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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年辛巳，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 半民：商鞅的这个建议对秦国来说又是一项“千秋功业”的妙招。当时的秦魏之间，互为敌手，不仅实力相当，而且地势使他们也不能并存于世，当年，魏占有河西，没能进一步打击秦国，而是转向和赵韩齐作对，给了秦国喘息之机，而秦孝公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变法图强，充实国力。上帝给了魏国机会，它却拱手让给了秦国。现在机会给了秦国，而且被聪明的孝公君臣看到了，“因其时而乘其弊”，充分利用了魏国两败于齐的机会，趁火打劫，“首霸”的魏国从此再也没有了翻身的机会。人说：“伤十指不如断一指”魏国的四面出击就是伤人十指，并没有赢得真正意义的果实。 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趁机）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与）秦以和。因去（离开）安邑，徙都大梁。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魏惠王倒是“有始有终”，终于想起了公叔痤。） 半民：“擒贼先擒王”，商鞅作为秦军统帅，俘虏了公子卬，倒也无可厚非。可是，秦国从此以后，历代君臣总是采取这样的欺骗手段，无信于天下，弄了个“虎狼之国”的恶名，终于成了“独夫”，到陈涉、刘项振臂一呼之时，被欺骗了的整个世界再也没有谁相信他了。 兵法说：兵者诡道也。然而前面我们也看到了以“信”得名的齐桓公、晋文公、魏文侯、秦孝公，这到底该相信哪个呢？我的理解是取信于弱者以收之，欺骗于强者以胜之，不知如何？ 魏军此次的大败，不仅是军事上的战败，主动放弃河西，才是真正的大败，因为放弃河西，就意味着放弃翻身的机会，就像一个赌徒，赌输了不要紧，离开了赌桌就没有了翻本的机会了，更何况是不战而主动“献”出。从此之后，没了胆子的魏国“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日削月割，以趋于亡。”（苏洵《六国论》） 秦封卫鞅商於十五邑，号曰商君。 半民：商鞅建功立业，达到了人生的顶峰，然而物极必反，登高跌重，大难就要临头了。 三十一年癸未，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半民：佛家讲因果，也许人生真的有因果报应。商鞅推行新法，得罪最大的就是公子虔、太子嬴驷等人。现在孝公死了，商鞅失去了最大的保护伞，他们发难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商鞅逃往魏国，不知道是形势使然还是他昏了头脑，这时候的魏国早就失去了当年魏文侯的气度，只以商鞅为屡侵魏国的仇敌，怎么还会觉得商鞅是当世的大才，对这个“丧家之犬”没收而杀之，已是仁至义尽了。 为什么逃到自己封地的商鞅还要“发兵北击郑”，公子虔告你“欲反”，不过是“莫须有”、“有可能”，这下好了，谋反之罪可是坐实了。 商鞅是战死后被车裂的，目的是为了“徇”，也就是示众，说到底是为了新君立威，因为此前的秦国只知道秦有商君，谁知道有新君呢？新君诛杀前朝重臣也是立威的模式之一，以后君王效仿者多矣。 秦孝公：(前381年-前338年)，《越绝书》作秦平王，嬴姓赵氏。《史记索隐》记载名渠梁。战国时秦国国君，秦献公之子，在位24年，谥号为孝。 秦孝公重用卫鞅(即商鞅)实行变法，奖励耕战，并迁都咸阳，建立县制行政，开阡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不断增进农业生产。对外，秦与楚和亲，与韩订约，联齐、赵攻魏国都城安邑，拓地至洛水以东，自此国力日强，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秦惠文王：（公元前356—公元前311年），又称秦惠王，嬴姓赵氏，名驷，秦孝公之子，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赵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 半民：赵良所讲的固然是事实，区别的是两人的进身、为政、结果等的现象，但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商鞅是法家，讲的是制定和执行制度，不因人而异，他获得的商於之地也并非其贪，而是因为功劳，不是非法收入，孝公死而商鞅不得善终也是事实，但死去的是商鞅之人，而并不是已经深得人心的商君之法，商鞅的得罪权贵，也并不是他个人的恩怨，而是他们违背和阻碍了法。百里奚讲的是仁、德，可以算作儒家，但他做的都是具体的事务，并没有从制度上规范秦国，因而，他可以得到善终，并且“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本人是被广为称颂了，然而他死后，秦国日益衰微，河西之地失去，甚至为关东各国遗忘了。虽然他是公心，但和那位私心“谋身”的公叔痤一样的结果：虽然自己荣宠不断，但死后的魏国却是“日益衰败”。和同样变法的李悝、吴起、申不害、齐威王、赵武灵王等也不同，他们的变法和他们的国家都随着他们的结束而结束。因此，商鞅虽然身死，却是“殉道”，死的光芒万丈，所以毛主席称他为：“四千年来首屈一指的政治家”。 这岂是赵良辈所能理解的？ 百里奚，(约前726-前621)，姜姓，百里氏，名奚，字子明，春秋虞国大夫，后入秦做大夫。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又称"五羖（音：谷）大夫"，是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从市井之中换回的一代名相。在主持秦国国政期间，百里奚"谋无不当，举必有功"，辅佐秦穆公倡导文明教化，实行"重施于民"的政策，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好处，并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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