦苇，其希望就会大于等待别人的大船，我并不绝望，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将来，这便是写下此文的原由。 二、 总结现在人们所提的主张，按照事理去考察，借助命名给它们归类，就可以将这些主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国民”，另一类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世界人”。前者以“不如此就会亡国灭种”让人屈服，后者以“不如此就是挑衅人类文明”让人屈服。寻求其立论的源头根据，虽说都是些没有条理、没有明确目标的东西，却都是在消除人的自我意识，使人浑然一无所知，不敢与别人有所区别，个性泯灭于整个群体之中，就像是用黑暗掩盖住了各种色彩，如果不依从附和的话，就拿大众群体意志作为笞杖，打击压迫，让你不能施展抱负。过去受到仇敌的压迫可以呼吁群体来援助，苦于暴君的压迫也可以呼吁群体起来推翻他，现在个人受制于群体，还有谁会寄予同情呢？所以在民众中出现（被压制的）“独夫”，就始于今日，以少数人压制大众是过去古代的事，大众可以反抗它、可以脱离它；以大众虐待少数人却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而且还不允许少数人抵抗，大众提倡自由，而这种以众欺寡式的自由，其卑劣与空虚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人一旦丧失了自我，还会有奋起呼喊的人吗？而这种大众式自由的狂欢与嚣张才刚刚开始，尚呈方兴未艾之势。上述现在流行的两类主张，虽然或者会有相反甚至对立的地方，但它们在毁灭人的个性上却是高度一致的。总结其言论主张举其大宗来说，第一类（即国民说）的主张有：破除迷信、崇拜侵略、尽国民义务；第二类（即世界人说）的主张有：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注2）。至于他们用来捍卫其主张的坚强后盾，便有科学、适用技术**、进化论、世界文明等等，言辞间很是自负，好像牢不可破。但对于什么是科学？适用技术是用来做什么的？进化的原理和状态如何？如何来领会文明的含义？却只有含糊其辞，不能把它们一一说清楚，甚至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可悲呀！树的根和干都动摇了，枝叶还会有依托吗？难道这些人真的是随波顺流而下，不能自主，于是暂且随声附和以迷惑世人？还是自知浅薄，只为吃喝打算，不得不借此面具在天下沽名钓誉呢？名声倒是是够“丰厚”了，但给他人造成的伤害又怎么算呢！所以，要对中国今天这种混乱局面有所指责的话，就是担心这样的“志士英雄”太多了，而真正有自我意识的人又太少了。“志士英雄”，并非不好，但他们用妇人的头巾蒙面，不敢表露心声，因而神形恶浊，总给人一种病态的感觉**。 奥古斯丁、列夫·托尔斯泰、让·雅克·卢梭，他们的所作的《忏悔录》是很了不起的，是心声的自然流露。如果志士英雄们的主张原本就没什么实际内容，只是抱定牵强附会的宗旨，动辄道貌岸然地说什么利国、利天下，那么我愿意先听一听他的真心告白。但，与其让他们把自己的真实用心在人前公开，使之羞愧，还不如就此闭嘴收起他们的议论，荡涤去污垢恶浊，还大众以清新明朗，包容并等待天才的涌现，来启发每个人内心的光明，只有这样坚持走下去，才有实现人生的意义的可能，人的个性也不至于沉沦于污泥浊水。但志士英雄们是不肯闭嘴的，所以，也只好去分析、解剖其言论，以便弄清其主张的是非曲直了。 三、 “破除迷信”的呼声，在今天尤为强烈，不但时时沸扬于读书人的口中，而且聚集成大套的理论了。但皆不先说明白什么是正信；不能确立正信，就无从在比较中知道什么是迷信和荒诞了。人在天地之间，如果认识和智力还停留在混沌愚昧的原始状态，思想简陋，就不用说了；倘若人已经并不满足于物质生活，就必然会有精神上的需求。所以古印度人，看到疾风暴雨，黑云盘旋，奔雷闪电时作，就会认为是雷神在与敌搏斗，人为之震撼恐惧而生虔诚敬畏之心。古希伯来人，认为壮观的大自然，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秘，于是有关神灵降临的传说与迎奉神灵的法术便兴起了，后来的宗教，就是由此萌发孳生而来。虽然中国的志士们称之为迷信，但我却认为这是有精神追求的民族，希望脱离相对有限的现实世界，去追求无限的绝对至上的精神世界。人的心灵必然是要有所依托的，没有信仰无以支撑，宗教的兴起，是不可能停止的。回顾我们中国，向来就以普遍地崇拜万物为文化的根本，敬天礼地，有充足的仪轨定式，从发育到壮大，整然有序，有条不紊。从崇敬天地开始，逐步普及到万物，凡人类的一切思想知识学问以至于邦国、家族的制度，无不发端于此。其功效显著，大无可比**，人因此便不会轻视养育自己的乡里故土，也因此不会发生阶级（对立）；其他纵如一草一木一石一竹，均视为是含有神秘的灵性，有玄妙高深的义理在其中，而不是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物质，其所表达的崇敬与关爱广远且博大，世所未见能有与其相匹敌的。但民生多艰难，这种本性日渐稀薄了，到今天也只能见于古人的记录与本性未失的农夫；到士大夫中去寻找，太难了！ 如果有人，说中国人所崇拜的不是无形的神灵而是一个个有形实体，不是一种主宰神而是万物皆有灵性，这种崇拜与信仰就是迷信的、荒诞的，那么请问：对于无形的神灵、单一的主宰神，你如何能肯定它就是唯一的正确信仰呢？宗教的起源，本是在有精神追求的民众之中建立起来的，纵然信奉的对象有多神与一神、无形与有形的区别，但它们在满足着人的精神需求上，则恰恰是相同的。环视各种生命，详察大千万物，好像无不充满了对人生的感悟，无不蕴含着微妙的义理，这就如同诗歌的所表达境界和给人的震撼力，是多么的美妙啊！也就是现在感通神明、向往神秘的人士想的理想指地吧，而中国早在四千年前就有了呀；把它斥责为迷信，那正信这种东西有是什么呢？大约处于道德风俗浮浅的末世中的读书人，精神已经窒息，只有崇尚肤浅的功利思想，躯壳虽在，但已经丧失了敏锐的知觉（指对万物的领悟和理解的能力）。于是对于充满人生况味与有趣神秘的宗教信仰上的事情想不明白，对于自然界中物种生命的排列归属，更不放在心上，著书只为稻粱谋、俸米有望勤折腰；遇事便以自己为标准来衡量别人，因为自己没有信仰，就把别人有信仰当成了一桩大怪事，把对外吃败仗、国家蒙受耻辱这样的罪过，也全部加在有信仰的身上，制造出种种谬论来，必以尽悉颠覆人的精神寄托和神秘信仰为快事。不明白破国毁家的，从历史得到的验证来看，正多是这些这些无信仰的人，而与（有迷信习俗的）乡里小民毫不相干。“伪读书人”必须去除掉，“真迷信”大可保存下来，这才是当今的急务。 在攻击宗教信仰的言论中，自称理由充足，名声尤其显赫的就是把 “科学” 一当成衡量一切的标准的那些人，他们稍稍听到了一些关于物质上的知识，便说：“磷，是一种元素，不能叫鬼火。”略微翻了翻生物方面的书籍，就说：“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哪里有灵魂呀？”知识还不能全面掌握，便动不动用其在 “理化杂说”一类书籍中所拾取的最肤浅且多谬误的东西，来解释所有的事。他们也不想想，种种神秘的事理是千变万化的，决非一册“理科入门”所能涵盖的，用一种学科知识去攻击另一种学科的知识，不是在颠覆科学吗？意图把科学转化为宗教的，西欧已经有人这样做了，德国有一个的学者叫海克尔，是研究生物学的，他终于建立了科学与宗教结盟的“一元论”宗教学说，他认为应当另立起了“理性的宫殿”，来供奉十九世纪三位一体的女神。哪三位呢？就是真、善、美。但仍然奉行着宗教的仪式，使人改变对宗教的原有的认知，不舍弃对现世的追求，而努力进取。到了尼采，则采选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来攻击基督教，另外建立了他的“超人”理想。虽说是以科学为根据，但并没有脱离宗教与幻想的气味，尼采的主张，只为改变人的信仰，而不是摧毁信仰，其思想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但迄今为止，尼采的思想还没有被发扬光大。大致上说以现在科学所能揭示的规律，还达不到极其博大精深的程度，举着它来招徕众生，听它的人就可能会不满意；只有一种学说的首创者，他的思想学术志向操行，大都博大深邃，勇猛坚贞，其思想主张纵然被同时代人抵制，也无所畏惧，这正是才德出众的人啊！鉴于此，对只把酒饭当成行事准则，别无操守，还妄想剥夺他人信仰的人来说，虽然有“元素细胞”作为护身铠甲，但其悖谬不合事理的地方，已经是不用过多的话来解释了。我不理解的是听到这种议论的人，为何还会顶礼膜拜、不住赞颂他们呢？ 虽然这样，但还算是好的，更为卑劣的，是专有一班人致力于毁掉佛教寺院（注3）。（他们的理由是）国民既已觉悟，就应当兴办教育，而志士们大多贫穷，富人又往往吝啬，教育救国势不可缓，为今之计只有占据寺庙来教育子弟。于是先破除迷信观念，再击毁寺庙中供奉的佛像，自封为头领，聘请一名教师，总管一切事务，学校就算成立了。佛教教义崇高，凡是有见识的人都是认可的，中国对它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而要迫不及待地灭法。若说现在的佛教对增进民众信心没有作用的话，就应当先自省一下民众道德是怎么堕落的；想挽救民众道德，对佛教发扬光大尚恐来不及，为何反而要毁坏它！况且学校在中国，是何种的状况呢？教师的学力普遍很低，虽有一点肤浅的西学知识又不很明了，只能故作新学姿态，用来迷乱外人。讲古代史便说：黄帝伐什么尤，汉字尚未认全；讲地理则说地球经常会破损，但还可以修复，大地实体与地球模型尚且不能分别。学生得到这种知识，只会增加无知骄横，自命为中国的精英，没做成过一件事，高傲神气却超过了开国元老；他们的志向操行又很卑下，其目的也仅在换取功名上，靠他们在将来让中国站起来，危险啊！近来的佛教徒在修行上虽然哀退了，但比起这些学生来，起码在内心清净上还是要强很多的。 若在南方，更有一帮执意于禁止民间庙会的志士。要说农民耕作，一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有空闲了，就会举行谢神的祭祀活动，举起酒杯犒劳自己，洁净三牲酬谢神灵，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得到了愉悦。号称志士者兴起，指责乡民举行这种活动，完全是在浪费钱财和时间，于是奔走呼号，竭力遏止，还将乡民为酬神准备的财物没收充作公用。哎呀！从还没有破除迷信的时候算起，生财之道，实在没有比它来得更快的了。这是要让人精神昏浊，本性沉淀；或让人精神空虚，沉溺于对感官物质享受的追求，做的太过分了。换句话说朴素的农民，其内心纯净，却又是终年劳作，他们必定也有张扬精神的需求。因此农家便会每年举行仪式答谢上天所赐予的大福气，自己也承蒙上天的庇荫而举杯欢聚，使心身稍事休息，预备更繁重的劳作。现在连这种活动也要禁止，这是要让人学轭下（注4）的牛马呀，人不能忍受，必定会以其他方式发泄出来。况且这种自娱自乐的事，他人不应当干涉，诗人用高声朗诵来表达内心，即使暴君也不会干涉；舞者用扭曲伸展的动作来舒畅自己身体，即使暴君也不会干涉；农民的自娱自乐，志士们却来干涉；所以志士们的危害，远比暴君还要猛烈呀！ 这正如《庄子》里说的：“乱之上也，治之下也”（意思是：搞乱社会的上策，治理国家的下策，也就是常说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至于破除迷信的支流细节，还尚有许多种，举其大概，首先要算是嘲讽神话了。凡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的神话，全都拿来嘲笑，称大可作为笑料。想神话创作，来自上古时代的各部落先民，他们目睹天地间万物的神奇，就凭着想象力把它加以人格化，想象出许多古朴怪异、神奇可观的神话传说，若信以为真固然有失恰当，但去嘲笑它就太糊涂了。上古先民，有如此的想象力，作为后人当对其丰硕成就感到如何地惊叹！何况欧洲的西方文艺，多蒙受其惠泽，思想学术，因它而得到提高，达到美妙境界的，不知有多少。倘若想研究西方的人文科学，对西方神话进行研究是首先要做的事，若不知道他们的神话，就不能了解他们的文学艺术，对人家的文学艺术糊涂无所知，对期中反映的文明成果，又怎么会有所收获呢？如果说埃及是因为迷信而亡国，就把它的上古文明，全部加以斥责批判，这真是小孩子的见识，古代和现代的区别，尚且不知道，对这些人即使有一丝笑容也应该吝惜起来。 其次是借口科学，来怀疑中国悠久神话中的龙，考察其由来，其实是拾外人余唾（说外人说过的话）。这些外人只知道崇拜表面的金钱与武力，没什么内涵底蕴，见中国衰落了，就连中国的一块石、一株花，也加以菲薄，于是吹毛索疵、搜求挑取，竟然以动物学的原理，来否定神话中的龙。想龙之所以成为神物，本是我先民想象力创造，拿来作为动物学中的例证，只能是自证其愚蠢了，而我华夏同胞，贩卖这路货色是要干什么呀？或许所谓的“国民”就是如此吧，非但“无足”（够不上）惭愧，这种（指以生物学的原理来否定神话之的龙）丰富的想象力，倒更该自我发扬了。远古有印度、希腊，近古有东欧、北欧各国，从神话传说到神灵崇拜的传统，其丰富程度，别的国家是不能与其相提并论的，他们的人民天性奇伟而高远，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我没有见后世对他们有什么诟病的。只因为神话神物不能自己创造，就去长途贩运，就认为先民的想象力太贫乏了，真该“有足”（够得上）惭愧了。可悲啊！龙是国家的标志符号，而加以诽谤，我们这些固有的典章文物在世间将荡然无存了！而俄罗斯的国徽是长着两个脑袋的鹰，英吉利的国徽是像人一样相对而站的两只狮子，（这两种形象的动物同样是违背动物学之原理的）却唯独不蒙受诟病，为什么呢？只因为国势兴衰不同呀。科学原理也因此被掩盖了，金钱武力于是就填满其内心，像这样的人，能跟他说正经话吗？直唾其面罢了。现在（志士们）更要创下古今天下闻所未闻的奇事了，他们要规定出一个“正信”宗教来强迫国人来信奉，连心也要被他们剥夺，信仰自己不能做主，然而这般破除迷信的志士们，却正是这种他们所要建立的正信宗教势力的忠实奴仆。 四、 崇尚侵略的人们很像是有机体的动物**，兽性占据主导，最具奴仆性。中国的志士们为何要附属于它呢？上古先民开始只分为不同的部落族群，后来才发展成国家，划分出疆界，生于此长于此，适应天时，分享地利，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善生计，和睦相处互不攻伐，这大约是最好的状态了，但也并非做不到。回顾人类进化起始，还是微生物，从爬虫类动物到食肉类动物到类人猿进化直到现在（注5），原始本性隐伏其中，时而会暴露，于是就会有嗜血杀戮发动侵略的事发生，夺取他国的土地人口和财产来满足自己的野心；而有时又会顾及到舆论影响，便编造出许多好听的名堂来自我掩盖，经过的时间久了，便深入了人心，大众渐渐也就不知其来龙去脉了，本性跟着习惯全都改变了，虽是智慧贤人，也会被染上污秽。如在俄罗斯的波希米亚地区，素来流行一种泛斯拉夫主义，身居高位者，他们的这种愿望（指泛斯拉夫主义）和言行，只是还没有普及到乡间农夫那里，但忧思善感的诗人，内心已经被熏染了，即使是用卓越博大的思想也难以洗涤干净。这些诗人所宣扬的爱国，大都并不是用艺术的才思情致，去抒发人类的荣耀与光彩，而足以为世人所尊崇，反而是拿赞颂军队武器如何地精锐，侵占的土地屠杀的人如何地多，来喋喋不休地为自己的国家粉饰增光。到了近代，才知道人是另有本性存在的，虎狼行径，不是其首要，此风才稍有收敛。但在下层人士中，还未能摆脱影响，有远见的人对此很担忧，他们于是视战争为蛇蝎，在人间大声呼吁和平，这也是震荡在内心深处的声音，在这些有远见的预言者里托尔斯泰是其中的一个。他说人生最为可宝贵的，比不上选择自食其力的生活了，对武力侵占掠夺，必须施以最严厉的禁止。下层平民百姓没有不喜欢和平的，而上层统治者却喜欢喋血杀人。驱使人民参与侵略，丧害人民的生命，导致家室残缺，得不到庇护的惨状遍及全国，人民流离失所，这是政治家们所造的罪孽呀！怎么才能根治它呢？最好的选择是不奉命。命令出征但士兵不去集合，照样拿着农具在田里耕作，平和而快乐着；下令将他们抓起来治罪，但官吏不到，照样拿着农具在田里耕作，平和而快乐着，在上独裁者被孤立，在下臣民拒绝奉命行事，天下就太平了。但平心而论托尔斯泰的这种想法也有问题，假如全俄罗斯早晨这样做了，傍晚敌军就会到，人民早晨将武器弃于脚下，傍晚就会失去土地家园，流离失所、四散逃亡的情状，比其前一种情况（指奉命参与侵略战争）还要糟。所以托尔斯泰所说的这番话，作为一种理想是很好的，但要落实到实际行动，结果便会违背初衷很远。但，这也仅仅是就利害权衡而言，在探察了人类存在的差异性后，也应当知道这种权衡利害的想法也是错误的。 人类在进化的道路上，（不同地域不同族群）在进化程度上存在着区别和差异，有的保留了蛆虫的本性，有的保留了猿猴的本性，纵然再经过万年，也不会完全相同。即便是部分达到了相同，遭遇到一个不同的更强者，整个族群体制就会立即溃败，人的本性柔弱温和，就像是羔羊，即便是只有一匹狼进入牧场，也能将它们杀得一个不留，到此时再祈求保护，只能是后悔太迟了。所以嗜血杀戮、侵占掠夺的行径，就是兽性的爱国，人要想超越禽兽，就不应当羡慕这种兽性爱国的思想。但战争绝迹、永久和平，又一定会晚于人类的灭绝，要在地球分崩离析之后；那么军事武备的寿命，大概要与人类同始同终了。然而这样做（常备武力）只是为了自卫，避免遭受虎狼的兽性侵略，不是借此作为自己的尖牙利爪，来残害杀戮比自己更弱小的族群，要让武力为人所用，而不是硬把人变成武力的奴役，人只有懂得了这个道理，才可以跟他谈论军事，也才不至于把自己也同时置身于兽性的恶魔之中。虽如此，但观察我中国，世间这些议论，恐怕都是错的，说爱国的大有人在，崇拜勇士的也大有人在，但其志向过于强悍野蛮，他们的言论虽委身在文化层面上，口中发出的却是鹰隼掠食时的鸣叫，假使他们周身布满爪牙，如此用不尽的勇力足以拿来蹂躏地球，人性变成这样，就过于残暴了，但也还不能给这种人加上“兽性爱国”的谥号。为什么这么说呢？回答是：凡人内心的真实思想意图都会通过外在的言行表现出来，即包括了“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事（注6），而在所谓的“兽性爱国者”是不具备的，这两方面具体是什么呢？一为内心崇拜强国，二是表现为侮辱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兽性爱国者，必定出生在强大的国家，国势强盛，威力足以欺压天下，于是唯我独尊，蔑视其他国家，拿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作为种族优越论的依据，攻击弱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定要一统环球，让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成为其属臣奴仆，非此不能满足。而我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呢?人民乐于耕种劳作，不愿意离开故土，朝廷上如果喜欢向外扩张，在野人士就会发出怨恨反对的声音，凡所能够引以为荣的，是其光辉伟大的中华文明，而不是靠武力来欺凌远方的邻国，中国人对和平珍爱，世间少有。只因为和平安乐的太久了，防卫日渐废弛，虎狼突然袭来，于是人民遭受涂炭。但这不能归罪于我人民，厌恶战争、憎恶杀人、故土难离、安于劳作，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倘若全世界人的习性都与中国相同，那就如托尔斯泰所言，大地之上，虽种族繁多，国家之间差别悬殊，但各自保守自己的疆域国界互不侵犯，经过万世也不会有混乱的担忧。兽性爱国者兴起，习惯于安乐和平的人民开始感到很害怕，朝夕不保，岌岌可危无以自保，如果不排除外敌威胁，就无法自主地生活；然而这种排除只是把侵略者赶回到他们的老家去，而不是我们也返回到兽性爱国的立场，更何况是安装起尖牙锋角来伤害更弱小的孤单无所庇护的种族呢？ 而我们的志士们却不讲这些，满世界滔滔不绝的，是赞颂侵略的声音，对残暴强大的俄罗斯、德国，如同羡慕乐园一般地向往，对受阻于困境无处诉说的印度波兰人民，却以寒冰一样的冷言冷语嘲笑他们的败落。想我华夏大地饱受列强侵略之苦，已经很久了，虽未陈尸倒地，但鹰鹫早已集结而待，割地不够，增加赔款，人民也因此而饥寒交迫抛尸荒野了。从今以后，我们也应该装备起利矛坚盾，武装保卫自己，不能像臣属奴仆那样把自家珍贵封豕（大野猪）、长蛇，屡屡拿来贡献给列强。但我们武装起来只是为了自卫，不是去效仿其侵略者的做法，不是用来侵略别人的。为什么不崇尚侵略呢？要反问自己：兽性爱国我们是的敌人呀！ 对于波兰印度，那是与我华夏同病相怜的国家呀，波兰虽素无往来，但那里人民很真诚，他们同样热爱自由，凡是有真诚之心、热爱自由的人，都会同情他们的国家沦为兽性爱国者“两方面”的实验品**，人没有自己乐意当奴隶的，所以谁能不对为他们的遭遇而忧思哀悼呢？而印度与我们自古就互有交往，我们送来了大善**（指佛教），思想信仰道德文艺，无不蒙受其厚赠，即使是兄弟亲眷，还会比这更好的吗？假使这两个国家有了危机，我们应当为之忧郁难过，两国陨灭，我们当为之嚎啕痛哭，当他们无祸无灾时就向天祈祷，愿他们与我华夏永世共存。奈何今天的志士们唯独不想这些，给他们加上“自取其祸”这样的诽谤之词，难道是因为屡屡蒙受战火，久久匍匐在强权暴力的脚下，就把固有的本性都丧失了，失去了应有的同情心，内心充满了势利，于是就迷惑、谬误、无知而这样做的吗？总体上打量喜好论兵用武的人士，因为他们自己屈服于强权暴力久了，便逐渐养成了奴仆习性，（他们中）忘记本性而去崇拜侵略的最卑下；人云亦云，不敢坚持自己主见的好一些。中间还有一种这两类都不隶属的人，他们突然返回到进化为人类之前的状态，我曾经在诗歌中见识到一二，其大意是拿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散布的“黄种威胁论”引以为豪，凶猛地吼叫，妄想摧毁伦敦颠覆罗马；留下巴黎一处，以供其寻欢作乐。散布“黄种威胁论”的，虽把黄种人比作了野兽，但其想象的惨烈程度还不至于如此吧！今天冒昧地告诉我华夏的这些壮士：勇猛强健，果敢不怯敌，都是人生应该拥有的品质，但这些只为保存自己**，而不是用来扑咬无辜的国家。 假使我们自立已经很稳固了，有用不尽的勇气和力量，那么就应当像波兰的贝募将军那样去帮助匈牙利，为民族解放而战；像英国诗人拜伦那样，去帮助希腊人民获得民族独立。为了自由去帮助他们张扬精神，灭亡专制，置身参与其间。凡是他国有危难，我们都去扶持，先从友好国家开始，其次到其他国家，让世界上，享有充足的自由，两眼注视着所谓的高贵白种人，看着他们失去殖民地、失去奴仆，到那个时候所说的“黄种威胁论”才算是开始实现。但在今天，大可以收起对强权暴力的极度羡慕之心，而去宣扬自卫的重要性。醒醒吧！我华夏也是一饱受侵略的国家，难道不知道自我反省吗？
【备注】 1、十余年来：指甲午战败以来，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国内各种思潮泛滥，清王朝摇摇欲坠，对舆论失语的这段历史。 2、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关于“世界人”的论题，文中没有展开，应该是“未完”部分的内容，故没有今译。其具体所指据汪晖演讲稿，为当时流行的世界大同思想、无政府主义，否则文章就失去了议论对象， “同文字”就是一律用西文，“弃祖国”就是废除国家，“尚齐一”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以欧美白人为标准消灭种族差异。 3、乃有毁伽兰为专务：指清末“庙产兴学”事件，背景是章太炎、苏曼殊等对对汉传佛教现状的批判，如：对国家的兴亡漠不关心，对增进道德和信心毫无用处，甚至斥之为国之蠹虫（见《敬告十方佛子启》），具体行动就是“庙产兴学”，从此可见当时的鲁迅与章太炎并不完全一致，参见下文“若谓无功于民，则当先自省民德之堕落”一段及“且今者更将创天下古今未闻之事”一段。 4、轭：字书的解释是指驾车时搁在牛马颈上的曲木。但实际轭只可用于牛，驾马车时辕木和马鞍连接，拉车时脖颈用皮套具。驴拉车是脖子上用软“套引”或木“夹绊”。因找不到合适的现代词汇，仍用“轭”字。 5、人类顾由昉，乃在微生……以至今日：今译参考了鲁迅《坟》中“人的历史”一文。 6、诚于中而外见者，得二事焉：此处今译取《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一文对“二事”的表述，原文为：“这里所谓的 ‘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包括‘形式’和‘内容’而言”。
【存疑】 1、自蔵：原文出现了两次，“事多失于自蔵”，“特此则以自蔵”，根据上下文，今译有所不同，前者译为“自我局限”，后者译为“保存自己”。
2、适用之事：大约指工程技术制造业一类，今译为：“适用技术”。 3、每感人而令之病：今译为：“总给人一种病态的感觉”。上下文：“志士英雄，非不祥也，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则神气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原文并不是要否定“志士英雄”而是指责他们不敢表露心声。故“不祥”就是“不好”，直接译为 “不吉利”反而与原文本意及语气不合。“每感人而令之病”初译为：“总感觉是谁让他们得了病一般”，现在的译法等于是把原句改变成了：而令人每感之病。 4、大莫可名： 今译为：“大无可比”，从成语“大莫与京” 生剥而来，京、名都有大的义项。 5、崇侵略者类有机：“有机”一词颇为“现代” 暂译为：“有机体的动物”。 6、大祥：今译为：“大善（指佛教）”，根据是《易·大壮》：“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疏：祥，善也”，祥、详互通。但“大祥”一词又另有所指与出处：一指古时父母丧后两周年的祭礼；二是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这个“祥”又是通“详”了。
【说明】 1、心声与内曜：“心声”为现代常用词，除在需要特指时译为：“发自内心的声音”，一般不译。“内曜”：曜是照耀、明亮的意思，今译为：内心的（或内在）的光明。选择“光明”一词，除了与“曜”字义较近外，主要是为了与文中屡次提到的黑暗形成对比。 2、寂漠：语出《离骚》，具体所指见汪晖《声之善恶》的演讲稿，考虑“寂漠”与“寂寞”同音相近，今译以“荒寂”代替，不涉及具体所指。 3、向上：原文“向上”共有四处：“向上之权舆”、“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本向上之民所自建”、“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从文意看应为“对形而上的追求”，简译为“精神追求（或需求）”，即 “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 4、士：原文中有：士、士夫、士大夫、硕士、伪士等多种称谓。今译时有：读书人、士大夫、有识之士、假读书人等，具体所指需从原文议论的内容上去分别。 5、神思：汪晖演讲稿提示语出《文心雕龙》，意为“想象力”，遵此。 6、人界：“人界”一词，是作者拿“动物界”“植物界”相对应而造的一个词，放在文中特别传神，替换为“人类”等词反而无味，故沿用之。 7、大群、群：“大群”一词，指大众，民众。康有为 《大同书》戊部第一章：“何以成名誉而合大群？何以充职业而任师长？”黄人《＜小说林＞发刊词》：“果专为大群致公益，而非为小己谋私利，其小説之内容，果一一与标置者相仇否也？”（见网络《汉典》），可见“大群”一词，是当时的常用词，至少是新派人物流通的书面语。大群、群在当时有相当于 “社会”、“团体”的意思。今译为“群体”、“族群”、“民众”或“大众群体”等，不用“社会”一词，以免与现在口语的含义混同。 8、多数：直译为多数人，原文中的“多数”包含有对这种多数人“民主意志”的批判。参见作者在《文化偏至论》对“众庶”的论述。 9、灵觉：直译为敏锐的知觉，指人对事物的领悟和理解能力。互见于《摩罗诗力说》：“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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