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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文笔之辨是文体学研究的首要内容。《文心雕龙·序志》:"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文章家们试图从目录、音韵和情感上对文笔作进一步的分辨。 从目录上分辨。《文镜秘府论》引《文笔式》云:"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文心雕龙》分文为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等15种，笔为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18种。《文心雕龙·奏启》:"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这样的区分并不十分完整。因为在史料中，文笔与诗笔相当，几乎是文人一切非学术著述的创作的总和，决非以上所举这些文体所能包括。 从音韵上分辨。《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札记》:"六朝人分文笔，大概有二途:其一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其一以有文采者为文，无文采者为笔。谓宜兼二说而用之。"刘勰认为，文的特点是有韵，笔的特点是无韵。他的这一观点，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镜秘府》引《文笔式》云:"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两句相会，取于谐合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在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文笔式》把刘勰的文笔理论作进一步论证，认为文由两句组成，所以容易押韵，笔是四句组成，所以不容易押韵。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范文澜注:"论文叙笔，谓自《明诗》至《哀吊》皆论有韵之文，《杂文》《谐讔》二篇，或韵或不韵，故置于中;《史传》以下，则论无韵之笔。"实际的情况是:笔也有韵。《文镜秘府》有文笔十病得失，即言文与笔都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傍纽、隔句上尾、踏发声等十种声韵上的得失。《文心雕龙·声律》:"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刘跃进说:"入梁以后，对于文学特征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许多作家已经不满足于仅从有韵等形式特征上区分文与笔的差异，因为许多应用文字也用韵"[⑤]。 从情感上分辨。文是带情感的，笔是不带情感的。《金楼子·立言下》:"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潘安仁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故知为文之难也。"萧绎极力从情感上区分文与笔。他这种理论的区分与实际创作仍有很大的距离。事实上，笔不可能不带感情。《文心雕龙·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时代志深笔长，其他朝代的笔又为何不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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