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01年,山西永济,我含着金钥匙咕咕坠地。
我的父亲太原王氏,我的母亲博陵崔氏,都是当时的世家望族。
母亲笃信佛教,佛教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居士叫维摩诘,因此她为我取名维,字摩诘。
说来也怪,人的名字不仅会像胎记一样伴随一生,有时候仿佛是一种宿命:归去来兮,皆自于它。
我的爷爷王胄(zhòu)曾任朝廷乐官,我与他素未谋面,却继承了他的音乐天赋:从我记事起,就对音乐旋律有天然的亲厚感,仿佛那是存在于我血液中的东西。
我的母亲擅长画画,父亲工于诗文,他们都亲自陪伴教授我,我的童年很幸福,也算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琴诗书画样样精通吧。
我九岁写的诗就被人们传诵了,十七岁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收入了你们的语文课本。 可惜当年没有《诗词创作大会》,要不我早就成名了。如果我没记错,武亦姝红的那年也刚好是17岁。 “学而优则仕”,年少气盛的我当然希望自己满身才华有用武之地。
大唐是科举制,但是个人名气是加分项。与我同年出生的李白同学,就整出了很多传说提高名气;我不用。
那年我20岁,灯火辉煌的公主府内,我翩然而至,一曲《郁轮袍》奏毕,众座哗然。
就这样我轻轻松松登上了第二天的头条,满长安都在谈论我——那个“妙年洁白,风姿郁美”的少年。
21岁,我成为长安城里最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状元郎。因为我的音乐天才,做了太乐丞,也就是皇家音乐乐团的团长。 我以为我即将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却没想到人生就像过山车,随时会给你一个大转折。 因为手下看了只能在皇帝面前表演的《黄狮舞》,我完美躺枪,被贬到了济州。刚出名就被雪藏,我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我跟李白不一样,他不开心了,可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继续做他的游侠儿。
而我身上背负了太多包袱:我本就是在精英系统中成长起来的,我不允许“失败”两个字出现在我的人生字典中;同时父亲的早逝让我无路可退,兄弟小妹都仰仗着我的肩膀。
这时候母亲再一次用她的慈爱给了我力量:她告诉我“维摩诘”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没有污垢,即“净”。心清净了,自然就平静了。
年轻的我似懂非懂,只是当我不执着时,便没有那么难受了。
当时的宰相张九龄是一个正派而有作为的人,我给他写了很多书信求提拔。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回朝做了右拾遗。
但是没过多久,恩师张九龄受李林甫排挤遭贬,我终于明白:报国不是你想报,想报就能报。 天子不明,奸佞当道,对于恩师,我也只能暗写书信表达感激与同情:“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 紧接着,我被派发到了两千里之外的凉州。大漠的寥阔与清静荡涤着我的胸怀,我挥笔写下了这首:
别人边塞走一圈寻个机会立战功、求功名。但目前的朝廷已经让我失望透顶,那已经不再是我想要的。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都说四十不惑,那一年,我的好友崔希逸、孟浩然,恩师张九龄相继去世, 我独立风中,唯有静默。 我知道自己逃不掉官场的羁绊,但我要给自己的心寻找一片栖息的场所。我拿出积蓄,在辋川山谷(今陕西蓝田县西南)买了一所别墅,那里有山有湖,有林有谷。 我亲自规划每一处建筑,亲自设计每一个细节,我要把这里建成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纷争,就有算计;唯有花鸟与山水,与之对晤,我的内心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喜悦祥和。 我在竹林弹琴,有明月相伴亦足矣:
万千功名利禄,莫如雨后秋山:
寂静的山林,茂盛的青苔,自有一派蕴藉风流:
或者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着芙蓉花静静开放:
一切都是寂静空灵的,充满生生不息的喜悦。
后来母亲去世,支撑我的力量似乎被抽空了一半,几天时间我足足消瘦了一圈。我转身走进她的佛堂寻找慰藉。
这唯一的平静还是在我五十六岁时被打破了。 安史之乱爆发,我被安禄山任命为伪官,不是我不想抵抗,只是外界一切声名评价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一切来之且任之! 尽管肃宗知道原委后原谅了我,还委以我重任,但我的心已经归于山林:
61岁,我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我写了一封封书信与好友们告别,我内心安详,平静地微笑着,准备迎接一段新的旅程……
现代诗教先行者, “婷婷唱古文”和《婷婷诗教》创始人, 孩子们喜爱的家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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