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文人士大夫对生活空间的建构和对精致“长物”的追求达到一个高峰,以它们作为“雅俗之辨”的重要载体,在彰显自己身份和品味的同时,也将自身的追求蕴于其中。对于董其昌而言,他的斋室和印章,便是其毕生艺术理想的寄托之处,是他在现实世界之外开辟的另一方丹青天地。 一、斋号 董其昌筑有多处斋室,一方面,这些斋室是他进行艺术创作与鉴赏的重要空间;另一方面,斋室所冠的斋号也反映了他的艺术理想。 斋号 画禅室 “画禅”简而言之,是董其昌将自然、人生之感悟与禅学、艺术思想融汇凝萃为一体。“画禅室”是董其昌书画鉴定、创作的重要场所,斋堂内蓄藏书画名迹甚夥,诸如巨然《松阴论古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此斋名最为人所熟知,也最能体现董氏的艺术理想。 ←滑动查看下一张图片 ▲明 董其昌《画禅室小景图》册,上海博物馆藏 ▲明 董其昌《燕吴八景图》之《九峰招隐图》, 上海博物馆藏 斋号 宝鼎斋 万历三十二年(1604),休病江南的董其昌在游西湖时喜得一宝鼎,便名其藏书之所为“宝鼎斋”。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记董其昌题《宝鼎斋帖》曰:“甲辰秋,余得此于西湖,因以名藏书之室。儿子刻余真行各种书,稍称合作者为《宝鼎斋帖》。有征余书者,以此塞请,足以应酬之烦,一似永师作铁门限也。”万历三十九年(1611),董其昌在此斋中作《荆溪招隐图》。苏东坡书法《三马图赞》也藏于此斋中。 ↑滑动查完整图片 ▲明 董其昌《行书宝鼎歌》轴,上海博物馆藏 斋号 戏鸿堂 “戏鸿堂”是董其昌宅第中与书画相关的斋号之一。《戏鸿堂帖》也以保存大量古代法帖而著称,是董其昌将平生所见晋、唐、宋、元名家之法帖真迹,勒成一十六卷所得。董氏对此甚是满意,曾对人说:“宝鼎不如戏鸿,盖戏鸿刻手,颇朴兢兢,尺寸不遑,笔意俱在。而宝鼎出吴中巧匠,以意为锋,务求刻露,其于淳古之意,或反失之。” 至于戏鸿堂之得名,据董氏自述曰:“卢鸿,字浩然,亦曰鸿乙。余题《戏鸿堂帖》曰:‘飞冥易肆高,戏海书家妙。将开鸿乙堂,或免斥鷃笑。’用此事也。严君平为冥鸿,钟元常书如飞鸿戏海。又宋刘次庄有戏鱼堂帖,而浩然亦有草堂图行于世。” ←滑动查看完整图片 ▲明 董其昌《行书自书谢许使君刻戏鸿堂诗》卷, 上海博物馆藏 斋号 墨禅室 “墨禅室”之名亦浸润着董其昌以禅论书画之意。《燕吴八景图册》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身居北京的董其昌为送别友人杨继礼而作。此册题跋即书:“董其昌书于长安墨禅室中。”董氏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所作《溪山秋霁》卷亦署“苑西墨禅室”。可见此应为其于北京所用斋号。 ▲明 董其昌《燕吴八景图》册跋 斋号 来仲楼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为董其昌的挚友。董氏特意于宅第内建造“来仲楼”。这里依山傍水,幽静安谧。董其昌在其中广植松杉,又在屋右移名贵古梅百株,还筑青微亭于高斋之后,并买古墓之虬松四株,称以此代名人古画。在《来仲楼法书》后,陈继儒题:“董玄宰先生有‘来仲楼’,为余题也。两人登此楼,除法书名画别无间杂事。彦京与竹林之游累积成帖,百尺楼下容勿出之。” ←滑动查看完整图片 ▲明 董其昌《行书寄陈眉公诗》卷, 上海博物馆藏 二、用印 中国绘画与书法、印章关系密切,元代即有“诗书画印,四合为一”的说法。印要与书画作品配合使用,方能体现美感。北宋的米芾对书画用印就十分讲究,要求“印文须细,圈须与文等”,即印章要与书画作品相得益彰。董其昌也对用印颇有研究,认为“画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小印亦有之。”董氏印章有以下几种: 用印 姓名别号印 这是董氏印章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如“董其昌”、“其昌”、“昌”、“董氏玄宰”、“董玄宰”、“玄宰氏”、“思白”、“思翁”等,有朱文(阳文)白文(阴文)两种。 “董其昌印” 朱白文印 “董其昌印” 白文印 “董其昌印” 朱文印 “董其昌印” 朱文印 “董其昌” 朱文印 “其昌” 朱文印 “昌”朱文印 “董氏玄宰” 白文印 “董氏玄宰” 白文印 “玄宰” 朱文印 “玄宰” 白文印 “思翁” 朱文印 “思白” 朱文印 用印 斋馆印 斋馆印的使用,自唐代李泌始。董氏有“画禅”朱文长方印一方,“玄赏斋”朱文长方印、白文长方印各一方。 “玄赏斋” 朱文长方印 “玄赏斋” 白文长方印 “画禅” 朱文长方印 用印 职官印 董其昌中进士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由此有“太史氏”之印;董其昌担任过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故有“知制诰日讲官”白文长方印一方;他还曾任南京礼部尚书,故又有“宗伯学士”、“大宗伯”等白文、朱文印章共三方。 “知制诰日讲官”白文长方印 “太史氏” 白文印 “宗伯学士”白文印 “大宗伯”白文印 这几处斋室、几方印章,都是董其昌营造其空间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董氏泼墨琳琅、鉴赏瑰宝的日常生活之体现,更是其寄托与践行“宇宙在乎手”之画道的重要载体。 —版权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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