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仁宗“罪己诏”

 所谓“罪己诏”特指皇帝承认自己的过错，也即自我批评而公开发布的“诏书”。执政者“罪己”传统在中国很早就有。追溯最早的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中提及的，“禹汤罪己，其兴也?拢昏铈?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这里是把领袖人物在管理国家事务中发生失误时，能否引咎自责、也即“罪己”，当作关系国家兴旺与否的大事要事来看待的。但是禹汤“罪己”的具体情况没有保存下来，人们公认的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罪己”第一诏，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由于这位唯我独尊的帝王，确在“罪己”之后，迥然一改穷兵黩武而为“文治兴邦”的方略，确实致国家安定，致生产发展，致民力恢复，致边戍息戈，从而挽救了当时濒危的局面。所以，“罪己”之行受到肯定甚至称颂。故苏轼有“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之论。且自西汉以降，历朝多有仿效，史册不绝书记。笔者这里要谈的这个“罪己诏”，乃是北宋仁宗至和年间，在治理黄河的问题上，由于朝廷不采纳欧阳修三次抗章提出的“合理化建议”，终于导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的结果。为此仁宗皇帝被迫下达“明诏”“罪己”，便是汉武帝“轮台罪己诏”后，又一个闻名于史的仁宗“罪己诏”。

 

黄河自古多灾患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古老文明的发祥地。黄河在春秋战国以前被称为“大河”，那时，黄土高原气候温和湿润，森林植被茂密，水草丰美，河水清澈，两岸孕育了中国远古时期最早的先民。我国历史文献上最早记载的，汉高祖刘邦分封功臣时颁布的封爵辞中说：“使黄河为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此中可见黄河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

然则，由于上游广大地区气候变旱，地理更迁，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延及宋时已经是“流水一担，其泥数斗”了。再加上长期的战乱征伐和人为破坏，黄河逐渐变成一条任意泛滥、吞噬无数生灵、毁灭千万百姓家园的凶猛之河；变成一条需要不断治理而耗费国家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害河。所以，《宋史?河渠志》第一句话就说：“黄河自昔为中国患”。

北宋建国后，黄河灾患更加频繁，从建隆元年（９６０）至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凡１６７年间，仅黄河中下游（即河南、河北、山东）见于记载的决溢共达１７５次（处）之多，平均不到一年一次，有时一年多次。黄泛加之暴雨水灾，给老百姓造成不尽的苦难，如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河南连下暴雨，谷、洛、伊、?e四水猛涨，冲坏官署、军营、寺观、祠庙、民房数万间，溺死者数以万计。天禧三年（１０１９），黄河在滑州决口，汇注于梁山泺，经南清河入淮，受灾县达３２个。在黄河的多次泛滥、夺淮入海过程中，广大黄淮海平原倍受其害，河流水系和土壤结构发生极大变化。原来淮河河床深阔，顺流东南而下可直通大海，因黄河淤塞而改道滞水，也使其由“利河”变成“害河”。至于土壤结构，淮北广大平原原来主要是青黑土，土质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此时，已是黄沙层层覆盖良田沃野，农作物无法生长。后来连欧阳修自选致仕、辞世之地，美丽动人的颍州西湖，也被黄河泥沙淤为平地，不复再现。故而，如何治理黄河，求得“大河安澜”即成为从古至今历朝历代治国安民的头等要务。

 

欧阳修三察黄河

 

在相当一些人的心目中，欧阳修只是一个文人形象，似乎他只懂得游山玩水，吟诗作文。殊不知，他出自贫寒，４岁丧父，随母漂泊，寄人篱下，苦经磨励，自学成材，倍受生活煎熬，饱尝沧桑艰辛，最能体察和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与愿望。及至科考入仕为官４２年，从职秩九品小吏，而至当朝二品宰执；其一生“历九郡守”，不外江、河、淮、泗之间“三起三偾”，熟悉多种治国要务；不仅学养深厚，尤在阅历丰富。常自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表明他只是把诗文之事作为提高个人素养的“业余”活动，其大部分心血精力、聪明才智，主要是花费在察民情、理民事、思国策，谏谠言，为国为民办实事方面。因此，他不仅能知诗文，更能知政务、知军事、知外交、知教育、知农桑，甚至知百姓卖酒之难，知边民戍耕之苦……也知治黄河之水。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此理自古皆然。欧阳修之所以“独敢”对“塞商胡、开横垅”和“开六塔河”等作法提出反对意见，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由于他对黄河、对治黄不仅具备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对黄河最少有长达２４年的“三亲式”了解，即是自他２４岁起（天圣九年?１０３１）到４８岁时（至和二年?１０５５）提出“奏论”。史载他有三地考察之事可以佐证。

一、留守西京。天圣九年（１０３１）欧阳修至洛阳任留守府推官。此期间，“凡洛水、山水园林、塔庙佳处，莫不游览”。最重要是明道二年（１０３３）十月丁酉（５日），章献刘后和宋仁宗的生母章懿李后附葬于定陵，作为西京留守推官的欧阳修，赴巩县陪祭之行。恰是这次殊遇，使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在“经史”中所熟知的、令他感到无比神秘而又无限向往的黄河。

当时的巩县境内，地势凸凹起伏，山峦叠嶂耸起，自西向东刚刚冲出三门峡束缚的黄河之水，忽然又被两岸群山夹峙。汹涌的河水在山岭之间狼奔豕突，翻腾咆哮，浊浪排空之声，震耳欲聋，欧阳修为之震撼。目睹如此壮观景象，欧阳修激情飞扬，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吟诵出一首长达７０行、４９０字的《巩县初见黄河》七言排律。

这首诗写出了自己只在史书上“与闻”、今日才真正见识到的黄河之水的湍急凶猛（“我生居南不识河，但见《禹贡》书之记。其言河状巨且猛，验河质书信皆是”）。写了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禹羞父罪哀且勤，天始以书畀于姒”，“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农其利”）。写了秦汉以后的水患灾害（“历自汉唐尤为害”，“驱民就溺财随弊”）。写了三年前滑州人民遭遇黄泛的悲惨情况（“前岁河怒警滑民，浸嗽洋洋淫不止”）。写了天圣六年（１０２８）八月黄河在澶州王楚埽决口，朝廷不问灾民生死危难，两年后才开始作复口塞河的准备（“引流辟历趋故道，闭口不敢烦官吏”）。写了今年为了躲避黄河水患，朝廷采取“逃跑主义”，迁徙大名府朝城县，废除浑州五桥渡和淄州临河镇的情况（“遵涂率职直东下，咫尺莫可离其次。尔来岁星行一周，民生饱?c邦羡费”）。最后他呼吁道：“嗟河改凶作民福，呜呼明堂圣天子”！人常说欧阳修的诗文直如大“白话”，此言不虚。看这首长诗由借景抒情，转而借古讽今，进而为民“鼓咙胡”的本意，实在是一目了然的。

二、出使麟州。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四月八日，有人一再上书，请求废置麟州建制，又有知并州（今山西太原）杨偕提议将麟州（今陕西神木北）治所迁徙到岚州（今山西岚县），放弃麟州而退黄河。还有人提议废除麟州堠寨、百胜寨、清寨堡等军事要塞。麟州是黄河东岸的重要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守、是弃、是移，关系社稷安危，绝不可轻率从事。为了最后决策不致失误，仁宗决定派遣一向办事认真、敢于说真话的欧阳修赴河东路实地巡视考察，看个明白。

欧阳修立即动身，日夜兼程到麟州。他不顾千里劳顿之苦，“亲至河外相度利害”，亲临黄河两岸，考察地形地貌，询问边将戍卒，走访土豪百姓，结合当地风俗民情，权衡利弊得失，深谋守弃之计，经过一个多月深入的“调查了解”之后，于５月１６日上奏了《论麟州事宜札子》，条陈其“利害措置之说，列为四议”，一曰辩众说，二曰较存废，三曰减寨卒，四曰委土豪。其中说道：“（麟州）城池坚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设之险，可守而不可攻。以此而言，移废二说，未见其可。”他认为，“若麟州一议移废，则五寨势亦难存，兀尔州府便为孤垒，而自守不暇”。如果是那样，“是贼（西夏之敌）可以入据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夹河对岸，为其巢穴”。到那时，“沿河内郡，尽为边戍，百姓涂炭，我失其民”。他建议保留麟州建制，选用地方土豪，招募地方土民，朝廷只需派兵勇两千，足以自守麟州。欧阳修最后强调说，此为“长久之谋，御边之策”。后来，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保存了麟州，辅以黄河天险，使宋廷西部边防有了坚实保障。

三、委任河北。庆历四年（１０４４）８月１４日，也即出使麟州后才两个多月，欧阳修又被委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再一次开始了他为期一年多的黄河下游地区大考察。

当时河北的情况很不妙，内乱外患相继发生。先在当月８日契丹、西夏相攻，虚实不知；１４日又有“保州云翼军杀官吏据城起事”。危难之际，仁宗特委他巡察河北重任，欧阳修肩负着平乱、应敌、安民、与巡察“河功”的多重任务。这一年，欧阳修足迹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五省四十余州郡，其间或因体弱劳累病倒于途，或因巡视治黄现场“马坠伤足”，或因丧女遭遇感情巨创，终没能阻滞他巡察的脚步。史称他“奔走边塞，勤于政务”，也尝自谓“自承拜命，欣喜无量。而不时驰问者，诚奔走塞下，吏事丛委，迟钝不能迎解，非敢有懈”。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他还先后上达奏折最少２７件，著诗、文、表、记、铭百篇（首）；尽管如此繁忙劳累，仍一如既往地不忘发现、举荐人才。如“保举”降职密州的王果，布衣名士王安石，泽州进士刘羲叟……

这里应着重介绍一下刘羲叟其人其事。由于欧阳修时刻不忘寻求治河之策，所以，当他于庆历五年（１０４５）闰五月，在泽州发现进士刘羲叟，了解到此人“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学识渊博，注有司马迁《天官书》，更懂治黄之道，著有《洪范灾异》之书。”欧阳修大喜过望，即于当月上呈“一札一状”。“一札”为《举刘羲叟札子》：“刘羲叟有纯朴之行，为乡里所称，博涉经史，明于治乱，其学通天人祸福之际”。“一状”为《缴进刘羲叟春秋灾异奏状》，介绍了《洪范灾异论》一书的具体内容，随状缴进此书。令人惊异的是，一贯办事效率“滞沮”、“缓怠”的仁宗朝廷，竟然在欧阳修上呈这“一札一状”后不到１１天，便下达了由刘羲叟为“试大理评事”的委任状。据了解，此《洪范灾异论》一书，在后来治理黄河灾患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治河三状之要义

 

自仁宗赵桢天圣元年（１０２３）坐上皇位当年起，便“滑州决塞”。二年发生滑州、?l州水情危机。五年塞决河。六年八月，河决于澶州之王楚埽。景?v元年（１０３４）七月，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横陇埽决堤。庆历元年（１０４１）“河流自分”，筑堤护卫澶州城。庆历八年八月六日，黄河又在商胡埽（濮阳东北）决堤，缺口宽达五百七十步，河水泛滥大名府、思州、冀州等地，在乾宁（今河北青县）东北入海，形成所谓“黄河北流”。皇?v二年（１０５０）七月，黄河又在大名府馆陶县（今属河北）郭固决堤；四年正月，虽然堵住郭固决口，而河水仍然壅塞……多年泛滥，造成民间生灵涂炭情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措施乖方，违背自然规律的“奇策”，也即“修六塔之役”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先是由河北安抚史贾昌朝提出“塞商胡，开横垄，回大河于故道”。欧阳修立即于至和二年（１０５５）二月三日，上《论修河第一状》。首先他指出“聚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里余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当此天灾岁旱之时，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其一，“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国家物力匮乏，聚大众兴大役”，恐激民生变。其二，“人口流亡，十失八九，冬无雨雪，麦不生苗”，远路近路的差夫都无力赴役。其三，“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是一大役”，“凿横垄开久废之故道”是又一大役，“自横垅至海一千余里，埽岸久废顿须修缉”，是再一大役。“往年公私有力之时，兴一大役，尚需数年准备，尔今正在国力乏，民力疲，灾旱贫虚之际”，?阈巳?大役是不可能的。其四，塞商胡回故道，是“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夺洪河之正流，斡之人力而回注，此大禹所不能”。其五，“横垅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流，又亦数岁，故道已塞而难??，安流已久而难回”。何况经预算“功料极大”。

综其“五不可”欧阳修指出：“当今天下赤地千里，饥馑之民，正苦天灾，又闻河役将动，往往伐桑毁屋，无复生计。流亡盗贼之患，不可不虞。宜速罢止，用安人心”。此抗章一出，提醒朝廷，遂搁置半年不议。

没想到当年九月间，河渠司李仲昌又提出引黄河水北入六塔河“使归横垅旧河，舒一时之急”。欧阳修又于当月２１日，再次上书驳议，抗章反对。出《论修河第二状》。他认为，“黄河之所以决口，均由于下游淤塞所致”。当年“臣为河北转运使”时，看到“海口已淤一百四十余里”了，“其后，游、金、青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又致于上流商胡口决”。治理的办法，就是“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所以，他指斥贾、李二议均不足取。贾昌朝“言故道者，未祥利害之源”，未知“故道不可复”的道理，李仲昌“述六塔者，近欺罔之缪”。因为现在六塔河已经有“恩、冀”及“滨、棣、德、博数州之患”；“若全开大河以入六塔”，他预言将“其害无涯”。他还具体预算出塞商胡、开故道的浩大工程量，说明就当时人力、物力、财力的现状，根本无法完成。最后他建议：“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并不客气地说：我虽不是从事水利工作的专业人士，但可以当前面对的实际情况，来检验比较我的意见正确与否，“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验者而较之耳”。

上第二道抗章后的当月，欧阳修奉命以外交大臣的身份出使契丹。但在朝廷由于宰执大臣支持李仲昌们的主张，仁宗下诏兴工，“十二月四日，发三十万人修六塔河”。此时，偌大朝廷之上，竟再无一人对兴六塔河之役提出任何异议，致使该役实施，耗费无数，一场人为的黄河灾患，正在酝酿之中。

次年，嘉?v六年（１０５６）二月，欧阳修出使归来，返京途中，看到河北正在集中民力开修六塔河。他焦急万分，赶紧写出第三份抗章《论治河第三状》，再次强烈要求“速罢六塔之役”。此论章中提出“三说”与“三患”。“三说”曰：畏大臣说、畏小人说、无奇策说。大臣者，执政大臣富弼也，“锐意主事”无人敢持不同意见。小人者，李仲昌也，虽“利以为言，众所共患”，但由于得到宰相支持，因水患尚未发生，能拿李某怎么样呢？无奇策者，即是说大臣“用心太过，不承认自古无不患之河”，只想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幻想使河永不为患的“奇策”，试问这种“奇策”谁能拿得出来呢？“三患”曰：一患，朝廷大臣们只忙着“贪建塞河”而忘掉“谨治堤防”。二患，即使“商胡可塞，故道复归，不过一、二年间上流必决”。三患，“河流注溢，流行梗涩”，则上流也必决”。他再次强调指出：“治水本无奇策，相地势，谨堤防，顺水性之所趋尔”。他再次预言此次“功必不成，后悔无及者乎”。强烈呼吁仁宗，“特谕宰相，使更审利害，速罢六塔河之役”，消“已萌”之人祸。

宋仁宗与欧阳修尝有君臣殊遇，仁宗对欧历来器重信任，欧阳修也公忠体国。长期以来，欧阳修“知无不言”，宋仁宗亦“所言多听”。可惜这一次仁宗与宰执陈执中、文彦博、富弼等决策大臣们，贪图急功近利，违背自然规律，不纳诤言，一意孤行。

 

抗章精神留史册

 

当年四月一日，即欧阳修上奏《论治河事三状》后一个月多一点，商胡决口堵塞，六塔河修成，黄河之水自北流入六塔河。由于六塔河河道狭窄，不能容纳河水流量。当天晚上，商胡重新决口，“溺兵夫，漂刍茴，不可胜计”，“水死者数千万人”。千里河北大地顷刻间被洪流吞噬，天灾加人祸，在黄患史上写下极其悲惨一页。至于黄淮流域，也是浊浪滚滚，摧毁无数田野村落，平民百姓蒙受的灾难，更是苦不堪言。

“当月，大雨，江河决溢，京师坏官私庐舍数万”。对此，欧阳修有一段记实追述：“窃以雨水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国门，大臣奔走，?{浸社稷，破坏都城者。此盖天地之变也。臣于王城京邑，浩如陂湖，?n溺奔逃，号呼昼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数。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无以容身，缚?炻毒樱?上雨下水，?n?n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闻城外坟冢，亦被侵注，棺椁浮出，骸骨飘流。此云之可伤，见之可悯。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灾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报，无日不来，或云闭塞城门，或云?n破市邑，或云河口决千百步阔，或云水头高三四丈余，道路隔绝，田苗荡尽。是则大川小水，皆出为灾，远方近畿，无不被害”。（《论水灾书》嘉?v元年七月六日）。

六月辛亥朔，诏：双日不御殿，伏终如旧。辛末，免畿内、京东、西、河北被水民赋租。乙亥，雨坏太社、大稷坛。戊寅，遣使安扶河北。己卯，诏群臣实封言时政阙失（《宋史?仁宗本纪四》）。

六月二十九日，仁宗颁发诏书：

“?i者淫雨降灾，大水为?l，两河之间，决溢为患，皆朕不德，天意所谴，其令中外实封言时政阙失，毋有所讳”。

应当说，欧阳修治理黄河灾患的建言献策，对“开六塔河之役”的“独持己见”，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他三次力排众议，犯颜抗章，最终没有能阻止朝廷的错误决策，实在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我们历经千百年后的今天，来回顾这桩沉重历史事件的时候，感到宋仁宗一纸虚应故事的“罪己诏”已经无足轻重了，而欧阳修那种埋头苦干的精神，为民请命的胆识，舍身求法的勇气，仍然是值得人们学习的，也将对我们培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因此，特在欧阳修千年诞辰纪念的时日里，把他的三“抗章”史实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借以追怀他传之久远的诤诤心声和心系黎民百姓的黄河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